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字的形成有赖于殷代刀笔文字的契刻工具。在殷墟考古发掘中，曾经多次发现商代的刻刀。

董作宾先生曾经介绍：“在安阳殷墟第三次发掘大连坑附近大龟四版之地，我们曾发现过一把小铜刀，甚似现世刻字者所用，这大概就是殷人契刻的工具。”^[97]1950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殷墟武官村大墓出土了一件刀形玉器，郭宝钧先生称之为“碧玉刻刀”，认为可能是“仿当日实用刻字刀而模制者”^[98]。对于这些出土于殷墟的刻字刀，陈梦家先生指出“大约皆是晚殷的东西，武丁时代的铜器与玉器，我们至今尚无从分辨起，至迟在武丁时代已有契刻之事，它所用的什么工具尚不能遽加论定”^[99]。

其实用铜质或玉质的刻刀在骨质材料上刻契文字，应当是自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以来，先民们在雕刻骨、角、玉、石器纹饰的漫长生产实践中，逐渐积累经验并创制改造而发明的一种方法。甲骨文字刻写得如此精美典雅，匀称细致，这说明刻字者谙熟此道，既是当时少数识文断字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是经常使用并熟练掌握这种刻写工具的人士。

使用铜刀在甲骨上刻契文字，自然是可以理解的，完全可能的。那么问题是玉刀能不能在质地坚硬的甲骨上契刻文字，学者们对此是颇有争议的。郭沫若先生说：“最近我联想到象牙工艺的工序，因而悟到甲骨在契刻文字或其它削制手续之前，必须是经过酸性溶液的泡制，使之软化的。”^[100]他认为以甲骨在使用之前有一个转化的过程，用铜刀、玉刀在甲骨上刻字是完全可能的。王宇信先生则断言：“近年，经过模拟实验表明，无论是含水份较大的新鲜骨料，还是已经干硬的陈旧骨料，不经软化处理完全可以用铜刀在上面刻字。”“玉刀刻字，刃并不易折断，只不过是容易将尖用钝。”^[101]可见以往学者推测安阳出土的铜刀、玉刀为刻写工具是有道理的。

图二十六　殷墟所出商代后期甲骨刻刀

1.夔龙形青铜雕刀（小屯YM186）　2、3.鱼形碧玉雕刀（武官村大墓）

董作宾先生在安阳发掘时，曾经“在三块骨片上偶然发现了几个残破的毛笔书写的字”^[102]。资料表明，从武丁以至帝辛时代，在卜用甲骨上以朱书、墨书方式写字，其总量虽然不多，但也并非罕见的例外^[103]。所以，毛笔在商代也是重要的书写工具。“笔”（聿）字甲骨文作“”，是以手执竹笔（竹字作、形）之形，可知那时毛笔的形态已同今日一样，即在直杆下端附着兽毛而成。甲骨文“書”作“”，该字也是从聿从口，像手执竹笔在某物上书写之形。据《尚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典是指用纽带编联的简书文字，甲骨文“册”字作“”，“典”字作“”，形象生动地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商代的史官称为“作册”，即指以毛笔、简册记录历史的人。尽管商代的毛笔、简策至今未能发现，但商代已使用毛笔并著之于简策已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另外，考古资料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文化时期，出现在陶器表面的彩绘鱼、虫、鸟、兽及人物图案，就是用毛笔绘制的。即在商代之前几千年，中国的先民就已经制作并使用毛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