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认为，商族的商源文化在燕山以南的京津地区渤海湾一带形成，其考古学文化就是以任丘哑叭庄、北京雪山村和唐山大城山等河北龙山文化雪山类型为代表（详见前文）。而在大城山遗址中发现了我国较早期的铜器——红铜器物。说明商族人在较早的阶段就已经开始学习铜器冶炼技术了，商代后期出现较为发达的青铜铸造业，有其悠久的历史和良好的基础。

关于大城山遗址中两块铜牌的出土情况，原发掘报告作了如下的报道：“铜牌。两件。铜质呈红黄色，由于所在土层干燥，锈蚀程度不严重。形状为梯形，表面凹凸不平，上端有由两面穿成的单孔，与石器的钻孔法相同，边缘厚钝无刃。一件出土于10号坑第一层底部灰坑上面的灰土中，长5.9厘米，宽4.2厘米，厚0.2厘米。另一件略小。”^[31]关于这两块“铜牌”的时代，学术界有所争论，意见不一。有些学者认为这个遗址包括晚于龙山文化的青铜器时代遗存，从而认为“铜牌”的时代较晚，晚于龙山文化^[32]。但也有根据“铜牌”的化学成分而分析其年代较早的^[33]。我们认为后者观点可取，因为从出土铜牌的地层情况来看，很像是铜牌已经脱离了原来的地层而被扔进了灰坑里。也就是说已经没有办法利用地层来判断铜牌所属的真正时代了，而根据其化学成分来推断其时代的先后，在没有更多佐证的情况下应该是一种较为合理的办法。

据研究，从“铜牌”的形制上观察，可以发现它与过去的报道不尽相符，虽然外部形状都作不整齐的梯形薄片，上端有两面穿孔，但绝不是如原报告所云“边缘厚钝无刃”，而是一长边呈刃状，一边稍钝，但局部锋利，显然是切割用的刀类；至于穿孔则可能是为了便于穿绳佩带。其中的一件（T10②：335），在长边和短边的一侧各有一个缺口，用途不详。从形制上证明它属于实用的切割工具而不是佩带装饰品，因而“铜牌”的名称是不能成立的。

这两件标本铜器身上没有铸范的痕迹，表面凹凸不平，当系用冷煅法制成的，表现了红铜器所独具的特色。据清华大学化工分析组用光谱定性分析的结果，两件标本的成分俱以铜为主：T10②：335，有少量的银、铅、镁和微量的铁、砷；T10②：339，则含有少量的银和微量的砷。又据考古研究所化验室用化学分析的结果：T10②：335，含铜量为99.33%；T10②：339，含铜量为97.97%，含锡量为0.17%。由上述分析，断定这两件标本属于红铜而不是青铜^[34]。

在同属于河北龙山文化雪山类型的北京昌平雪山村遗址中，也发现了小铜刀和铜镞^[35]。不过发掘者一般是把此铜器的时代放在夏家店文化下层^[36]。另外，在任丘哑叭庄遗址二期文化层中，也发现了青铜残刀首一件（H76：10），环首，空心，内存泥范，镂孔，饰成排乳钉纹和凸起长方格纹，残长6.8厘米^[37]。我们认为这跟大城山所出的两块铜牌一样，作为商源文化的遗留，时代要比夏家店下层文化早些。究其如何，尚待来日。

在这个地区出现较早阶段的铜制品并非偶然。在京津唐渤海湾一带及其周围地区晚于河北龙山文化的夏家店文化的一些遗址中，也陆陆续续发现了一些小件的青铜制品。如内蒙古赤峰药王庙夏家店下层的铜屑、铜渣，宁城小榆树林子的铜刀，敖汉旗大甸子的小件铜器，河北唐山小官庄的铜耳环，大厂回族自治县大坨头的铜镞，天津蓟县张家园的铜镞、铜刀、铜耳环、铜疙瘩，北京市房山良乡琉璃河的铜耳环和指环等^[38]。这些小件铜器大都未经鉴定，只有唐山小官庄的铜耳环，经过冶金部钢铁研究院三室用电子探针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含铜92%，含锡7%，其铜锡比例与商代早期的青铜器相似。又据北京钢铁学院鉴定，这件铜器“是含有一定数量锡的铜合金，并含有少量的铅”。^[39]这些青铜小件器物的出土以及夏家店下层文化中的彩陶绘也与后来商代的铜器纹饰相类似等情况，表明夏家店文化已经步入了青铜时代。而这些青铜铸造技术当与起源于此的商族的青铜冶铸技术有着相同的演进来源。因为在一个相同的地区，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族群拥有相同或相类似的生产技术，只能说明该地区不同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承绵绵不绝，追溯它们的源头，当是一脉相承。这说明，商族在此地发源兴起之后，离开了该地区，而将包括青铜冶炼技术在内的文化传统留给了这块土地的继任占有者——夏家店文化的主人。而商族自身则在漫长的迁徙、征伐之后，才于建国前后大力发展了其原有的青铜冶铸技术，并以其原有的深厚传统与善于学习的特性，取得了极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