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中国的考古学有了长足和稳定的发展，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尤其是中国境内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遗址丰富，序列完整，不仅可以分区分系，还可以分出不同的类型来。目前，过去殷墟文化中的一些少见的文物，基本上都找到了其前身和雏形，也使得该事物起源与演变轨迹的描述成为可能。但是，只有殷墟遗址中发现的车马遗迹，是个例外。在早于殷墟的考古学文化中未发现车子的实物遗存。既然殷墟马车如此地“突然”出现，再加上与近东马车有某种程度上的相似，即使无法证明车子从西亚传到中国的具体过程，直到今天也仍然使得绝大多数西方学者认为商代马车是一种文化上的借鉴。尤其是前苏联中亚地区的一些考古新发现材料公布以后，该地区与马车有关的文物资料使西方学者似乎找到了马车文化从西亚或欧洲传到中国的路径。于是，一些国外学者在逐渐放弃了殷墟其他文物起源于他国的观点的同时，对商代车子的来源仍持源于西亚或中亚的见解^[30]。

其中最为典型也最有影响的是美国学者夏含夷先生的观点。夏含夷曾于1987年9月在安阳召开的中国殷商文化国际讨论会上对此问题进行宣讲，后来发表论文《中国马车的起源及其历史意义》，他提出：“马车在公元前1200年（？）前从西北传进中国，殆无疑问。”^[31]为了论证这一观点，夏含夷提供了两个遗址的材料：一个是1972年在乌拉尔山东麓的契里阿宾斯克地区的里姆尼克斯基村安德罗诺夫文化墓葬中发现的5处马车遗迹，车已腐朽，可做部分复原。有关车轴、车厢、车辕之细节已无法考察，所能辨认的就是车轮，每个车轮有10根车辐。这些车坑中并无马陪葬，而在其他几处陪葬马坑中，发现了一些挽具，所以就证实这些车是由马来拖曳的。第二个材料是亚美尼亚赛万湖南岸的喀申（位于里海到黑海的中间地点）古墓中出土两辆保存较好的马车，经C14测定，遗存年代约为公元前1500年左右。两辆车形态一样，一号车（即M11）车舆为长方形，宽1.1米，进深51厘米，高50厘米，车轴长2.25米。轮辋由两块木料揉制而成，直径约1米左右，每个车轮有28根车辐。车辕已不见任何痕迹，发掘者认为长约3.5米。夏含夷还提到另一个材料是在中亚东部地区（包括西起高加索，东到帕米尔高原、蒙古人民共和国以及我国的内蒙古昭盟地区）所发现的岩画上有关马车的资料，以说明这一广阔地带曾使用与喀申遗址和中国商代遗址中所出土的工艺相同的马车。夏含夷先生通过征引以上三个方面的考古材料，得出了“中国的马车是从西方借鉴来的”论点。

总括这些观点，可以大致概括如下：我国商代马车不是在中国本土独立发明的，它与西亚或欧洲的马车系统有直接的发展传承关系；在欧亚大陆中，中国商代的马车文化是通过古代西亚地区、沿前苏联西伯利亚南部再转向东南而进入中国本土的；或是从伊朗经突厥斯坦（今哈萨克斯坦）过天山山脉而进入新疆北部，然后从甘肃省进入中原黄河流域地区的。简而言之，中国商代的马车文化是公元前20世纪左右发生在西亚或欧洲地区战车文化的继续，西亚的马车同其他文化因素一起，先影响了商王朝的临境，而后才导致商代后期马车的产生。

对于商代马车渊源外来说的如此推测，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认识前提：其一，认为中国古代驯马较晚，只是到商代晚期，与马车盛行的同时，养马业才发展起来；其二，西亚及中亚地区发现的古代两轮马车，时间要比殷代的马车早；其三，商代马车与西亚或欧洲马车在形制规模和系驾方法上有共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