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商代继承夏代青铜器冶炼技术

夏王朝先进的青铜铸造技术，为商代青铜文化的形成奠定了知识和经验的基础。因此，夏人的青铜冶炼技术是商人学习的第一对象。从前文所述得知，以二里头为代表的夏文化在青铜冶炼方面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工艺水准，其冶炼技术代表着当时最高的科学技术水平。而在几乎同时的全国各地新石器时代文化中，还没有发现比二里头青铜冶炼技术更为高明的所在。过去人们认为龙山时代是青铜器的起源时期，但这个时代各地区未发现早期青铜器，即使有一些小件青铜器的出土材料，如辽宁大连市羊头窪的青铜片、陕西榆次源涡镇的铜渣、山东胶县三里河的“铜锥”等，时代上都有不少问题^[51]，不能定论。这就是为什么在属于夏文化的二里头遗址中发现了早期较为成熟和定型的青铜器物。夏人善于铸造青铜器，这在文献记载中也有不少明证。所以，以二里冈为代表的商代早期大型青铜器的铸造，是当时俘获了大量夏王朝的青铜礼器之后的模仿。自然，青铜冶炼技术也是向夏人学习的结果。或者，像商亡之后大批工匠奴隶为周人所用一样，夏亡之后，商人利用了大批青铜冶铸业的工匠奴隶，利用他们的技术和经验，创造了商代更加辉煌的青铜文化。

邹衡先生认为：早商二里冈型的“这些青铜器中，除爵、戈、钺、刀、镞等器是继承并发展了夏文化以外，其余几乎都是新产品”。“器形多直接仿自陶器。以上诸礼器中，除盉系仿自夏文化的陶盉外，其他几乎都仿自早商文化的同类陶器。例如鼎、鬲、甗多作空锥足；爵腹横截面多作椭圆形；斝作平底空角足或分档空袋足等。”^[52]

早商青铜文化由先商文化青铜冶造的惨淡经营，一下子突变为颇为发达强盛，固然是大量地吸收了夏文化已经成熟的青铜冶铸技术和业已成型的器物造型的缘故，但更多的是商人在这一时期于青铜冶铸方面所作的各种大胆创新和技术改造的结果。“二里冈型是从南关外型直接发展来的，同时还在继续大规模地吸取夏文化的因素和其他文化因素。但是，二里冈型吸取他种文化因素都不是简单地照抄，而大部分都经过了改造和创新，从而形成独具风格的新产物。正因为如此，二里冈型和以往的先商文化、夏文化以及其他文化之间已经产生了一个飞跃。毫无疑问，这一飞跃正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上所发生的巨变。”^[53]邹先生说这话虽然是从整体的角度论述郑州二里冈文化与夏文化的关系，但用来说明夏商之际青铜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过程，再合适也不过了。

（二）商代引入东夷部族青铜器冶炼技术

同时，东夷部族发达的陶器制造业，为商代大型青铜礼器的制造提供了器物的造型模型和纹饰样式。大量考古资料证明，商代青铜器承袭了龙山文化典型器物鼎、鬲、杯、盘等陶器的造型和艺术特点。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清古鉴》卷三十二著录过一件铜器，其形制与龙山文化中出现的陶鬶的形状毫无二致。该铜鬶上有简单铭文（天鼋），可能是该器物所属者所在氏族的族徽，由此可知该鬶是商代早年的器物。这件铜鬶铸造工艺复杂，表现出相当进步的特征。它的袋足与二里头所出的陶盉一致，特别是与传世的商代铜盉形制颇为相似。陶鬶在山东龙山文化中是个常见的典型器物，其形状被移植到商代青铜器物中来，这当是山东龙山文化中的典型器物为商代青铜器所模仿的一个明证。

山东龙山文化中一些陶器上的纹饰，如山东省日照市两城镇出土的龙山黑陶上画有云雷纹^[54]、石锛上刻有兽面纹^[55]等，都为后来的商代青铜器所接受并成为商代青铜器纹饰的主要组成部分。另外，作为重要祭器和生活用具最早出现的青铜酒器，可能承袭了龙山文化时期人们饮酒的习俗。

对于商代铜器对龙山陶器等的继承与发展关系，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先生曾多次发表过精辟的见解：“经过同陶器和石器的系列比较研究，我们发现，从类型学上说，殷代的青铜器物——戈只是其中之一细件——也是与华北地区的石器时代文化联系着的。安阳发现的许多大型青铜器物，其形状可以从新石器时代的器物中找到原型：青铜容器的形制仿照陶料和木料容器，青铜器用具和武器如实地沿用石制用具和武器。不同质料器物显示的形状的连续性，提供了又一条线索，说明殷文化与石器时代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56]“殷商时代的青铜器所具的形制有很多是承袭黑陶时代的陶器或由陶器演变出来的。不过它们同时也接受了史前时代若干石容器和木器的传统。”“近代考古的发现证明殷商时代也制造不少的青铜兵器，尤其是带刃的锋刃器如戈、矛、箭、镞之类；这些锋刃器大半是仿造先史时代的石器或骨器。青铜时代开始以后，由于技术的进步以及对于青铜质料、品质认识的加深，这些新经验逐渐地启发了铸造青铜人的自信心，模仿的形制就渐渐地为创造的新形制所替代了。这一种自信心再进一步地发展，成了一种完全自由开展的创造精神，因而形成了青铜器本身在形制上与花纹上独自的风格。安阳发掘出土的殷商时代的铜器以最早的标本论（按地层次序），已经在花纹与形制上表现很成熟的阶段；如云雷纹的普遍及很熟练的运用，就是一例。最具体的例，为爵形器形制的演变已经脱离了摹仿陶器的阶段，而完成青铜质料所赋予它的新形态了。这些现象都可以帮助我们说明，在小屯时代以前，中国的青铜业已经在另外的地方有过一个较长期的经历。”^[57]这是李济先生在没有见到二里冈早商青铜器的情况下所作的预测，这一推测很是正确。不过，如果让李济先生见到了异军突起的早商青铜器物，也更会为商族人们在青铜冶炼方面善于学习、勇于创新的精神所折服的。

龙山文化的典型陶器器型和纹饰是早期青铜器刻意模仿的对象。但这个模仿者不是龙山时代的东夷人，而是居住于中原地区的虞夏族人以及后来入主中原的殷商族人。商代早期的大型精美的青铜器，正是他们在吸收了西北民族青铜铸造技术和东夷民族制陶工艺及造型纹饰的基础之上，将两者结合起来的产物。我们已经知道，商族人在其文化的发源地就有追求青铜冶铸的学习传统，在南迁的过程中自然又从东夷人和夏人那里吸收了不少青铜冶铸的技术和经验。到灭夏建商之后，便又在夏代青铜冶铸业的基础之上，恢弘其气魄，发扬其精神，扩大其规模，制作出很多气势宏大、技艺绝伦的青铜重器，使青铜冶铸技术达到了顶峰。这就是青铜冶铸技术的来源以及商族人对早期青铜冶铸业的贡献。

当然，除此之外，商代早期青铜器的技术和造型也许还有别的来源，兹不一一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