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中国考古学从殷墟科学发掘开始了发轫阶段。在殷墟遗址的发掘中，出土了许多前所未见的古代文物，如占卜甲骨、青铜器、文字、车马等，在物质文化上显示出来一种急速的突变现象。由于当时的考古发掘是破天荒的创举，对中国境内的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没有更多地了解，这些文物一时在中国境内找不出其文化突变的前身，更无从寻觅出这些文化的来源或演变过程。所以，不要说外国学者，就是一些中国考古学家如李济先生等人，就多次认为殷墟文化中的一些因素是从西亚两河地区因袭而来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成员的最新研究成果使人们相信某些工具、武器的出现，可能还有双轮车，是由于与外界交往的结果”。并具体地说，中国马车是“古代中国人通过与早期苏米尔人的接触中学来的”^[26]。如今，仍有少数中国学者也仍然坚持李济先生早年的学说，认为是受域外因素的影响^[27]。

徐中舒先生曾专门研究殷墟两轮大车的来源，认为：“中国古代，两轮大车其型式实与巴比伦遗物上之图绘无殊。而巴比伦之有两轮大车，则为西元前三千年之事，其时代较殷墟为早。龙山、仰韶遗物中既无铜与车马饰具之发现，由龙山进于殷墟其间不过短短数百年。如青铜器与两轮大车，为东西两土各自独立之发明，在此短短数百年间实无可能。故冶铜与两轮大车之由西方输入，当已无可置疑。”“殷商时代之两轮大车，就文字及遗物言，其形制与巴比伦遗物图绘四马或二马之车，无不相同。而巴比伦之时代，则远较殷商为早。且服牛乘马并非简易之事，即谓东西两土皆可独立发明，但亦不能相似如此。故殷商之有两轮大车，必为自西土输入之物。其为之传播者，则为居中国极北之森林地带，东自黑龙江土拉河以北，西迄黑海之滨之北狄也。”^[28]但徐先生在其他的论著中则有与此不同的说法，如既说高车族“所乘‘车轮高大，辐数至多’，汉人因其车轮高大故称之为高车”，“殷代的两轮大车就是从高车输入的”。又说：“商族先公已使用两轮大车，和西伯利亚一带有了交往。伊尹是有莘氏之媵臣，莘即薪之古字，树木为薪，西伯利亚是原始森林地带，古代就称居在这里的人为莘。故中国与西伯利亚的交通是畅通无阻的。西伯利亚和后来的匈奴也是很早就使用两轮大车，商族早期与他们交往，两轮大车的使用究竟孰先孰后，谁受谁的影响，一下还难于论定。”^[29]既说古巴比伦，又说高车，复说西伯利亚，前后矛盾不一，不知徐先生究竟主何说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