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历史上真正的良马，确实是北方游牧民族之特产。据记载，商汤之时，已经开始大量从北方征集马匹以供役使。《逸周书·王会解》：

汤问伊尹曰：“诸侯来献，或无马牛之所生，而献远方之物，事实相反，不利。今吾欲因其地势所有献之，必易得而不贵。其为四方献令。”伊尹受命，于是为四方令曰：“臣请……正北空同、大夏、莎车、姑他、旦略、豹胡、代翟、匈奴、楼烦、月氏、孅犁、其龙、东胡……请令以橐、白玉、野马、騊鮽、駃騠、良弓为献。”汤曰：“善。”

直到战国时中原地区之良马，仍自北土输入，故《荀子·王制篇》云：

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

又《史记·赵世家》载苏厉为齐遗赵王书云：

代马、胡犬不东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宝者非王有已。

《逸周书·王会解》载匈奴之贡献以狡犬，《赵世家》又载赵简子梦上帝属以翟犬，中原后世之良犬、良马实由北狄输入。商族原本系北方游牧民族之一支，与北狄为邻。马以其快捷健走、力大体美的优点，深得早期为游牧民族的商族先民的喜爱和赏识。从甲骨文材料来看，商代更是重视养马。

用圈饲养家畜，也是商族先人的发明创造。《管子·轻重戊》载：

殷人之王，立皂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

皂牢即槽牢，食槽是牲畜的食具，牢是圈栏。在此之前的马匹，应是自然生长的野马，是商族人将它们驯服并以之圈养，而广为人类所用。商人始祖契的五世孙名“曹圉”，“曹圉”即槽圉。我们已经知道，古人发明了什么，往往以所发明的事物为该人命名。曹圉之得名当与以槽牢从事饲养牲畜有关，推测曹圉就是发明圈养家畜尤其是圈养马匹技术之人。《说文解字》圉字下云：“一曰圉人，掌马者。”《左传·昭公七年》“马有圉”，杜预注云：“养马曰圉。”所以我们说，曹圉即是养马之人，是养马官的意思。该官名也许是当时天下共主的夏王朝颁布赏赐的。因为依文献记载，商族的许多先祖先公都在夏王朝任职为官，如契为夏之司徒，佐禹治水有功（《史记·殷本纪》），冥也为夏之水官“勤其官而水死”（《国语·鲁语》）等。商族是北方游牧民族，善于养马，夏王朝立商族首领为他的“弼马温”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杨升南先生认为，商祖之名“曹圉”，当有可能他与“相土做乘马”、“王亥作服牛”相似，为“曹圉立皂（槽）牢”，是商族先公中对畜牧业和利用畜力的三大发明创制者之一^[53]。因为“立皂牢，服牛马”之创制，对人民之生计有重大影响，故“天下化之”，天下之人都学习这些技术，而拥戴其为首领。大而言之，这应是科技和政治在我国古代的一次有机结合。

甲骨文中就有这种表现圈养马匹的字形。在甲骨文中，表示牲畜的舍饲圈栏的字称为“牢”，字形作。陈梦家先生云：“卜辞牢、、并泉、弇皆从，象平地上以圈栅为栏。”^[54]是关养牲畜的圈栏的平面视图：下方缺口是门，︱︱是牲畜进出的道，这个道两旁栽有护栏。这个带有护栏的道，设计是很科学的，道的宽窄正可容纳一头或两头牲畜，由此就能够防止牲畜进出时乱窜乱撞，拥挤一团；否则就会出现进出混乱无序而将门栏挤坏，造成危害。从甲骨文资料看，在这样的圈牢中圈养的牲畜有牛、羊、马等三类家畜牢）从牛，表示圈栏中央的是牛）从羊，表示圈栏中养的是羊；（）从马，表示圈栏中养的是马。“”字，在文献中称为“厩”，即马厩。甲骨卜辞中又有如下的圈养马匹的内容：

王畜马兹　……母戊王受[佑]？（《合集》29415）

[王]畜马兹　……（《合集》29416）

□□卜，王其作塞梌于？（《合集》30266）

图五十九　甲骨文圈养马匹的辞例

1.《合集》29415　2.《合集》29416

对于此二辞意，郭沫若先生解道：“《说文》‘畜，田畜也。’《淮南王》曰：‘玄田为畜。’此作，乃从幺从囿，明是养畜义，盖谓系牛马于囿也。字变而为畜，淮南说非其朔。字虽半损，然其迹甚明，为厩之初文，无可疑。”^[55]郭释极为精彩。陈梦家先生也说：“卜辞疑是字，《广雅·释宫》：‘，庵也。’‘庵，厩，舍也。’《广韵》又有、窂二字，《集韵》以窂为牢。”^[56]“王畜马在兹厩”，是商王有专设的马厩。兹，此也。“兹厩”指这一个马厩，可见商王的马厩不止一处。《周礼·校人》云：“天子十有二闲，马六种。”《说文》：“牢，闲养牛马圈也。”“圈，养畜之闲也。”闲就是饲养牛马的畜厩。商代之时，商王是否有12马厩，不得而知。不过有多处养马之厩是可以肯定的。在甲骨文中，还有一个从牢从马的字，作形（见《合集》29420、36985、36986），是一种马的名称。这种马之得名，当与牢圈饲养有关。马匹能够圈养，说明此时马已被驯化。根据甲骨文字形所反映的事物形态往往要比甲骨文时代为早的原则来看，这种圈养的马匹至少要在先商时期已经有了。文献中记载的商族先公“相土作乘马”、“立皂牢”、“服牛马”正可与此相印证。

马的饲养，除了圈养，当时还应该有野外放养的方式。甲骨文中有放牧的“牧”字，以所放家畜的不同而所从的偏旁各异，分别作“牧”（《合集》31997）、“”（《合集》32982、《屯南》1024）、“”（《合集》11404）、“”（《合集》31997、4605）等，像以手执鞭或木棍赶撵牛、羊、鹿等家畜之形，但甲骨文中没有发现“”一字，但在铜器铭文中发现了此字^[57]。此也可以证明商代的马有野外人工放养的事实存在。马坑在商代遗址中也有不少的发现。除了那些祭祀的埋马坑外，有的马坑往往与人同埋。如在安阳殷墟的一个马坑中，埋有1人1马1狗，该人骨似为一位骑马带狗的放马人。1987年在安阳郭家庄发现一马坑（M50），内埋两匹马和一位十岁左右的少年，马头上有铜泡等饰物，有马镳^[58]。这种人马合埋的现象，其人应是养马者或是赶马放马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