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车的发明与运用之前，夏代已先有了“以人挽车”的辇，也可能已经先有了以牛驾车的历史，而这项以牛驾车的发明权也是商族先公的专利。

文献中有所谓“王亥服牛”的记载。

胲作服牛。（《世本·作篇》）

王冰作服牛。（《吕氏春秋·任数》）

胲、冰之外，王亥在文献中又作振（《史记·殷本纪》作“振”）、核（《索隐系本》作“核”），甲骨文、《山海经》中作王亥。服牛即为使牛服车役。《山海经·大荒东经》：“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仆牛即服牛，意为王亥以牛车前往有易，结果有易、河伯杀王亥而夺走了王亥所乘牛车。服牛、仆牛，《考工记》又称之为“牝服”。清人陈奂云：“牝即牛，服者，负之假借字，大车重载，故谓之牝服。”《尚书·酒诰》云：“肇牵车牛，远服贾用。”《诗经·小雅·大东》云：“睆彼牵牛，不以服箱（箱指车厢）”，皆谓以牛曳引车。

服牛，王国维先生依传统说法认为是以牛拉车^[92]。而陈梦家先生认为“服牛”是“始牧牛羊”^[93]。按商族早期即为游牧民族，不可能到了王亥之时才“始牧牛羊”。与之相反，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服牛”是以牛作耕，如周鸿翔以“服牛”非驾牛拉车，而是以牛耕田^[94]。关于商代的犁耕，虽然不见于文献记载，但一些学者依据甲骨材料认为商代已有犁耕。如徐中舒先生曾据甲骨文字“”，认为该字像“用耒端刺田启土之形”^[95]。郭沫若先生也认为该字“像以犁启土之状”，“多假为犁牛之犁”；认为是古“犂”字，“殷人已经发明了牛耕”^[96]。在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中出土了青铜质铧犁，有学者认为商代已经盛行犁耕^[97]。以商代较为发达的农业水平而言，出现犁耕，也是非常可能的事。但这些并不能证明先商时代就有犁耕的事实。况且“”字在甲骨卜辞中是指牲牛的毛色，王国维先生释为“物”，意为杂色牛^[98]，不作“犁”字用。所以王国维对服牛的解释应是正确的。“服牛”，《山海经》又作“仆牛”、“朴牛”等，即驯服牛，使之成为引重致远的运输畜力。以牛运输的方法，从《尚书·酒诰》“奔走事厥考厥长，肇牵车牛远服贾”来看，从《吕氏春秋·慎大览》“税马于华山，税牛于桃林，马弗复乘，牛弗复服”^[99]来看，“服牛”就是用牛拉车，而非其它。至于周鸿翔先生以为“服牛”即以牛耕田的说法，实属误解，详见下文。以牛耕田，大约到了春秋时期才开始出现。商族在先商文化时期一直都是游牧民族，所以，商族先公发明牛耕一事殊不可能。

图六十七　王亥塑像

王亥是商族始祖契的第七世孙，也是商族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为商族的发展与壮大做出了卓越贡献，所以在甲骨文中称为“高祖王亥”，受到特别隆重的祭祀。王亥所处的时代正值夏代早年，由此推测在夏代已有了牛车当无太大问题。在以马驾车发明和广泛利用之后，牛车也仍大量存在。如在商代后期，除了车马坑中所见的马车以外，当时也还有牛车和人力推车存在。甲骨文中有用人拉的“辇”字，作形（《合集》29693），就像两个人挽车的形状。牛车在甲骨文中也有专字，称为“牵”字，作（《合集》34674）、形（《合集》34677），像缚牛引縻之意^[100]。牛车在文献中称为“大车”，是运输战争辎重的载重车。西方学者怀疑中国在马车之前没有牛车或更原始的车子的说法，毫无道理。

虽然《礼记·明堂位》有：“钩车，夏后氏之路也。”明言夏代以“钩车”为特征，但夏代的车子究竟为何形制，如何装配，使用何种家畜驾车，因为考古发掘中未发现这个时代的车马实物遗迹，至今还是难知其详。文献记载中也未见夏代车子驾马拉辕的信息。不过，这并不能成为否认商代之前没有车子的证据。夏代的车子包括商代前期的车子实物，虽未发现，但仍有一些与车子相关的遗物可以证明夏代至商代前期已有车子存在的历史事实。如1960年至1964年，在属于夏代文化的二里头遗址中发现了铜铃1件和陶铃2件。1975年，二里头K3发现了铜圆泡形器2件，海贝12枚，K14也发现了镶嵌圆铜器1件。1981年，二里头M4发现铜兽面牌饰1件，铜铃1件。1982年，二里头九区M4发现铜铃1件^[101]。这些铜铃，从形制和体大的特点来看，当是马铃。而圆形器、圆泡形饰、牌饰、海贝等，则可能是车马饰物之类。详见下表：

表七　早于殷墟的早期车马具与车马器饰发现一览表

续表

车子在夏代已经产生了。但是可以想见，车子在夏代可能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和发展，尤其在夏代早期没有与马结合起来，大概是人力挽车或用牛、驴等家畜驾车。以马驾车的发明创造应是商族先公们的所作所为。

商族起源于北方，是一个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商族的先公们从北方带来了发达而繁盛的骑马文化，并利用北方的马匹与中原既有的车具相结合，从而创造了车马文明，所以文献中有所谓的“相土作乘马”的记载。

《世本·作篇》云：“相土作乘马。”王谟辑本宋衷云：“相土，契孙也。以马驾车起于相土。”对于古代一些圣明贤达发明某种事物，我们尽可以作如此理解：一种事物的原始未必是某个人独立的发明创造，但既然明说了“某人作某”，那么此人肯定在该事物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仓颉作书”如此，“奚仲作车”如此，“皋陶作陶”如此，“相土作乘马”亦当如是。商族先公相土在以马驾车这项了不起的发明过程中，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不仅被书之汗青、流传后世，而且也赢得了千百年来世人的尊敬，在他去世之后，后世之人还对他进行特别的祭祀。《周礼·夏官·校人》：“秋祭马社。”郑玄注：“马社，始乘马者。《世本·作篇》曰：‘相土作乘马。’”贾公彦疏云：“秋时马肥盛可乘用，故祭始乘马者。”按照郑玄的解释，“秋祭马社”就是祭祀相土。因为相土“作乘马”，所以有的文献也记“相土”的名讳作“乘杜”，意为“作乘马的相土”。《荀子·解蔽篇》记此事作：“乘杜作乘马。”唐杨倞注曰：“‘杜’与‘土’同。”“乘马，四马也。四马驾车起于相土，故曰作乘马。”“杜”与“土”音近字通，可以无疑，但解“乘马”为“四马”则恐有不确。“乘马”之“乘”应作“乘用”解，如贾公彦所云。“四马驾车起于相土”的说法也不符合马车早期的历史事实。《广韵》蒸部：“乘，驾也。”据此，“乘”可释为“驾”，“乘马”即“乘用”、“乘驾”也，可释为“驾马”。《吕氏春秋·勿躬篇》又有：“乘雅作驾。”然则“乘雅”者何许人也？高诱注云：雅“一本作持”。“乘持”史无其人，卢文弨云：“疑持为杜字之讹。”（见王先谦《荀子集解》引）据此，知“乘雅”、“乘持”均指“相土”也。

相土之时，正值夏代早期，相土作乘马或者正发生在夏车正奚仲作车的基础之上。准此，那么发现于二里头遗址中的夏代车马器饰或部件，或者正是夏人从商族人那里学来的车马文化的孑遗呢！也就是说，商族养马有悠久的历史与传统，又可以从夏族人们那里借鉴来造车的技术，因此它就完全具备了能够产生马车的技术条件与社会环境。于是，以马驾车这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明创造就在商族先公相土手里诞生了。

说到“相土乘马”，是与“王亥服牛”可以相提并论的发明创造。但是，有些国外学者认为，商族的先公中先有“相土乘马”而后有“王亥服牛”，不合乎事物发展的逻辑顺序，应该是先“服牛”后“乘马”，并以此否定中国在商族先公的相土时代能够产生马车的可能性^[102]。周鸿翔先生也曾以为先“乘马”后“服牛”为不可能，曰：“窃以为相土既已先作乘马，能以马曳车于前，马当较牛疾速远甚，安有舍马用牛之理。予以为服牛应为胲始用牛耕田，故云服云仆，所以为人服务或仆役于人也。”^[103]实际上这完全是一个误解，而产生误解的前提是他们不了解商族早期时段是一个游牧民族的历史事实。商族早期是游牧民族，最早接触到的家畜可能是马而非牛，牛则是农业文明的产物，是定居中原以农业为主的夏王朝或其他部族的家畜。商族人接触牛并使用牛，当是从中原部族引进或借鉴而来的。其“服牛”、“乘马”的顺序自然就与农业部族不同。丁山先生曾云：“照我们农业社会人的想像，牛力的利用是重于马力；可是拿匈奴西羌一般游牧人的生活看，马力的利用则远较牛力为广大。从殷商民族先利用马力然后始知利用牛力看，他们在成汤灭夏以前的神话时代，大概是游牧为生，还不曾达到农业生产的阶段。”^[104]理解到这一点，相信就不再会被那些论调所迷惑了。

相土是商族始祖契的孙子，是商族发展进程中一个举足轻重的历史人物。他不仅发明或参与领导了以马驾车这一壮举，是一个了不起的文化英雄；而且商族在他领导的时期有了较大的发展，他更是一个深受商人爱戴的民族英雄。《左传·襄公九年》：“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诗经·商颂·长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这是歌颂相土武功的诗句，他作商族首领时商族武力很盛，疆域逐渐扩大，势力已经到达了海外的一些地方。那么，相土是凭借什么开疆拓土的呢？是否与其发明创造的以马驾车用于战争有关呢？文献中鲜有这方面的记载，考古资料也无法证实这一点。在没有更多的证据之前，我们尚无法排除这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