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由原始铜器雏形推测中国青铜文化的来源

在考古学发展的初期阶段，由于出土材料的局限，为学术界追溯中国古代青铜器的源头带来了极大的困惑。如郭沫若先生在其《青铜器时代》一文中，认为：“中国的青铜器时代的下界是很明了的，绝对的年代是在周、秦之际。假使要说的广泛一些，那么春秋、战国年间都可以说是过渡时代。但是上界却是很渺茫的。中国究竟是在什么时候由石器时代递禅到青铜时代，在今天谁也无法回答。我们在今天所有的知识，只是知道，殷代已经是青铜时代了。”^[6]而在考古材料较为丰富的今天，追溯青铜器的上界甚至源头，不仅成为一种需要，而且也是可能的。

古文字学家唐兰先生就具体考证出了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发明时代及发明青铜冶铸的部族：“中国青铜器的起源，应在六千多年前。”“从文献上来考查，我国首先制造铜兵器的是蚩尤，发明冶金术的也是蚩尤。……蚩尤是少昊国家的首领，与黄帝同时，他的发明冶铸青铜制造兵器，使他的国家特别强盛……近年新发现的大汶口文化遗址我曾经证明它就是少昊文化。在这个文化里尽管还没有发现铜器，但已经发现有很进步的文字。姜寨遗址里也发现有文字，但比大汶口文化较为幼稚，我认为是受大汶口文化的影响的。因此，姜寨发现的铜片，很可能是蚩尤作九冶以后的遗物。”而且也从古文字字形中找到了材料，认为：“蚩尤本是国君，《大戴礼》记孔子说他是‘庶人之强者也’，并不是说他是真正的老百姓，而是说明他是属于矿工部落的。”“蚩尤就是发明了兵器而被后世奉为‘兵主’，即战神。”“少昊时代的手工业就有五雉，管理五种手工业。少昊的后代，一直到颛顼时代还有作金正的官。少昊时代已经有历法，历法里用十干和十二支，甲乙丙丁的丁字就是划一个铜饼。戊字是圆刃的长柄斧，戌字是方刃的长柄斧，大汶口文化发现的陶器文字就有斤和戌两个字。这一切情况，都说明铜器是从少昊时代开始的，蚩尤开始冶金的传说是完全可信的。”^[7]

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则认为：“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已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我们现在已可大致认定，至少在仰韶文化的后期，即大约在公元前3500年以后的一个时期，我们的祖先已经知道了铜，并且已会制造简单的小件铜器。”^[8]

但是追溯二里头文化青铜器的源头，似乎可在黄河流域中游和上游的河南龙山文化和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以及四坝文化等遗址发现的一些早期铜器中找到端倪。

早期红铜器的发现，主要是在中原龙山文化和黄河上游的西北地区。

在属于中原龙山文化陶寺类型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中，M3296是一个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在墓主的股骨和耻骨之间发现了一个铃形铜器。铜铃素面，横断面近菱形，顶部长5.2厘米、最宽2.1厘米、下口长6.3厘米、最宽2.7厘米；纵剖面呈梯形，高2.65厘米；壁厚约0.38厘米；顶部有一小圆孔，孔径0.25厘米。顶部与器壁均有铸造缺陷和气孔，确切用途不清^[9]。

在属于河南龙山文化王湾类型的河南临汝煤山二期遗址中，灰坑H28、H40发现了冶炼所得铜液凝固的残块。其中H28所出一残块最大，长5.3厘米、宽4.1厘米、厚2厘米，上面保存有6层铜液。这些铜液凝固残块附着于炼铜坩埚残片内壁上。坩埚壁厚约1.4厘米，为红烧土^[10]。

在属于齐家文化的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中，先后发现了一些小件的红铜器，如铜刀（AT5：249）、锥（T13：1）^[11]、锥（19948）、锥（2281）^[12]等。在同属于齐家文化的甘肃永靖大河庄、甘肃永靖秦魏家、甘肃广和齐家坪中，也都发现了红铜器及其残留。如大河庄遗址中出土了残铜片（T30：2）^[13]；秦魏家遗址中出土了铜斧（H72：1），形状为扁平体型，近顶端有一圈凸棱，残长4厘米，刃宽4.2厘米^[14]；广和齐家坪遗址中也出土了铜斧，带銎，长方形，附双耳，刃部锐利，长15厘米，宽4厘米^[15]。

早期青铜器的发现，则主要是在黄河上游西北部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之中，而龙山文化发现的极少。

考古发掘材料证明，早在距今6000多年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已发现了铜器。1956年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铜片，碳14测定距今6615年，是铜、锌、镍三者的合金^[16]；而在仰韶文化的陕西临潼姜寨遗址中，也出土了一件残铜片，系出自29号房址的居住面上。经过鉴定，铜片含铜65%，含锌25%，另有少量的锡、铅、硫、铁等元素，属于原始黄铜材质。经碳14测定，年代为公元前4020±110年，经树轮校正为公元前4675±135年，距今约6000年^[17]。不过对这件铜片的时代，学术界持保留态度。有些学者认为黄铜的冶炼技术要求很高，远在6000年前的仰韶时代先民可能达不到这样高的冶金工艺水平，与半坡遗址出现的白铜一样，是后来混入的^[18]。

在属于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的甘肃东乡林家遗址的第20号房基中，发现了一把青铜小刀（F20：18），刀由两块范浇铸而成，刀身厚薄均匀，表面平整，有较厚的深灰绿色铜锈。刀短柄长刃，刀尖圆钝，微上翘，弧背，刃部前端有使用痕迹。柄端有镶嵌木把痕迹，通长12.5厘米。同时在该遗址的H54与T57第四层中也发现有冶炼铜器时的残渣^[19]。

在属于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的甘肃永登连城蒋家坪遗址中，也发现有残刀一把（75XDT47③），具体情况不明^[20]。

在属于齐家文化的甘肃永靖秦魏家遗址M70、M99二墓中，于墓葬人骨架手指旁边出土有铜环。铜环（M99：6），圆形，已残，系锤击而成。另有锥（T6：2），横剖面方形，一端平刃，一端尖刃，两头均可使用，长8.2厘米。此外还有铜尖（KG3730②：27）等^[21]。

在属于齐家文化的甘肃广河齐家坪一个墓葬M41中，出土了一面青铜镜，背素面，中央附桥状钮，镜面有光泽，中央稍突起，直径6厘米^[22]。

在同属于齐家文化的青海贵南尕马台遗址的一个墓葬M25中，在俯身葬死者的胸下压着一块青铜镜。铜镜直径8.9厘米，厚均0.3厘米，重109克。在两个同心圆的凸棱之间，以凸线组成7个单元的三角纹，或称七角星，星角余地以斜纹相饰。镜钮损缺，镜边沿上钻有两个梨形小孔，两孔中间有一道细沟，可能用以系在胸前^[23]。

1976年在甘肃玉门火烧沟四坝文化遗址发掘了312座墓，出土了200多件铜器，为西北地区集中发现早期铜器最多的一次，器类有斧、镰、刀、矛、簇、锥、镜等，分别为红铜、锡青铜、铅锡青铜和铅青铜。其中的重要发现是一件弯背铜刀^[24]。

而在属于河南龙山文化王湾类型的河南登封王城岗四期H617中，只发现了一个青铜容器残片（T196H617：14）。残片呈圆弧状，下部有转折。残高5.7厘米，残宽6.5厘米，厚0.2厘米，重35克^[25]。

至于山东龙山文化甚至大汶口文化中出现的小件铜器及其孑遗，如在山东胶县三里河龙山文化遗址中，出土了两件铸制的黄铜锥，含锌20.2%～26.4%。三里河的铜锥，是在整理器物时发现的，失去了地层关系，其时代也有可疑之处^[26]。

这就是说，青铜器在西北地区最早出现于马家窑文化，时代早于中原地区。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类型遗址出土的铜刀（F20：18），系两块范闭合浇铸而成，年代约在公元前3000年，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器^[27]。甘肃永登连城蒋家坪马厂类型的铜刀，年代约在公元前2300～前2000年，时间也较早。而中原地区迄今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是登封王城岗遗址出土的青铜残片，时代为公元前1900±165年。据此我们可以认为，我国的青铜器冶炼技术可能是由黄河上游向中原地区传播的。在西北地区的这些出土铜器遗址中，往往是青铜与红铜并出。这说明中国早期铜器的起源，与西亚和欧洲不一样，并没有一个红铜、青铜截然划分的界限，也不是在红铜冶炼的基础之上发展的青铜技术，两者是并存的，也就是说，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不完全属于红铜。

图四十三　中国境内早期铜器

左：1、2、3、4为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齐家文化红铜器
右：5、6、7为甘肃永靖秦魏家遗址所出青铜器

中国青铜文化起源于黄河上游的西北地区。这是因为该地区有较为丰富的矿产资源。甘肃地区有色金属矿产丰富，现有200多处10种有色金属矿床，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所出铜器的遗址大多位于这些矿藏所在地区，包括铜矿、铅矿、锡矿等。另外，从冶炼青铜的技术条件看，甘肃马家窑类型文化彩陶器为常见器物，彩陶烧成温度往往可达到950～1050度，从技术上也完全具备了早期青铜器冶炼的条件。据此推测青铜器的出现，应是跟随陶器制造的过程而来的。人们以“窑炉”烧陶时，火的温度愈来愈高，后来发现其高温的程度连矿石中较高温度才能熔解的金属亦可熔解，因此他们便放入青铜、锡、铅等金属一起熔烧，便制成了青铜器。虽然都铸成了器型，就单合范或双合范的铸造方式而言，其技术十分简单，属于最基本的铸造技术，说明其时尚处在范铸技术有待发展的初级阶段。

过去，因为考古发掘材料较少，一些学者认为中国青铜冶炼技术可能从国外学来。如著名的考古学家李济先生曾经认为：“殷墟铜器必非自中国本土孕育而成，其冶铜技术可能由外而来。”他研究了殷墟中矢镞、戈、矛、刀削、斧斤五种铜器之形制，探求其演进之程序，仅戈为在中国本土发生成长之物，其胡与援之演进，旨衍殷墟之绪者（即更无较殷墟之戈为早者）。其他四种在欧洲皆有独立成长之历史，而在殷墟则为较成熟之形制，或与其晚期成品相当。如殷墟带刺有脊之矢镞，其脊、刺、茎三者，在欧洲则各有其独立演进之程序，而殷墟则为此三式之复合型。又如殷墟之矛有筩旁有两环，与不列颠型式同，乃欧洲最普通之兵器，且为其最晚期之物。又殷墟之空头斤与不对称之刃，亦为欧洲青铜器晚期之型式。欧洲及小亚细亚之有青铜器约在西元前3000年以上，远较殷墟时代（西元前14至前12世纪）为早。又西伯利亚出土之铜器，皆有与殷墟相似或相同之型式。惟西伯利亚铜器之年代不能确定，故此三方面铜器关系尚难断定^[28]。

我们认为，商代的一些青铜武器，可能是吸收了西亚或欧洲一带武器的造型，但青铜冶炼的技术，中国境内已经具备了这样的环境与条件。正如李学勤先生所论的那样，“目前已经有某些值得重视的迹象，如唐山大城山龙山文化遗址的红铜器，还有河南几个地点的有关线索，都可与甘肃齐家文化红铜器结合研究。事实证明，我国的铜器有自己的独特的起源和发展史”^[29]。

的确，从中国青铜器的形成之路有别于其他国家和地区而言，也可证明中国早期青铜器有着自己的来源和发展系列。据朱凤瀚先生的研究，分析中国早期铜器的成分，与古代西亚、欧洲的情况不同，并没有走纯铜—砷铜—青铜的道路，这显然是由于两者矿产资源的不同所致。考古资料证明，我国先民曾开采各种不同矿藏以冶炼金属，但是由于不具备西亚那种矿藏条件，所以始终没有制造过砷铜和锑铜合金的器物。在一些地区，如黄河上游的甘青地区，由于有较为丰富的锡矿资源，可能已较早地发明并使用了锡青铜。由于中国有较丰富的黄铜矿即铜铅锌共生矿，所以有些地区出现了铜铅合金或铜锌合金器物，这是其他国家和地区从未出现过的现象^[30]。这些都有力地证明，虽在某些器物造型上或者受到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同类器物的影响，但总的说来，中国古代的青铜冶炼技术有自己的发展渊源，并非从西亚地区或欧洲引进而学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