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记载我国早期车子的发明很早，至少可以追溯到夏代。而考古发掘中也逐渐有了早于殷墟马车的信息出现，如郑州二里冈出土的铜车軎陶范、偃师商城发现的铜车軎以及最近在偃师商城发现的双轮车辙等等，都给那些中国直到晚商时期才接受了西亚或中亚地区影响而引进马车的观点，提供了无法自圆其说的反证。

图五十七　殷墟西区（M17）出土双轮车复原图

1996年在偃师商城东北隅发掘中，在城内道路第4层路土面上，发现两道与城墙并行的车辙印，轨距为1.2米^[38]。有辙必有车，这一遗迹的发现表明商代早期已有两轮车。至于这种车子是马拉的，还是别的牲畜拉的车，目前还不得而知。从轨距只有1.2米来看，它显然要较殷墟所发现的车子的车体要窄。偃师商城发掘的主持者杜金鹏先生等高度评价了发现车辙遗迹的学术意义，指出：“过去在郑州商城曾发现铸造车軎所用的陶范^[39]，在偃师商城也曾发掘出一件青铜车軎，凡此说明我国在商代晚期之前，不仅有车，而且车上已使用了青铜配件。这次在偃师商城发现了商代早期双轮车辙，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我国在商代早期即有双轮车，由此推理，夏代有车之说，或为史实。”^[40]

1996年在郑州市南顺城街发现一座青铜器窖藏坑（编号H1），在该坑的下层文化中出土1件铜泡（H1下：14），青绿色，宽平沿，中部呈半球形，胎质极薄，直径l65厘米^[41]。此外，在1995年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的发掘中，在H29中发现2件圆形铜泡，两侧边缘各有2个小圆形孔，器形与上述郑州商代遗址出土的铜泡相似，但器形较大，直径为4.8厘米^[42]。H29的时代与青铜器窖藏坑H1下层的时代相同，同属二里冈上层白家庄期。郑州商代早期遗址出土的3件铜泡，与安阳殷墟出土的大量同类器相似，同属车马上的装饰物。

郑州、偃师商代早期遗址中先后发现的车軎陶范、铜车軎、车辙、铜泡等与车、马有关的文化遗存，传递着一个重要的历史信息：商代早期就已经使用了双轮车，而且极有可能已有了马拉的车，将来完整的商代早期马车的出土，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而且据杨宝成先生的研究，认为商代车子的构造颇具中国本土文化特色。干栏式的车舆、向前弯翘的辕、平直或两端上翘的衡，无一不脱胎于中国古代木作构件的造型。用以驾马的轭（亦可驾牛、驾羊）的形状结构，以及轭与衡的连结，都有独到的构思。轭套在马的肩部（这一部位也是马负重的最佳着力点），轭与靷带加上连系马络头的缰绳，既将马与车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又给马以行走的宽松条件，有利于马拖曳和奔跑，这一切都在向后人倾诉着商人的聪明才智。不仅如此，而且商代马车上有各种青铜构件，这些青铜车马器设计周到，制作精美，是高度发达的商代青铜铸造技术的结晶。马车铜构件上多铸有花纹，有菱形纹、云雷纹、乳钉纹等几何形纹饰，以及饕餮纹、蝉纹、龙纹等动物形纹饰，这些纹饰也是商代青铜礼器上常见的纹饰，它显示了商代青铜文化独有的民族特色^[43]。

基于以上事实，我们认为，中国古代车马的形成与发展，有其自己的渊源和系统，与西亚或欧洲车子的发展基本无关。两地是在大致相同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发展的条件下，几乎同时地各自形成了车马文化系统，并且都对周围地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