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国外驯化马最早的考古学证据发现的乌克兰，时间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44]。而北方的塔尔潘（tarpan）马被认为是蒙古马的祖先，它们后来传入中国^[45]。

张光直在《商代文明》中谈到了商代的犬、牛、绵羊、马、猪和鸡都被作为祭祀品使用，并在墓葬中发现，“其中，除马之外的其他动物都已发现于垃圾堆中，并被如此浪费掉，然而，马可能被广泛地用于拉车，它可能不是当地饲养，不得不进口。甲骨文中曾提到‘入马’，胡厚宣认为它们从西北地区输入的”^[46]。也有些学者比较注重中外早期文化交流的研究，于是提出了商代的马也是文化交流的结果，殷墟出土的马可能是从中亚传来的观点^[47]。

实际上，作为所谓马车传播过渡地带的现在新疆、青海、甘肃、陕西、山西等商王国西北部的方国乃至更远的边陲地区，并没有发现早于商代晚期的马群资料。据研究，“西北地区诸方国，最初只不过是把马从中亚输入内地的一个驿站，他们自己并非家马的原始驯化者”^[48]。那么以这些资料来说明商代马匹是由中亚传来的，总是显得有些不能服人。

而商代考古中发现的马匹资料也足以说明问题。以1978年在武官村北地王陵区祭祀场所发掘的40座祭祀坑为例。此中埋马的有30座，共埋马117匹。经过著名古生物学家周本雄先生鉴定，这些马匹均属蒙古马种，没有一匹是西域种马。这与中原地区开始驯养西域马约在东周以后的文献记载，颇为相符。

图五十八　仰韶文化半坡遗址所出马骨

马（Equus Sp.）趾骨前面视

实际上，马在我国境内被大规模的驯养，可以追溯到很早的时候，大约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就有了马在驯养。在仰韶文化半坡遗址所出土的众多家养兽骨中，就有马骨^[49]。说明早在距今65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先民驯养的家畜里即有了马的影子。但史前遗址中大规模出现马骨，则是在龙山文化时期。“在黄河的龙山文化，家畜除了猪、狗、牛、羊外，还驯养了马和鸡。”^[50]在龙山镇城子崖遗址中发现了大批兽骨，经鉴定有狗、兔、马、猪、獐、鹿、麋、羊、牛等九种。其中以猪骨和狗骨为最多，马骨和牛骨次之。马骨的数量仅次于猪骨和狗骨。据研究，马骨是经过驯养的家马^[51]。之后，在河南汤阴白营、吉林扶余北长岗子、甘肃永靖马家湾、大何庄等遗址中，先后都出土过距今4500年到4000年的驯养马骨^[52]。可见，在至晚到龙山文化时期，北方养马十分普遍。那种将中国境内养马的历史推晚至商代晚期的做法，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臆说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