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竹木简策文字
《尚书·多士》中曾说：“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这里是说，只有殷商民族的先人有“典册”。大概文字的发明和利用，最早是在殷商民族中发生，因此殷商先人才最早拥有了文字记录的历史档案“典册”。
所谓“册”、“典”，当是竹木简牍的书写或契刻文字。中国古代在发明纸张以前，主要的书写材料是竹子或木头制成的“简牍”，长方形的木板叫“牍”，长条形的竹条叫“简”。“简牍”用丝绳或牛皮条（古书称“韦”，孔子读《易》“韦编三绝”即是此义）编缀起来就是“册”。“典”就是大册，重要的简册。
殷商时代是应该有竹木简册文字的。所以这么说，首先是因为甲骨文中有“册”与“典”二字，就是简牍制度在文字形态上的直接反映。“册”字作
（《合集》9356）、
（《合集》7381）、
（《合集》30653），正像众多竹木简条以丝绳或牛皮条横编联缀起来的形状。“典”字与“册”字相关形似而作
（《合集》7414）、
（《合集》38305）、
（商代金文），像以手捧“简册”或将“简册”捧放到案几上供起来之形[259]。甲骨卜辞中多次出现与“册”有关的辞例，如“作册”、“称册”、“册用”、“册祝”、“册入”等。“典”字用法与“册”相同，二字字形也时可互作相通。
殷墟甲骨文中的“册”与“典”的使用，表明至少至商代晚期简牍制度已经定型，当时通行的书写材料是简策而非甲骨，这一点许多学者早已指出[260]。
图四十一 甲骨文、金文中有“册”、“典”辞例
1.《合集》30608 2.《合集》38305 3.《合集》30685 4.《屯南》1090（局部） 5.《屯南》4554（局部） 6.《合集》886 7.《合集》7379 8.《合集》7381 9.《合集》 9356 10.商代金文
简牍制度的流行需要两个条件，一是竹子这种材料比较容易获得，二是发明用毛笔和颜料做工具和材料。甲骨文中就有毛笔及朱墨书写的文字，古代北方也盛产竹材。所以在商代流行竹木简册作为书写工具，是有其社会的物质条件的。
同时，甲骨文中还有其他线索可以证明这一点。从甲骨文的书写看，上文我们提到直行纵向的特点，显然是长期在竹简上书写而形成的特征在甲骨文中的体现。游顺钊先生认为汉字形成直行纵向书写特征的决定性因素是竹简，这一看法无疑是正确的[261]。
甚至在甲骨文中还出现仿照竹简来编连甲骨的证据。在殷墟甲骨文中有这样的情况，比如过去在殷墟午组腹甲上曾发现刻辞“三册册凡三”[262]，揣想是将龟版叠置成册，每册3版。在近年发现的山东大辛庄商代甲骨中也有这样的端倪。在大辛庄甲骨的右甲墙中间偏下的地方有一小钻孔。腹甲的左尾甲偏下外缘，还有一个大钻孔。因为边缘在成孔后削平，所以只见孔的一半。这个孔是在修治完成前做出的，可能是于运送龟甲时作穿系用。这在殷墟也是从未见过的[263]。李学勤先生认为，大辛庄的带孔腹甲或许也是这样，把几版叠置，用绳穿系固定，以便携带或保存[264]。这些情况表明，简牍制度不仅在当时依然是通行的书写材料，而且到商代晚期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
根据甲骨文字形，结合古代文献记载，并参照近世考古发现的战国秦汉简牍来推测，我们认为，商代或商代以前已经出现了将刻写字迹的竹木简牍编缀而成的“典册”了。也就是说，竹木简策文字比起陶文、甲骨文、金文来，当是彼时和商代更普遍存在的文字形式，只是由于这些文字载体的质料易腐，耐久性差，不易保存，在今天的考古工作中尚未发现商代的“典册简牍”实物。
除以上所举陶文、金文、甲骨文、玉石文字、笔墨文字、简策文字之外，商代文字还可能包括玺印文字。相传殷墟曾出土铜质玺印四方，上有文字和肖形图案[265]。因多是传世之物，且争议较大，兹不备录。
【注释】
[1]关于甲骨文单字数，历来有不同的统计数字。孙海波先生《甲骨文编》（中华书局1965年版），统计有单字4672个，其中已经考释确认的1723个，未释的2949个。姚孝遂、肖丁主编《殷墟甲骨刻辞类纂》（中华书局1989年版），该书《字形总表》将甲骨文单字标号为3551字。赵诚（《甲骨文字学纲要》，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75页）统计单字总数约为3700左右，其中已识字和可隶定字约2000左右。近年来，沈建华、曹锦炎经进一步整理得出甲骨文单字数是4071个（其中包括数字和祖先的名字合文），各类异体（实际包括异写）共6051个（含数字、祖先名合文）（沈建华、曹锦炎《新编甲骨文字形总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各家差异主要是由一些字形分合处理上的分歧所致。对于沈、曹的统计数字，李学勤先生在该书序言中称，其统计大体“应为可依的数据，由此我们即能更好地评价当时文字的发达程度”。
[2]唐兰：《古文字学导论》（增订本），齐鲁书社1981年版，第79页。
[3]李孝定：《从六书的观点看甲骨文字》，《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丛》，第40页，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该文原载《南洋大学学报》1968年第2期；赵诚：《甲骨文字学纲要》，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31页。
[4]郭沫若：《卜辞中之古代社会》，《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8页。
[5]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6]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7页。
[7]姜可瑜：《殷墟文字形成假说》，《文史哲》1992年第2期。
[8]王宁：《仓颉、沮诵神话与殷墟文字的起源——兼说武丁之前的卜辞问题》，《江汉论坛》2001年第8期。
[9]《易经·系辞下》：“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庄子·胠箧篇》：“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牺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
[10]《世本·作篇》：“苍颉作书。”《吕氏春秋·君守》：“奚仲作车，苍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淮南子·本经训》：“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韩非子·五蠹》：“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以知之矣。”《淮南子·修务训》：“史皇产而能书。”高诱注：“史皇，仓颉。”《孝经·援神契》：“仓颉视龟而作书。”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在序中调和结绳记事说与仓颉造字说：“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
[11]许慎《说文解字叙》里一开始就把古文字起源说到庖牺作八卦，《尚书序》也称：“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于是古今许多小学家据此认为，汉字的起源与八卦的卦象有关。如周易中的坎卦卦象（
）与小篆中的水字字形（
）相同。坤字在汉碑中有作“川”、“巛”字形的，《周易音义》说：“坤本又作巛。”于是毛居正、郑樵等学者就认为坤字（巛）正是坤卦卦象（
）的直写了。火字的小篆形作“
”。天字的草书作（
）形，所以天字也被认为是乾卦的卦象（
）的转写，等等。与此相关的是，最近有学者提出了以“卦象文字”阐释中国文字起源的新说，即认为古人“制器尚象”，“以八卦之象以类万物之情”，认为“中国古代自裴李岗文化至汉魏时期器物上常见的单条、刻划符号和图形文字”，就是“反映八卦之象的卦象文字”（蔡运章《远古刻画符号与中国文字的起源》，《中原文物》2001年第4期）。
[12]创立这种说法的是宋郑樵。他在《通志·六书略》中根据许慎《说文解字》中五百四十个部首，其排列顺序是从“一”字开始到“亥”字终止，即所谓“起一终亥”，认为所有的汉字都是由“一”字演变而来的。他提出“一”字可作五种变化，用以概括汉字形体的各种结构：“衡为―，纵为∣，斜∣为/，反/为\，至\而穷。”“折―为┐，反┐为┌，转┌为└，反└为┘，至┘而穷。”“折―为者侧也，有侧有正，正折为∧，转∧为∨，侧∨为∠，反∠为＞，至＞而穷。”“一再折为┌┐，转┌┐为└┘，侧└┘为[，反[为]，至]而穷。”“引一而绕合之，方则为□，圆则为○，至○则环转异势，一之道尽矣。”
[13]唐兰先生认为“文字的前身是绘画”。“文字的本质是图画，所代表的是语言。国家产生后，许多部落的语言，逐渐同化，每一图形，渐有标准的读法，于是可以描写许多图形来记载一件故事，二者记载是可诵读的，就成为文字了。”“文字起源于绘画，到统一的国家出现后，和语言结合就产生了可诵读的真正文字。文字的产生，由于自然的趋势，而不是一两个人所创造的。”“文字本于图画，最初的文字是可以读出来的图画，但图画却不一定能读。”（唐兰《古文字学导论》增订本，齐鲁书社1981年版；《中国文字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14]章太炎：《造字缘起说》，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之《章太炎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76页。
[15]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16]于省吾：《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文物》1973年第2期。
[17]王志俊：《关中地区仰韶文化刻画符号综述》，《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
[18]陈炜湛：《汉字起源史论》，《中山大学学报》1978年第1期。
[19]张光裕：《从新出土材料重新探索中国文字的起源及其相关问题》，《香港中文大学学报》第12卷，1981年。
[20]李孝定：《中国文字的原始与演变》，《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5本第二分册、第三分册，1974年；《再论史前陶文和汉字起源问题》，《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0本，1979年。
[21]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0～108页。
[22]王树明：《谈陵阳河和大朱村出土的陶尊“文字”》，《山东史前文化论集》，齐鲁书社1986年版；宫衍兴、吕浩文：《东夷文化初探》，《史前研究》1986年第1、2期合刊。
[23]唐兰：《关于吴城文化遗址与文字的初步探索》，《文物》1975年第7期；《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看我国最早文化的年代》，《光明日报》1977年7月14日版；《中国奴隶制社会的上限远在五六千年前——论新发现的大汶口文化及其陶器文字》，《大汶口文化讨论文集》，齐鲁书社1981年版；《中国有六千多年的文明史——论大汶口文化是少昊文化》，《大公报在港复刊30周年纪念论文集》，1978年版。
[24]于省吾：《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文物》1973年第2期。
[25]裘锡圭：《汉字形成问题的初步探索》，《中国语文》1978年第3期；《究竟是不是文字——谈谈我国新石器时代使用的符号》，《文物天地》1993年第2期。
[26]李孝定：《再论史前陶文和汉字起源问题》，《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0本，1979年。
[27]张光裕：《从新出土材料重新探索中国文字的起源及其相关问题》，《香港中文大学学报》第12卷，1981年。
[28]陈昭容：《从陶文探索汉字起源问题的总检讨》，《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7本第四分册，1986年。
[29]李学勤：《论新出大汶口文化陶器符号》，《文物》1987年第12期。
[30]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民族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31]甘肃省博物馆等：《一九八零年秦安大地湾一期文化遗存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2期。
[32]青海省文化考古队、中国社科院考古所：《青海柳湾》，图九四、九五，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59～165页；李孝定：《再论史前陶文和汉字起源问题》，《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0本，1979年；尚民杰：《柳湾彩陶符号试析》，《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3期；青海省文物出考古队等：《青海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地反映出的主要问题》，《考古》1976年第6期。
[33]宜昌博物馆：《宜昌县杨家湾新石器时代遗址》，《江汉考古》1984年第4期；余秀翠：《宜昌杨家湾在新石器时代陶器上发现刻划符号》，《考古》1987年第8期。
[34]徐大立：《蚌埠双堆新石器遗址陶器刻划初论》，《文物研究》总第5辑，黄山书社1989年版。
[35][日]林巳奈夫：《良渚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中的图像记号》，《东南文化》1991年第3、4期；李学勤：《考古发现与中国文字起源》，《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2辑；《良渚文化玉器符号》，《湖南博物馆文集》，岳麓书社1991年版；《良渚文化的多字陶文》，《苏州大学学报》吴学研究专辑，1992年版；《试论余杭南湖良渚文化黑陶罐的刻划符号》，《浙江学刊》1992年第4期；裘士京：《文字起源和南方古文字问题的探索》，《文物研究》总第五辑，黄山书社1989年版；张明华、王惠菊：《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陶文》，《考古》1990年第10期；余杭县文管会：《余杭县出土的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的陶器刻划符号》，《东南文化》1991年第5期。
[36]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民族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37]李学勤：《古文字学初阶》，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页。
[38]裘锡圭：《古文字概要》，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5页。
[39]陈全方：《从考古资料谈黄帝之功绩》，《黄帝与中国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40]王玉哲：《夏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夏史论丛》，齐鲁书社1985年版。
[41]徐中舒、唐嘉弘：《关于夏代文字的问题》，《夏史论丛》，齐鲁书社1985年版。
[42]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编：《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21页。
[43]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173页。
[44]邹衡：《夏文化的研究及其有关问题》，《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续集），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45]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版，第78页。
[46]李先登：《试论中国文字之起源》，《天津师大学报》1985年第4期；《夏代有文字吗》，《文史知识》1985年第7期。
[47]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20页。
[48]郑光的意见见载于《中国文明起源座谈纪要》，《考古》1989年第12期。
[49]徐苹芳、高炜等人的意见，见载于《中国文明起源座谈纪要》，《考古》1989年第12期。
[50]杜金鹏：《关于二里头文化的刻画符号与文字问题》，《中国书法》2001年第2期。
[51]《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纪要》，《考古》1992年第6期。
[52]李健民：《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期，2001年1月；《论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及相关问题》，《中国书法》2000年第10期。
[53]罗琨：《陶寺陶文考试》，《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期，2002年1月。
[54]高炜：《陶寺出土文书二三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3期，2003年1月。
[55]此字形过去被释为“玉”字的一种写法，现在看来有问题，参看刘钊等编著《新甲骨文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9页。
[56]于省吾：《释丯》，《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53页。
[57]何崝：《商代文字来源缺失环节的域外觅踪——兼论三星堆器物刻符》，《四川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58]河南文化局考古工作队：《郑州二里冈》，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59]文字释读从裴明相先生。详见裴明相：《略谈郑州商代前期的骨刻文字》，《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殷都学刊》增刊1985年版。
[60]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7页。
[61]李学勤：《谈安阳小屯以外出土的有字甲骨》，《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11期。
[62]裴明相：《略谈郑州商代前期的骨刻文字》，《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殷都学刊》增刊1985年版。
[63]李维明：《郑州出土商代牛肋骨刻辞新识》，《中国文物报》2003年6月13日；《郑州出土商代牛肋骨刻辞补识》，《中国文物报》2006年1月6日；《“乇”辨》，《中原文物》2006年第6期；《商代第一都的文字新线索——郑州出土商代牛肋骨刻辞再发现写实》，《寻根》2007年第3期；《探寻商代第一都的文字新线索——郑州出土商代牛肋骨刻辞再发现与讨论》，《甲骨学110年：回顾与展望——王宇信教授师友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郑州出土战国陶釜印文初识》，《中国文物报》2007年10月19日；《郑地亳城文献补正》，《中原文物》2009年第6期；《郑州出土商周时期“乇”声字辞与汤亳探寻》，《故宫博物院院刊》2010年第1期。
[64]孙亚冰：《对郑州出土商代牛肋骨刻辞的一点看法》，《中国文物报》2006年1月6日。
[65]陈旭、徐昭峰：《郑州出土商代牛肋骨刻辞释文漏字原因探究》，《中原文物》2006年第3期；葛英会：《读郑州出土商代牛肋刻辞的几种原始资料与释文》，《中原文物》2007年第4期；常玉芝：《郑州出土的商代牛肋骨刻辞与社记遗址》，《中原文物》2007年第5期。
[66]郑杰祥：《二里冈甲骨卜辞的发现及意义》，《史海侦迹——庆祝孟世凯先生七十岁文集》，新世纪出版社2006年版。
[67]此件字骨未见有正式报道，见引自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7页；裴明相：《略谈郑州商代前期的骨刻文字》，《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殷都学刊》增刊1985年版等。
[68]河南文化局考古工作队：《郑州二里冈》，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郑州二里冈的考古发现》，《新史学通讯》1955年第6期。
[69]宋国定：《1985～1992年郑州商城考古发现综述》，《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1985～1992），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
[70]见引自杨育彬：《华夏古代文明的丰碑》，《纪念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一百周年论文集》，齐鲁书社2000年版。
[71]宋国定：《1985～1992年郑州商城考古发现综述》，《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1985～1992），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56页。
[72]杨育彬：《殷墟甲骨文发现的意义与郑州出土的习刻字骨》，《黄河文化》1999年第2、3期。
[73]张光明等：《桓台史家遗址发掘获重大考古新发现》，《中国文物报》1997年5月8日；淄博市文物局等：《山东桓台县史家遗址岳石文化木构架祭祀器物坑的发掘》，《考古》1997年第11期。
[74]张光明：《山东桓台史家遗址发掘收获的再认识》，《夏商周文明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
[75]山东省文物管理处、济南市博物馆：《大汶口》，文物出版社1974年版，第117～119页。
[76]黄景略：《山东莒县发现我国最早象形文字》，《中国历史学年鉴》（1979），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426页。
[77]唐兰：《关于江西吴城文化遗址与文字的初步探索》，《文物》1975年第7期；《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看我国最早文化的年代》，《光明日报》1977年7月14日；《再论大汶口文化的社会性质和大汶口陶器文字——兼答彭邦炯同志》，《光明日报》1978年2月23日；《中国奴隶社会的上限远在五六千年前——论新发现的大汶口文化及其陶器文字》，《大汶口文化讨论文集》，齐鲁书社1981年版；《中国有六千多年的文明史——论大汶口文化是少昊文化》，载《大公报在港复刊30周年纪念文集》1978年版。
[78]李学勤：《论新出土大汶口文化陶器符号》，《文物》1987年第12期。
[79]苏兆庆：《莒县文物志》，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240～247页；王树明：《谈陵阳河与大朱村出土陶尊“文字”》，《山东史前文化论文集》，齐鲁书社1986年版。
[80]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东邹平丁公遗址第四、五次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第4期。
[81]李学勤等：《专家笔谈丁公遗址出土陶文》，《考古》1993年第4期。
[82]报道见自《中国文物报》1993年9月5日。
[83]龙虬庄遗址考古队：《龙虬庄——江淮东部新石器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4～206页。
[84]俞伟超：《东夷系统的已佚古文字》，《揖芬集——张政烺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85]王守功：《景阳岗城址刻文陶片发现的意义》，《中国文物报》1998年1月14日。
[86]该器未见公开发表，现藏桓台博物馆，见引自张光明：《山东桓台史家遗址发掘收获的再认识》（《夏商周文明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一文。
[87]见引自张光明：《山东桓台史家遗址发掘收获的再认识》（《夏商周文明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一文。
[88]李步清、吴运进：《山东莱阳发现一件罕见的仿铜陶盉》，《文物》1987年第10期；李步青、王锡平：《建国以来烟台地区出土商周青铜器概述》，《古文字研究》第19辑，中华书局1992年版。
[89]《艺林月刊》1930年12册第15页“古陶零拾”，见引自上注俞伟超文。
[90]有学者认为，龙山时代东夷部族的文字可能随同整个部族在一场天灾中消失了。如俞伟超先生认为，当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末期，大体相当于古史记载中的大禹治水阶段，这时气温上升，雨量增加，洪水泛滥，大江大河流域下游所受灾难尤盛，以致当时文化发展程度最高的良渚文化、龙山文化被摧残殆尽，流行于龙山文化的东夷部族文字也可能同时被毁灭（见俞伟超《龙山文化与良渚文化衰变的奥秘》，《文物天地》1992年第3期）。
[91]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至六次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第1期。
[92]李学勤：《文物研究与历史研究》，《中国文物报》1988年3月11日，第三版。
[93]张光直：《中国古代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燕京学报》新三期，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94]唐建：《贾湖遗址新石器时代甲骨契刻符号的重大考古理论意义》，《复旦学报》1998年第2期。
[95]郑洪春、穆海亭：《陕西长安花楼子客省庄二期文化遗址发掘》，《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
[96]蔡运章：《远古刻画符号与中国文字的起源》，《中原文物》2001年第4期。
[97]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418页。
[98]王宇信：《甲骨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16页。
[99]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第13页。
[100]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101]王宇信：《甲骨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6页。
[102]王宇信：《甲骨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6页。
[103]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4页。
[104]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417页。
[105]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5页。
[106]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417页。
[107]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4页。
[108]赵铨等：《甲骨文契刻初探》，《考古》1982年第l期。
[109]马如森：《殷墟甲骨文引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97页。
[110]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上册，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
[111]董作宾：《甲骨学五十年》，台湾艺文印书馆1955年版。
[112]郭沫若：《殷契粹编·序言》，科学出版社1965年版。
[113]详细参考黄德宽：《殷墟甲骨文之前的商代文字》，《中国文字学报》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114]黄德宽：《汉字构形方式：一个历时态演进的系统》，《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
[115]姚孝遂：《甲骨文形体结构分析》，《古文字研究》第20辑，中华书局2000年版。
[116]姚孝遂：《古文字符号化问题》，《古文字学论集》（初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117]姚孝遂：《甲骨文形体结构分析》，《古文字研究》第20辑，中华书局2000年版。
[118]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台湾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40页；[法]游顺钊：《古汉字书写纵向成因》，《中国语文》1992年第5期。
[119]王宇信、杨升南：《甲骨学一百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66页。
[120]管燮初：《甲骨刻辞语法研究》，科学出版社1953年版。
[121]王宇信、杨升南：《甲骨学一百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70～280页；张玉金：《甲骨文语法学》，学林出版社2001年版。
[122]姚孝遂：《古文字研究工作的现状和展望》，《古文字研究》第1辑；《古汉字的形体结构及其发展阶段》，《古文字研究》第4辑；《再论汉字的性质》，《古文字研究》第17辑；《甲骨文形体结构分析》，《古文字研究》第20辑。
[123]参见陈炜湛：《甲骨文字辨析·卜辞左右说》，《中山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
[124]陈炜湛：《甲骨文异字同形例》，《古文字研究》第六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
[125]孙诒让：《契文举例》，楼学礼校点本，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3页。
[126]王国维：《释天》，《观堂集林》卷六，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282页、第283页。
[127]于省吾：《释具有部分表音的独体象形字》，《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35～443页。
[128]参阅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郑州商城》，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657页以及图四四九、四五〇，图版一三四，1、2、4，第827页及图五五六，2、3。
[129]参阅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郑州商城》，文物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762页，图五一六到五二〇，图版四九；第928页及图六一九，9。
[13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1984年春偃师尸乡沟商城宫殿遗址发掘简报》，原载《考古》1985年第4期，收入《偃师商城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131]参阅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学文博学院考古系、南开大学历史系博物馆学专业：《1995年郑州小双桥遗址的发掘》，刻划陶文符号见该报告所附图一九，《华夏考古》1996年第3期。
[132]宋定国：《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陶器上的朱书》，《文物》2003年第5期。
[133]曹建敦：《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陶器上的朱书文字略探》，《中原文物》2006年第4期。
[134]江西省博物馆等：《江西清江吴城商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7期。
[135]江西省博物馆等：《江西清江吴城商代遗址第四次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资料丛刊》第2辑，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
[136]唐兰：《关于江西吴城文化遗址与文字的初步探索》，《文物》1975年第7期，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
[137]李孝定：《再论史前陶文和汉字起源问题》，《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丛》，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第217页。
[138]戴敬标：《南方古代占卜初探——兼谈对吴城陶文的识辨》，《南方文物》1986年第1期。
[139]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台湾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37页。
[140]黄德宽：《殷墟甲骨文之前的商代文字》，《中国文字学报》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141]唐兰：《关于江西吴城文化遗址与文字的初步探索》，《文物》1975年第7期。
[142]李学勤：《谈青铜器与商文化的传布》，原载1978年5月1日香港《大公报》，收入《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这个解释作者后来又有所改变。
[143]参阅萧良琼：《吴城陶文中的“帚”与商朝南土》一文，李学勤、赵峰说也见该文所引，收入《尽心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2～97页。
[144]饶宗颐：《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商务印书馆（香港）1998年版，第57页。
[145]参阅江鸿（李学勤）：《盘龙城与商朝的南土》，收入“当代学者自选文库”之《李学勤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10～120页。
[146]参阅李学勤：《新干大洋洲商墓的若干问题》，《文物》1991年第10期。
[147]参阅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所编：《新干商代大墓》，图八三、八四、八五、八六、八七、八九、九〇等，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戈革（？）”释文，参阅李学勤：《新干大洋洲商墓的若干问题》，《文物》1991年第10期。
[148]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台西考古队：《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6期。
[149]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台西考古队：《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9年第6期。
[150]季云：《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发现的陶器文字》，《文物》l974年第8期。
[151]李济：《殷墟陶器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李济：《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二·小屯殷墟器物甲编·陶器：上辑》，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56年版。
[152]李孝定：《小屯陶文考释》，《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丛》，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
[15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130页、第131页。
[15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48～255页。
[155]焦智勤：《商代陶文五例》，安阳甲骨学会编著《安阳甲骨学会文集》，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
[156]唐兰：《从河南郑州出土的商代前期青铜器谈起》，《文物》1973年第10期；又收入《唐兰先生金文论集》，紫禁城出版社1995年版，第481～493页。
[157]此一部分参考陈絜：《商周金文》，“二，二十世纪金文资料的重大发现”，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24～30页。
[15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
[159]王巍：《夏商周考古学五十年》，《考古》1999年第9期。
[16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西区一七一三号墓的发掘》，《考古》1986年第8期。
[16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6年安阳大司空村南地的两座殷墓》，《考古》1989年第7期。
[16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440页。
[16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454页。
[164]刘一曼：《殷墟郭家庄160号墓的发现及主要收获》，《考古》1998年第9期。
[16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市郭家庄东南26号墓》，《考古》1998年第10期。
[166]安阳市文物工作队、安阳市博物馆编：《安阳殷墟青铜器》“前言”，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167]孟宪武、杨松山、李贵昌：《殷墟南区墓葬青铜器群综合研究》，载安阳市文物工作队、安阳市博物馆编《安阳殷墟青铜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7页。
[168]《安阳殷墟青铜器》编者对此“
”字释为“举”字，个人认为不妥。
[169]“六”字族徽铭文，在殷墟南区墓葬中常见，过去传世商器中也常有此铭。此字有学者曾经释读为“入”字，然从字形来看，与甲骨文“入”字不类。《安阳殷墟青铜器》编者对此字无释。本人怀疑此字是古代六国之“六”，是在商代就已存在的古族古国，故将其隶释为“六”。
[170]石志廉：《商戉鬲》，《文物》1961年第1期。
[17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76页。
[17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50页。
[17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90页。
[17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图六二，8～12；图七三，1～3。
[17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95页。
[17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西区一七一三号墓的发掘》，图六，1；图六，2，《考古》1986年第8期。
[17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发掘报告》，图版三七，2，3，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17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西区一七一三号墓的发掘》，图六，1，《考古》1986年第8期。
[17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西区一七一三号墓的发掘》，图六，2，《考古》1986年第8期。
[180]于省吾：《商周金文录遗》，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66页、第275页。
[18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99页、第230页。
[182]杨宝顺：《温县出土的商代铜器》，《文物》1975年第2期。
[183]齐泰定：《河南辉县褚丘出土的商代铜器》，《考古》1965年第5期。
[184]河南省信阳地区文管会、河南省罗山县文化馆：《罗山天湖商周墓地》，《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
[185]国家文物局：《河南鹿邑商周墓地》，国家文物局主编《1998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第33～41页。
[186]张颔：《寝孳方鼎铭文考释》，《古文字研究》第16辑，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07～210页。
[187]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灵石县旌介村商代墓和青铜器》，《文物资料丛刊》第3辑，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灵石县文化局：《山西灵石旌介村商墓》，《文物》1986年第11期。
[188]麟游县博物馆：《陕西省麟游县出土商周青铜器》，《考古》1990年第10期。
[189]庞文龙、刘少敏：《岐山县北郭乡樊村新出土青铜器等文物》，《文物》1992年第6期。
[190]临沂文物收集组：《山东苍山县出土青铜器》，《文物》1965年第7期。
[191]山东省博物馆：《山东长清出土的青铜器》，《文物》1964年第4期。
[192]殷之彝：《山东益都苏埠屯墓地和“亚醜”铜器》，《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简介》，《文物》1972年第1期。
[193]罗平：《河北磁县下七垣出土殷代青铜器》，《文物》1974年第11期。
[194]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考古部：《1979～1989年天津市文物考古新收获》，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8页。
[195]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73～675页。
[196]王家佑：《记四川彭县竹瓦街出土的铜器》，《文物》1961年第11期。
[197]辽宁省博物馆、朝阳地区博物馆：《辽宁喀左县北洞村发现殷代青铜器》，《考古》1973年第4期；喀左县文化馆等：《辽宁喀左县北洞村出土的殷商青铜器》，《考古》1974年第6期。
[198]晏琬（李学勤）：《北京、辽宁出土铜器与周初的燕》，《考古》1975年第5期。
[199]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二本·1001号大墓》，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62年版。
[200]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89页。
[201]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31页。
[202]石璋如：《殷代头饰举例》，《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八本，1957年，第637页。
[20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妇好墓》，图七五之3（玉戈），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136页。
[204]石志廉先生的发言，参见《安阳殷墟五号墓座谈纪要》，《考古》1977年第5期，第347页。
[205]故宫博物院：《古玉精萃》，图版11，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年版。
[206]李学勤：《美国顾立雅教授及其旧藏甲骨》，《文物天地》1995年第1期。
[207]24 Max Loehr，Ancient Chinese Jades from the Grenville L.Winthrop Collection，in the Fogg Art Museum，Harvard University，1975，Fig.29.
[208]李学勤：《论美澳收藏的几件商周文物》，《文物》1979年第12期；李学勤：《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312页。
[209]裘锡圭：《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47～348页。
[210]黄濬：《古玉图录初集》（一函四册），卷四，北京尊古斋珂罗版线状印本1935年版，第11页。
[211]陈邦怀：《记商小臣玉铭》，《一得集》，上卷，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201页。
[212]李学勤先生将此玉器契刻文字释为：“乙亥王锡小臣
瓒，在太室。”认为瓒是礼器，以玉为柄，黄金为勺，行裸时用以挹取鬯酒。但又认为这件柄形器是否瓒柄，有待研究。详见李学勤《商至周初的玉石器铭文》，《李学勤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2～177页。
[2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图一九八（乙），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214]黄濬：《古玉图录初集》，卷三，北京尊古斋珂罗版线状印本1935年版，第13页。
[215]胡厚宣：《卜辞中所见的殷代农业》，《甲骨学商史论丛》二集上册，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专刊1945年版，第69页。
[216]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06～507页。
[217]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图版十七，下左二，中华书局1988年版。
[218]金祖同：《殷墟卜辞讲话》，序言，上海中国书店1935年版。
[219]天津市艺术博物馆编：《天津市艺术博物馆》，图版176，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220]陈邦怀：《记商玉版甲子表》，《一得集》，上卷，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199～201页。
[221]天津市艺术博物馆编：《天津市艺术博物馆》，图版178，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222]许俊臣：《甘肃庆阳发现商代玉戈》，《文物》1979年第2期，第93页。
[223]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07页。
[224]李学勤：《商至周初的玉石器铭文》，《李学勤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2～177页。
[225]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年），图五五七之2、3，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829页。
[226]唐兰：《关于江西吴城文化遗址与文字的初步探索》，图六，《文物》1975年第7期。
[227]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四本·1003号大墓》，图版贰柒，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67年版。
[228]李学勤：《商至周初的玉石器铭文》，《李学勤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2～177页。
[229]高去寻：《小
的残片与铭文》，《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八本下册，1957年，第605页。
[230]杨锡璋：《安阳殷墟西北冈大墓的分期及有关问题》，《中原文物》1981年第3期；《商代的墓地制度》，《考古》1983年第10期。
[231]胡厚宣：《卜辞中所见的殷代农业》，《甲骨学商史论丛》二集上册，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5年版，第69页；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07页。
[232]梁思永、高去寻：《侯家庄第二本·1001号大墓》，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62年版。
[23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妇好墓》，图七五之1（石磬），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136页。
[23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妇好墓》，图七五之2（石牛），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136页。
[23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0-1982年安阳苗圃北地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6年第2期。
[236]张政烺：《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张政烺：《殷墟甲骨文中所见的一种筮卦》，《文史》第二十四辑，中华书局1985年版；张亚初、刘雨：《从商周八卦数字符号谈筮法的几个问题》，《考古》1981年第2期。
[237]于省吾：《双剑誃古器物图录》卷下，北京大业印刷局1940年版，第17～19页。
[238]常任侠：《中国古典艺术》，上海出版公司1954年版，第29页。
[239]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图版拾柒，上、下、右，中华书局1988年版。
[240]傅振伦：《记长沙左家公山发现的古笔》，《文史哲》1956年第2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阳楚墓》，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
[24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小屯村北的两座殷墓》，《考古学报》1981年第4期。
[24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91年安阳后岗殷墓的发掘》，《考古》1993年第10期。
[243]安阳市博物馆：《安阳市铁西刘家庄南殷代墓葬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6年第3期。
[244]孟宪武、李贵昌：《殷墟出土的玉璋朱书文字》，《华夏考古》1997年第2期。
[245]孟宪武、李贵昌：《殷墟出土的玉璋朱书文字》，《华夏考古》1997年第2期。
[246]王辉：《殷墟玉璋朱书文字蠡测》，《文博》1996年第5期；《殷墟玉璋朱书“
”字解》，《于省吾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9月版。
[24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殷墟刘家庄北1046号墓》，《考古学集刊》第15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
[248]李学勤：《说祼玉》，《东亚玉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中心1998年版；《裸玉与商末亲族制度》，《史学月刊》2004年第9期。
[24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小屯村北的两座殷代墓》，《考古学报》1981年4期，第505页。
[250]资料现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见引自孔德铭《殷墟文字漫议》，《中国文字博物馆》2011年第1期。
[251]黄濬：《邺中片羽》第三集卷下，北京琉璃厂通古斋1942年版，第27页。
[252]宋定国：《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陶器上的朱书》，《文物》2003年第5期，第35～44页。
[25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9～150页。
[254]刘一曼：《试论殷墟甲骨书辞》，《考古》1991年第6期。
[255]刘一曼：《试论殷墟甲骨书辞》，《考古》1991年第6期。
[256]李学勤：《商至周初的玉石器铭文》，《李学勤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2～177页。
[257]陈志达：《商代的玉石文字》，《华夏考古》1991年第2期。
[258]孟宪武、李贵昌：《殷墟出土的玉璋朱书文字》，《华夏考古》1997年第2期。
[259]参考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200页、第490页。
[260][美]钱存训：《书于竹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
[261][法]游顺钊：《古汉字书写纵向成因——六书外的一个探讨》，《中国语文》1992年第5期。
[262]懿恭：《我国最古的书甲骨文——龟册》，《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5期。
[263]方辉：《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商代甲骨文》，《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3期；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济南市考古所：《济南市大辛庄遗址出土商代甲骨文》，《考古》2003年第6期。
[264]李学勤：《济南大辛庄甲骨卜辞的初步考察》，《文史哲》2003年第8期；又收入李氏《中国古代文明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65]李学勤：《玺印的起源》，《缀古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8～81页；《试说殷墟新出土的铜玺》，《中国书画》200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