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第一点，我们认为并非如此，我国境内养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远的上古时代，下文有详细论述。

而关于第二点，我们认为现有的材料也并不充分，中国和西亚之间为辽阔的空旷地带，考古工作非常之少，古代文化发展状况并不明了。一些与此话题有关的材料的时代判定都有问题，甚至有些中亚材料的时代比商代马车为晚，根本不能成为发展为商代马车的证据。美索不达米亚的边缘地带，车子的产生要晚于美索不达米亚及埃及，而与中国商周时期的年代相近。至于西亚的更外围，年代就更晚了。即以印度目前的发现，确切证明马车出现的材料最早也只在公元前1200年前后；毗邻土耳其的亚美尼亚出土的车子证明，公元前2000年末当地的车子还是极其原始的。因此说美索不达米亚的车子对中国车子的影响，在时间上来看就是不可能的。况且在哈萨克、帕米尔、塔吉克等地，表现西亚时车辆的岩画占主要地位，而在蒙古，这种车辆岩画并不占主要地位，只有察干河峡谷等少数几处发现，在中国内蒙古的阴山岩画中则根本见不到。与之相对，殷周式车辆的图像在蒙古山中占较大比重，向西，也远传至图瓦、阿尔泰以至哈萨克斯坦。这证明，以阿尔泰、帕米尔、哈萨克为中心的中亚地区是各种文化因素交会之地，不仅存在来自西方地区的影响，也存在来自殷周式文化的影响。就车辆而言，表现西亚式车辆的岩画在蒙古山中已经非常少见，中国阴山地区基本不见，更没有发展传播至殷王朝的中心地区。再者，对于中亚东部地区岩画上所发现的车子资料，学术界早已指出这批岩画最早也不会超过西周中期（内蒙古昭盟（宁城）南山根M102的年代），大多应是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遗存^[32]，其时代要比商代的车子晚几百年。准此，那么用这批时代较晚的材料去论证商代的车子起源于西方，怎么能够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呢？

对于第三点，我们更不能苟同，商代马车与西亚或欧洲的战车形制大致相似，只是在都有两轮、一辕、一舆等大的方面，而这些大致相似就如同中国人与西亚或欧洲人都有一个头、两条腿一样，并不能说明两者就是一回事。

实际上，两者在形制的许多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表明这是两个并行发展的系统。对于这些不同，已有中国学者进行了比较研究^[33]。兹综述其大要如下：

图五十五　西亚地区古车造型

1.两河流域Tepe-Gawra遗址的四轮车　2.苏美尔基什（Kish）的双轮车

中外车子的形制不同，首先表现在轮子数量和形状的不同上。尽管中外早期车子的大致形制相近相似，如都是独辕、有车舆、有双轮等等，但是这些车件的差别也是极为明显的。西亚地区的一些早期车轮为圆盘形，不使用辐条。在以美索不达米亚为中心的一些地区，两轮车之外，四轮车也颇为盛行；在南西伯利亚地区也盛行四轮车，甚至在晚至公元前第1000年后半时段，仍有四轮大车，如巴泽雷克墓中的发现^[34]；在中欧西欧各地，晚至17、18世纪时，四轮车仍行用不衰。两轮车与四轮车在用途上是有所分别的：两轮车以其轻便用作战车，而四轮车以其牢稳用作货车。而与之相对，中国境内一直未有早期四轮车子实物遗迹的出土发现，甲骨文、金文中所表现出来的车子的大体形制也都是两轮，晚至秦汉时期的画像石等资料所表现出来的车子的形制，也是如此。这种现象表明，中国古代与西亚、欧洲不同，绝不流行四轮车子。中国的两轮车既用作战争，也用为乘车，还可以运货载重等等，在轮数上不像外国车子那样存在用途上的分别。即使两地均有的两轮车子，轮子的形制，也是大异其趣，毫不相同的。总的来说，中国古代的车子形体较大，轮径一般均在150厘米左右，车轮上都有辐牙，每个轮子上的辐条都在18根以上，多者可达30根以上。而这一构造模式不见于西亚和欧洲地区，这些地区车子的轮径均不大，轮径多在100厘米以下。西亚和欧洲地区车轮辐条较少，西亚超过10根辐条的车子直到公元前1000年之时才开始出现。中国商周时期车轮的辐牙制作以及车子形体的高大，不仅说明了中国古代车子制造技术比外国高超，同时也说明了中外车子各具系统，渊源不一。

图五十六　中外双轮车复原比较图

1.安阳殷墟小屯M40出土的双轮车
2.前苏联亚美尼亚鲁查森11号墓出土的双轮车

其次，中外古代车子的车舆位置和形制也不尽相同。商周时代的中国古代车子的车舆一般作长方形，而西亚和欧洲早期车子的车舆呈圆形、半圆形或圈椅状，两者明显不同。尤其是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马车，其车舆基本上可以分作三种不同的形式：第一种是在舆中间建一较大的台子，可供驾车之人跨坐其上，前后可以凭倚，如阿格拉布遗址出土车子模型及苏萨出土的车子，就是这种形式；第二种是舆前部有通辔孔，后部有椅子状的架子，可供驭者乘坐，中间留有驻足之处，如阿苏尔遗址出土的车子模型及坎帕特基亚遗址和卡内什遗址所出圆筒印所雕刻的车子形状，就是这种形式；第三种是舆前部与前两种相同，只是舆后部留人站立之处，有的还在舆后部作出脚踏板样的东西，如基述^[35]遗址出土的车子和乌尔王陵出土旗柱上镶嵌战车图所表现的形式即是这样的形制。直到晚至公元前后的罗马时代，地中海沿岸的车子仍然保持着这种形式。这与商周时期的中国古代车子车舆形制（详见前文）截然不同。在车舆的位置上，两者也有较大的区别。商周时期的中国古代车子车舆放在车轴的正上方，而地中海沿岸的车舆均要靠前。这种车舆极端靠前、负荷重心全由车辕支撑的做法，随着时间的推移日趋发展，如埃及底比斯阿蒙神庙浮雕中的拉美西斯战车及非洲撒哈拉山画所绘战车，均是这种风格的表现。

再次，中外古代车子的车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各具特色，互不关涉的。商周时期的中国古代马车的独辕基本上为后部平直、前端稍微上翘的形式。这是因为商周马车的车轮直径较大，因此就可以不必迁就车马的高度而使车辕上扬特甚。这应当是商代造车工匠的匠心独运。而在以美索不达米亚为中心的地中海沿岸各地，车辕的形态与此有较大的差异：有的是斜出于舆下的较直的形式，如乌尔王陵战车图和底比斯出土战车模型所见；有的中部上曲，如同弓的形状，如海法吉陶器绘画和希萨尔遗址圆筒印雕刻中所见的车辕形状；有的则是辕身下曲而前端上翘的形式，如迈锡尼陶器绘画所见的形式。尽管这些形式形态各异，但可以看出，这些形式都是为了解决连衡之后使辕前端与马（牛）颈平齐的难题而做出的探索。商周时代的马车是用不着作如此调整的。至于迈锡尼、克里特、亚述等地的那种为适应车舆前移而增设的附辕，则根本不见于商周时代的马车之上。

中外古代车子除了形制不同之外，两者驾车之马的系驾方法和御马方法等也大相径庭、自成一统。从浚县辛村和北京琉璃河发掘的西周马车以及秦始皇陵的铜车形制来看，中国古代车马的系驾方法是轭靷法：车辕两边的服马主要通过靷绳驾车，靷的前端系在轭靠辕一侧的靮上，后端系在当兔之下的轴的中心点上；骖马则通过靳驾车，靳分别沿两骖内侧向后通过前轸左右之吊环，而系于舆下后轸处的吊环上。靳和靷的系接呈三点分布，合于力学原理，保证了车子运行的平稳。为了不使马曳引时过分压迫马的肩胛，两服马肋下有革带，两端系于轭两端的衡上。两骖马的腹部则有韅，以控制靷、辔。从马具的设置看，马通过靷拉车，承力点主要在马肩胛两侧近轭处，因此系于两轭间的鞅只起防止马脱轭的作用，无需系得很紧。轭与颈之间还有着轭鞯之类的装置，这就可以防止木或铜质的轭具与马的皮肤直接接触而产生的磨伤，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畜力的利用率。而古代西亚车子的总体形制的差异，决定了其不可能产生与商周时期中国车马同样的系驾方法，而是采用了套颈法。美索不达米亚的车子独辕较长，前端系衡，无轭，使用时将驴、牛（或马）的颈部以颈带直接连于衡上，通过衡来牵引车子前行。这种方法极其原始，因为有勒紧畜颈、使之难以呼吸的缺点。此种方法与该地区较早时期以牛架橇的习俗有关。因为牛的颈部有强固的肌肉，颈后的脊椎棘状凸起也较高。但马的髻甲及其后的斧痕极低，使用这种方法驾车就极不适宜。西方马颈之上有轭的做法大约产生于公元前2000年后半叶的埃及，此后地中海沿岸地区马车的系驾方式有些改进，但此后即停滞下来。迈锡尼和罗马时代的系驾方式基本上循此而行，无大发展。这种方式的严重缺点是不能充分发挥马的动力作用。当然，这种系驾方式是与地中海沿岸车轮直径较小、靠前的舆、高翘的辕相对应的。在御马方法上，两地也极不相同。公元前20世纪的赫梯人是采用了与苏美尔人驾牛车或骞驴车的方法，在马鼻上装设鼻环，从鼻环上接引出缰绳到御者手中来控制马的行动。而我国商代后期殷墟马车的御马缰绳，是固结在横贯马嘴的衔两端，再穿过马镳而延伸到御马人的手中，以此来控制马的行动。这种通过衔镳引出缰绳的马嘴御马法，显然要比国外的马鼻御马法更富实效，更为可取。

在马具的组合与形制方面，中国商周时期的车马也与地中海沿岸地区的车子有很大的不同。从马衔与马镳而言，由于两河流域的马车系脱胎于当地的牛车，所以在马具的组合上还带有相当大的牛车用具的特征。如在美索不达米亚，青铜衔镳出现以前，自公元前第3000年初至前第2000年初，是鼻环和鼻勒的发达时期，这种现象实际是从牛车承袭下来的。公元前2000年后，两河流域开始出现棒形骨镳，但无马衔。青铜衔镳产生较晚，约在前1600年至前1400年产生于美索不达米亚及埃及。美索不达米亚邻境使用青铜马镳时代要更晚些，如南高加索地区、库各斯坦、叙利亚等东欧、中欧、西伯利亚、北非等地在公元前1000年至前800年时才开始流行。而在中国方面，目前发现时代最早的青铜马镳是属于商代晚期殷墟妇好墓的方形铜镳，时代约当公元前1400年前后。殷墟西区发现的两节式马衔，时代至晚也在公元前13至前12世纪。这表明此时已经形成了青铜镳衔的完整组合。这个年代虽然晚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但明显早于美索不达米亚的邻境。就是说，美索不达米亚的车马具通过上述地区传到中国境内并影响中国商周时代的车马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铜马具的出现年代已比以前所知提早了近4个世纪，何况妇好墓、武官村大墓及其它车马坑中出土的方形镳特征明显，不见于与其同时代的世界其他地区，这可从一个侧面证明中国古代的马车有自己的起源。”^[36]

另外，在马络头饰带方面，两地也存在较大的差异，兹不一一赘述。

历史文献的记载和考古材料证明，小亚细亚、西亚、埃及、克里特、希腊以及前苏联近东地区在公元前20至前10世纪的马车，在车体形制、系驾方式、御马方法和用途分工上大同小异，它们之间在马车的技术引进方面，确实存在直接的交流传播关系。而我国商周时代的马车在上述特征上均与之格格不入，未见到有任何技术引进的痕迹。这正如我国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所批评的那样：“中国文明西来说者用最简单的办法以解决中国文明起源这样一个复杂问题。”^[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