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商代青铜技术渊源与发展线索的研究，有赖于近些年来的考古发掘，尤其是考古学界关于夏商文化分界探索的成绩。

首先是确立了一些考古学文化诸如二里头期、二里冈期和殷墟期的先后顺序。考古工作者对偃师二里头、郑州二里冈、辉县琉璃阁等遗址进行了一系列考古发掘，从地层关系上搞清楚了以二里头、夏县东下冯为代表的夏文化早于以郑州二里冈为代表的商文化，而以郑州二里冈为代表的商文化又早于以殷墟为代表的商文化。这一顺序的确定，使学术界认识了早于殷墟期的青铜器，从而改变了商代青铜器只限于殷墟期即商代晚期的观念。像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夏代青铜器即中国早期青铜器，在过去青铜器著录中是罕见的，这可能是由于它们比较原始简陋，不为当时收藏家重视的缘故。二里冈期的一些器物虽见于某些著录，但以前也不可能正确判断它们的年代。对二里头期和二里冈期青铜器的认识，是我国考古工作的一项重要成果，它为追寻商代后期青铜器繁荣昌盛的原因和历史提供了一个可供比较的参考背景。

其次是对殷墟期青铜器作出分期。近年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对殷墟遗址地层的发掘、陶器的排队、分期的探讨以及新出土甲骨的考证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他们的工作对于全面考察殷墟出土青铜器的分期和系统研究整个商代青铜器有很大帮助，使得对于商代青铜器的发展脉络有了一个较为清醒的认识。

再者，也是更重要的，提出了一条专门研究我国青铜文化起源的参考线索。通过考古工作者的努力，偃师二里头遗址除发现了东西长5里、南北宽3里的夏代早期都邑和规模宏伟的宫室建筑遗迹外，还发掘出了一批铜渣、坩埚片和铜镞（箭头）、铜凿、铜刀、铜锥、铜鱼钩、铜铃等器物，经鉴定均为青铜制品；东下冯遗址下层还发现了一件铸铜斧的石范。在河南郑州，发现商代早期的都城遗址，其中有制陶场、制骨场、制铜场等较大规模的手工作坊，并有不少金饰品、玉石、玛瑙、贝壳、青铜制品出土。这证明夏代晚期和商代初期不仅在生产工具方面已广泛使用青铜器，而且在消耗量大、回收率低的箭头方面也应用了青铜，这在世界其他地方的青铜文化中是很少见的。二里头期青铜器固然朴素简陋一些，但已有比较复杂的形制和器类，有相当成熟的范铸法和复杂的绿松石镶嵌等工艺。由此可以推想，在制造出这类青铜器之前，青铜器的冶铸已经经历了一定的发展阶段。从河南的考古工作看，铜器并不是到了商代才开始出现的，也不是从夏代才开始出现的。在临汝煤山和郑州牛砦等河南龙山文化遗址中，就分别发现过铜刀和铜块。在中原龙山文化陶寺遗址的一座墓葬中，出土了一件铃形小型铜器，系用复合范铸造的红铜器。由此可见，河南地区冶铸青铜器的历史应上溯到夏代以前。也就是说，夏代商代青铜器冶铸技术都是在前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夏人在青铜技术起源与早期发展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