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字的刻写过程又是怎么样的呢？这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董作宾先生通过观察大量的出土甲骨片，发现有些甲骨文字中的一些朱书、墨书文字以及少数只刻竖画而缺刻横画的现象，据此他认为：“卜辞有仅用毛笔写而未刻的，有全体仅刻直画的，可见是先书后刻。”^[104]对此，陈梦家先生则持完全不同的态度，认为“先书后刻之说是难以成立的”。因为“刻辞小如蝇头，不容易先书后刻，况且卜辞常用的字并不多，刻惯了自然先直后横，本无需先写了作底子”^[105]。

陈梦家先生在分析殷墟甲骨上的朱书、墨书文字时，提出的如下几点值得注意：（1）字写得特别大，比同版的契文大得多。（2）字大多写在甲骨的背面，而正面的刻辞多是习刻之作。（3）背面的朱书、墨书有些与正面的刻辞处在相反的方向。另外，我们还须注意到，一些甲骨正面为正规的契刻卜辞者，背面的朱书、墨书文字与刀契文字杂处在一起。因此可以说，不管甲骨正反两面的刀笔与毛笔文字是否由一人所为，一时所做，但由朱书、墨书文字均书写在一般不刻写卜辞的位置上，或与契文错杂一处，其性质应与正面习刻之作的性质是一样的，即这些朱书、墨书文字应是习字者所为。在多达十几万片的甲骨资料中，刀笔习刻之作与毛笔习字之作虽不多见，但两者在甲骨文书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凡有书法与篆刻实践经验的人，都知道两种练习的作品是契刻人在从事卜辞契刻之前必要的准备，而练习毛笔字，掌握字的结构、布局则又是习刻甲骨文字的基础条件。

甲骨文字中何以会有缺刻横划现象？董作宾先生认为契刻甲骨文时，先刻所有字的直画，然后再逐个补刻横画^[106]。陈梦家先生也认为：“由此可知契刻之时是整行的先刻直道，然后再刻横画，如今刻字者所为。”^[107]言外之意是，先刻了竖划，横划忘刻了，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对此我们不能苟同，因为：其一，甲骨文缺刻横画者多为干支表，比如郭沫若《卜辞通纂》第六片甲骨契文是干支表，共8行，第三行以下均缺刻横画。其二，学刻者为掌握某一种笔画而连续刻出所有字的同类笔画，是完全可能的。我们还认为，不能把习刻作品中少数缺刻横画的例子看作一种普遍的规律，从而认为所有卜辞都是依照这样的方法去刻写的。从该片甲骨的前半部分完整文字笔画来看，间架结构以及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都是有联系的，而不是孤立的。商代甲骨文字结构匀称，布局有呼应、有生气，绝不是采取先直后横的契刻方法所能达到的。在一版近120字的篇幅中，每字都只刻直画而缺刻横画，且字距、行款又布置严整合理，是必须有朱书或墨书字作底本才能做到的，否则根本不可能。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赵铨先生专门做了科学实验进行模拟，也认为“先直刻后横刻的流水作业法，不见得是普遍规律”^[108]。

因此我们认为：甲骨文中少数先直后横的契刻作品应是习刻者所为，而整篇的缺刻横画的刻辞则应是以朱墨书作底子进行的笔画练习。

在甲骨刻辞中，既有大字，也有小字，而且往往在一块骨版上，同版就有大小不同的字体混杂排列。大字和小字的刻写方法是不同的。一般认为小字是单锋字，是以刀尖刻划而成的。大字是双锋字，笔画两面都有刻划的刀痕^[109]。大字甲骨文那样粗壮、圆转的笔画，特别如《宰丰骨刻辞》那样的带有毛笔书迹的优秀作品，可能是预先用毛笔写成的底子，然后以刀刻成。这在甲骨文大字与金文或甲骨之朱书、墨书的比较中是显而易见的。小字则可能不同，它笔划纤细，小如豆粒，如果也是先书后刻，则不胜其烦，也完全没有必要。目前发现甲骨上刻道周围有墨书痕者，多是大字，鲜见小字，是其证据。不过小字笔划瘦硬劲直，结构匀称美观，章法布排整齐，书刻流畅而无滞涩之感，也必然是以毛笔书法为其根基的。甲骨上的朱书、墨书习字之作，正是极好的注解。有了良好的毛笔书法功底，才会有精美的刀笔文字，甲骨小字是无需先书后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