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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之以殷墟考古资料，商代不仅有常见的颜色，而且已经有了较为完整的颜色系统，这表明当时人能有这些颜色的知识与观念发生。

（一）商代的玉器、陶器等所反映的缤纷色彩世界

1.商代玉器的多彩色泽

最能代表商代众多颜色的是此时的玉器。由于构成玉器的化学成分（元素或化合物）不一，出土于殷墟的玉器颜色绚丽，多姿多彩，计有绿色（墨绿、淡绿、茶绿、黄绿），褐色（黄褐、棕褐），灰色（包括银灰色），白色（包括乳白），黄色，黑色，蓝色，红色（包括橘红色）等^[2]。

2.商代陶器的不同色系

陶器也是商代时人能够经常观察到不同颜色的一种对象。因为使用的陶土和所添加的掺杂物不同，造就了不同性质和不同颜色的陶器系列。殷墟出土的陶器，按其质料不同可以分为泥质灰陶、泥质红陶、灰砂灰陶、夹砂红陶、白陶、硬陶和釉陶等。泥质灰陶颜色有深有浅，深灰色为主，色泽均匀。泥质红陶早期呈橙黄色，晚期呈砖红色。夹砂灰陶多呈灰褐色或深灰色。夹砂红陶多呈红褐色。白陶有纯白色和乳白色。硬陶呈淡灰色或褐色。釉陶则颜色丰富多彩，以深浅不同的绿色常见，有黄绿色、浅绿色、深绿色、浅灰色、绛紫色等等^[3]。

在殷墟考古材料中，一些大型墓葬往往出土白陶。著名的殷墟考古学家李济先生在系统研究了殷墟所出白陶之后，认为这些白陶显然是用作祭器，其地位甚至比青铜器还重要，于是他认为传统文献中“殷人尚白”的记载，以及后世阴阳五行家对此颜色与方位的系统观念，可以由商代白陶的尊贵得以证明^[4]。关于白陶的具体问题，详见下文。

（二）殷墟考古中发现的彩绘及其颜色搭配

在殷墟墓葬的考古发掘中，往往会发现一些在木质器物上的漆器彩绘，或绘在布帛之上的彩色画幔，还有一些是直接保留在墓道墙壁或残存土块上的绘成的壁画。这些彩绘往往就由多种色彩描绘而成。

1.商代墓葬中的多彩壁画

多彩壁画多出现在大型墓道或墓室内。例如，l934年考古工作者在发掘殷墟侯家庄西北冈HPKM1001大墓时，于正室北西壁上发现一片雕刻的纹饰，全部涂红色，图案点线中镶嵌野猪牙；从一些红底黑线的油漆脱落层推论，木室的顶上原来也有彩绘^[5]。木椁的四壁也常有彩绘图案。

在殷墟大司空村第一区的SM116带一条墓道，在三级台阶上有朱、黑色的彩绘，图案已不能辨识。这是某种器物或画幔的印迹，还是直接绘在台阶上，不易断定^[6]。发掘大司空村SM301墓时，在距离墓口深约1.2米处，发现一块“花土”，这其实是一块画幔的遗留痕迹，原布色黄白相间，上面的纹饰为黑色线条勾画^[7]。197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在小屯村北发掘了两座殷墟第四期的建筑遗存，其中F11是一座地穴式房子，里面出土了一块壁画残片，上面绘有红、黑两种颜色的花纹图案^[8]。

殷墟之外的商代其他考古学遗址也有这样的彩绘壁画发现。比如山东滕州商代晚期墓M4和M3，二层熟土台上保留了部分彩绘图案。M4的整体图案已经不太清楚，但仍可看出赭、朱、黄、黑、白多种颜色遗迹；南侧台面的东头，有黑色构成的两行交错的三角形，其两侧又连着红、黄两色组成的六个小方块，相对成行，每个方块以赭色勾边，中间以黑色点眼；台的西边有黑色勾出的两行交错三角形，彩绘面厚约2厘米。出土物中包括镶嵌用的蚌片，原来可能用作朱漆木器的装饰。这两个墓出土的棺面都绘着彩，出土时仍鲜艳；棺底还铺着厚厚的一层朱砂^[9]。

2.多彩皮画或帛画

在一些皮质或布帛质料的随葬物上，也往往有彩绘图画作为装饰。比如在殷墟侯家庄西北冈大墓HPKM1004南墓道出土了一件作为武器装备的“皮甲”之残存痕迹。从留存的现象看，这些皮甲原来绘有彩色图案。其中的一件，上段沿边缘饰纹一周，两旁是串菱纹，夹在中间的是卷须纹，之间的平行线，红白相间；下段不清楚，纹样之间的颜色搭配，有黑、红、黄、白四色相间的，也有黑、红、白三色相间的，还有黄、白或红、白两色相间的^[10]。

与此相类似的，是西北冈大墓HPKM1217中出土的一面鳄鱼皮彩绘木鼓，皮面绘红色螺旋纹；鼓身涂满棕红色，两端各饰五条平行周带纹，由外向内数，第一、三、四、五带稍窄，为红色；第二带稍宽，黑色；在五条周带以内，又有一道三角波浪纹，红绿相间；两周波浪纹之间，又有横行的数条绿色波浪纹；鼓身中部为饕餮兽面纹^[11]。再有，HPKM1003大墓也出土了一组很有意思的彩绘盾牌。器的两面都有图案，虽然剥落比较厉害，仍可看出大概的纹饰；甲面为白底，一对侧身的立虎，全身黄色，躯干及两足饰白纹，耳，眉，眼黑、白、黄色相间，看上去十分生动；乙面为红、黄、黑相配的方和圆几何形图案^[12]。

由考古资料显示，当时更多的彩画应该是描绘在布帛质料上的帛画。这些绘有彩画的布帛用在葬式中或用作随葬品，故能保存到后世今天。比如在殷墟西区墓地M1052的人骨架上，有数层彩绘布帛，这些所谓的裹尸布，厚达3～4厘米，其上绘有似蝉的彩色图案，以红色为底，黑线勾出轮廓，并用白色或黄色填充画面，图案纹饰复杂^[13]。

在殷墟墓葬的二层台上，也常常可以见到清晰的编织席纹和彩绘布纹。比如在武官村北地墓葬84M259的二层台西北角和东南角，发现两片彩绘布帛织物痕迹，可能是作为棺材上覆盖物的麻织品，也是红色为底，其上有黑、白、黄三色绘成的几何形花纹^[14]。

安阳市文物工作队在发掘殷墟戚家庄东269号墓时，在椁顶二层台上，发现了一件大型丝织彩绘，虽然已经腐朽，还可以看到丝织网络和镶嵌物，图案有点像饕餮纹，红色施底，间有黑、黄色；同一墓里的椁室也漆有黄、黑、白三色，漆皮厚1.5～2厘米；棺木绘朱红色^[15]。

3.多彩木器漆画

商代的漆木器已经很发达，常用整木雕成，然后上漆彩绘，纹饰图案也极丰富。殷墟出土的墓葬中的棺椁、木室等木器，也大都表面绘成彩色的几何形图案，颜色有红、黄、黑、白等，有的则涂以朱砂^[16]。殷人土葬多用木棺，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绝大多数棺木都腐朽掉了，很难断定棺木的具体形制和用料。不过，我们仍然可以从一些遗存推测，不少木棺是上有漆料的；有时还绘着红、黑、黄、白的图案。

比如，1934年发掘西北冈1001墓时，曾在木室顶面层上发现不少所谓的仪仗器物。其中一件雕刻的一头二身蛇形器，全体涂朱红色。另有两件“虎杆”，两头饰虎纹；由鼻尖沿虎背上至尾端为白色带，虎身粗凸出来的花纹亦为白色，其余部分为红色，虎口间的舌片为朱红色。还有一圆形器，带刻纹兽面，沾满红色；在此器的南面，有一长方形印迹。面微弧凸，刻有纹饰，染红色；附近还有二圆形印迹，装饰为同心圆，分为三区，中央和边缘黑色，夹一条红色带。这可能是盘子之类器物留下的印痕。其他一些战车干盾之类的器物也多绘有红、黑、白色的图案。比较奇怪的是一些石刀上除了红色外，还有绿色线条^[17]。

1953年发掘大司空村时，在墓葬出土的木板痕迹的上下，时常见到红色和黑色，有的是图案组合。其中M143，在红色底子上，绘着黑白相间的三角形花纹，出土时颜色鲜艳^[18]。还有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中，不少木棺绘有三角形、圆圈、点和其他几何形装饰^[19]。另外，虽然木棺常有彩漆，具体用的颜色并不完全一样。如大司空村SM105墓所见的彩绘由红黑构成；小屯西地GM215墓的彩绘有红、黑、黄三种颜色，见于墓底板灰^[20]。妇好墓出土木棺残片上有黑白相间的漆皮，而且可以看出是多次髹漆而成^[21]。再如197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在小屯村北发掘了两座殷墓；M18的椁板绘漆，漆皮厚0.6厘米，从漆皮断面看，以红漆为主，间有黑漆，多次髹漆而成；M17的椁板也是红黑漆相间，还雕刻有龙纹^[22]。1984年发掘的殷墟M260，在墓室填土中发现了一块彩绘木板^[23]。1990年发掘的郭家庄160号墓，棺、椁上都涂有数层黑、红、白漆^[24]。

在商代考古中发现的颜色，多以红、黑、白、黄为组合搭配，其中以红色最为多见和突出。比如在殷墟侯家庄西北冈1001大墓（HPKM1001）“木室”顶面，发现有17处木雕彩画，在这些雕刻纹上大多涂有红色^[25]。在殷墟武官村大墓出土的一块刻纹精细的木雕，也涂成红色^[26]。殷墟发现的漆器，比如豆形漆器和漆盘，也都是以深红色和朱红色作底^[27]。在殷墟侯家庄西北冈1550大墓（HPKM1550）的翻葬坑中，出土一件残损的蚌质调色器，残长3.03厘米，深0.7厘米，现存形状，俯视似一残缺一耳及大部口缘的“耳杯”，内表染有鲜艳的朱红色^[28]。在殷墟妇好墓（M5）中出土了一个玉质调色盘（M5：315），长11.8厘米，重84克，造型轻巧，盘后端两面均雕刻有鹦鹉纹，有钮可以悬挂，盘底染满朱砂^[29]。1977年在发掘殷墟西区墓葬时出土了一个葫芦形漆器，呈朱红色^[30]。

（三）殷墟考古中发现的调色器及颜色实物遗留

殷商时代的美术作品，如今偶能见到，正如前述。那么制作这些早期绘画的工具是什么，用的是什么样的画笔，如今已经不得而知。但是在殷墟考古发掘中，经常能够见到所谓的调色器，也为复原这一时代色彩系统，研究颜色生产工艺，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

1.商代遗留下来的各种各样的调色器

早在1928年殷墟考古发掘初期，董作宾先生在发掘小屯时，发现了二百多版涂朱墨的甲骨片，并在一个甲骨坑里同时发现了朱砂粒和一把骨制小铲，一端还沾有朱砂，原当为调色器^[31]。这是殷墟最早发现的调色器。不过，殷墟发现更多的所谓调色器，多是一些造型独特的器物，一般带一至五个筒眼不等，为方形、圆形或动物形；陶质、石质、青铜都有。

在殷墟侯家庄西北冈1001大墓（HPKM1001）的翻葬坑中曾经出土一件石质调色器，通高7.58厘米，管内径1.67厘米，精巧别致，下部如圈足而实心，上部有四个略微高起的圆管，其中三个已残，推测至少可以调四种颜色^[32]。西北冈1500号大墓（HPKM1500）出土的一件大理石质牛首舟形盘，也当为调色用具。出土器物中还有不少用途不明的陶质箕形器，可能也与调制颜料有关^[33]。

上个世纪30年代，在殷墟小屯也曾出土过两件圆形陶质的调色器，一件带四个洞眼，另一件上面有五个洞眼，洞眼内都存留有黄、绿、白色颜料，李济先生曾对它们作专门研究，列为类（210式）^[34]。

50年代在殷墟大司空村发现一件陶制的调色器，只有两个洞眼^[35]。70年代在妇好墓中也出土了类似的制造颜料用的器物：一套大理石和玉质的臼杵，出土时沾满朱砂；另外一件玉制调色盘，也染有朱砂痕迹。妇好墓还出土的一件石雕，鸟头人身，背部有一圆眼，可能也是调色器^[36]。

除殷墟考古发掘的发现之外，在传世的商代器物（传出自殷墟）中，也多见这种调色器，也多为动物造型。比如瑞典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博物馆藏有一件类似的陶质箕形器，就是一件造型颇为别致的调色器；该馆还藏有一件大理石质调色器，兽头，素面，上有四个洞眼^[37]。上个世纪50年代金匮室主人陈仁涛先生曾经发表的几件商代石雕，第一件为鱼形，背上有一个洞眼；第二件为牛形，背上有三个洞眼；第三件为骆驼形，背上有四个洞眼。陈氏当时不知道这些石雕的用途^[38]。其实，它们最可能是调色器。

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现为赛克勒博物馆）藏有两件调色器，一件为大理石质，牛首，素身，上有四个洞眼。另一件动物造型的青铜调色器，兽头，四端为四个圆筒，下部变细，作四足；器身饰龙纹，从花纹形制可以定为商代晚期；上面有五字铭文，郑德坤释读为“义子图庐考”，他认为商代把调色器称为“图庐”^[39]。

英国牛津大学东方艺术博物馆收藏品中也有一件青铜质地的调色器，原为温伯格旧藏，鸭首，素身。美国圣路易斯艺术博物馆藏有一件，原为兰伯格·戴维斯旧藏，牛首，蝉纹，四个洞眼。郑德坤自己也收藏有两件青铜质调色器，方形，空心，四端为四个圆筒，底部缩小为四立足；其中一件带铭文“京册”。加拿大皇家多伦多博物馆藏的一件青铜调色器，也是四个圆筒足，形制相近。类似的调色器也见于西周时期，端方旧藏中的一件，怪兽头，饰有蝉纹，有四个洞眼；带铭文“子龙共”；造型风格为西周^[40]。50年代《文物》著录了一件青铜调色器的线图，三角形，有三个圆筒，蝉纹，定为西周，但未著出处^[41]。

2.调色器中遗留的当时颜料

最珍贵的是，一些调色器洞眼内还存留有各种颜料的沉淀物，为我们研究商代的颜料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比如殷墟小屯曾出土过两件陶质的调色器，圆形，一件带四个洞眼，另一件上面有五个洞眼，洞眼内都存留有黄、绿、白色颜料^[42]。

一般认为红色是朱砂，黑色就是碳素，棕色可能是朱砂中掺入了其他的成分。上个世纪30年代，甲骨收藏家白瑞华（R.S.Britton）与伯纳提·皮期莱（A.A.Benedetti-Pichler）合作，在美国首次对甲骨上涂抹的颜色进行了化学分析。他们的结果肯定了甲骨上的红色确为朱砂；黑色就比较复杂，不同的取样，结果也不一样；有的肯定是碳素，但也发现了有机物因素；他们推测，里面甚至有可能掺入了浓缩的血液^[43]。

牛津大学考古实验室50年代曾经对郑德坤收藏的一件调色器（即带铭文“京册”的那件）中残留的颜料做过分析，结果与白瑞华、伯纳提·皮期莱早年的实验大体相同：白色物为氧化或碳化钙；黑色物为炭黑或石墨；红色物为氧化铁；绿色物为铜矿的混合物^[44]。

目前关于这些商代遗留的颜料，还没有更新更权威的鉴定结果。从这些早期的鉴定结果来看，商代颜料多为源自于矿物质的自然颜料；同时也显示了当时颜料的制作，还处在一种直接利用自然矿物质的初级阶段水平。

（四）人骨涂朱及甲骨上的朱书墨书与涂朱涂墨

除了彩色绘画之外，殷商时人的颜色运用，还有偏重单色的地方。这主要表现在一些墓葬仪式中的涂朱和铺撒朱砂，以及在占卜甲骨和玉石器上的朱书墨书等。

自1928到1937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河南安阳殷墟遗址进行了15次考古发掘。整理者在清理这些发掘材料时观察到许多殉葬墓中存在一种现象：不少人骨上涂有颜色。在修建墓室与椁室的过程中，也有不少在墓底铺撒朱砂，或是将朱砂涂在棺木上的情况。

例如，属于乙七基址的北组墓葬为一组有内在联系的车马葬，一共有5辆车，198人。车队前的25名全躯俯身葬，人骨上均有红色。车队右边有27座无头殉葬墓（石璋如称为“馘墓”），共125人，其中约21具人骨带有红色^[45]。中组墓葬约378人，其中约百余具人骨带红色^[46]。这些人骨上的红色是如何涂上的，现在很难知道了，但很可能是从殉葬者身穿的红色服饰染来的。石璋如认为北组殉葬墓是有一定等级的：一等有1人，二等4人，三等21人，四等100人；这从人数上看跟《周礼·夏官·司马》所记载的四等兵制接近；而第一等到第三等的人骨上染有红色，可能跟他们的地位服饰有关。

从1958到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掘了著名的安阳后岗圆形祭祀坑。除了陶器、玉器、骨牙器和青铜器等物品外，共发现73具人骨，分埋成三层。第一层25人，骨骼上都带有一层鲜艳的朱砂；第二层29人，多数人骨上亦有朱砂痕迹；第三层19人，未见使用朱砂^[47]。这批人骨有男性和女性，包括青壮年、儿童和婴儿。这些人骨架上的朱砂，有可能是直接抹刷到身体上，或是撒在墓中的。例如，第一层靠东侧的一具人架，侧身屈肢，全身都涂有朱砂，这不像是从衣服上沾染来的。这种在人骨身上涂刷朱砂的现象，可能有某种特殊的意义。

2.甲骨朱书墨书及涂朱涂墨

在殷商晚期王室占卜所用的龟甲兽骨之上，往往也能看到使用颜色的情况。殷人占卜用的甲骨上所能见到的颜色使用痕迹，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是用毛笔书写的甲骨上的书辞，朱书墨书都有，初步统计有二十余件^[48]。这里还应该提到，占卜甲骨上朱书墨书文字之外，在殷墟墓葬中还发现了不少写有朱书墨书的玉石器^[49]。比如小屯M18墓出土的一件玉戈，援上也有用毛笔写的朱书文字7个^[50]。1969～1979年殷墟西区墓葬中出土的一组石磬上还有白色的动物纹绘^[51]。这些甲骨或玉石器上的朱书墨书文字，往往是一些记事性质的文字。

另一种情况是把颜色涂抹在契刻好的卜辞上，涂抹所刻文字字口，有时刻兆中也涂填颜色，现在用肉眼能看见的有红、黑和棕色。最有意思的是一些武丁时期的龟甲片，朱墨色共见一片，但往往大字填朱，小字涂墨，不知何意。比如著名的《甲骨文合集》6057（正）片、《英藏》810（正）片，就是大字涂朱的典型。

从以上这些大多数来自殷墟考古发现的颜色，可知殷商人们的世界是多姿多彩的。我们可以想象，当时人们不仅身上穿的衣服是染有颜色的，他们使用的器物也多绘有彩色图案，特别是漆器之类。甚至他们住的房子尤其是贵族们居住的豪华宫殿，也是饰有彩绘的，虽然这样的遗存保留至今者极为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