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商族相比，夏族也许不是文字的发明者，因此整个夏代使用文字并不普遍。据吾师王玉哲先生的研究，群经诸子所引《夏书》以及《禹贡》、《甘誓》绝不是周以前的作品，明代所传“大禹岣嵝碑”，宋人所传的所谓夏琱戈、夏带钩，其上的铭文刻辞，也决不是夏代文字，夏代当时还没有文字^[40]。徐中舒先生等人也同意这一看法^[41]。周代有文字，除金文外，还有甲骨文，但其文字系统基本同于殷商文字，很可能是从商人那里学来的，因为没有其族先人发明文字的文献记载。所以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

图二十一　王城岗遗址陶器刻文拓本和摹本

但是也有不同的意见。在属于夏代文化的二里头遗址发现了一些陶器刻划符号，这些符号大约有20多种，分别分布于大口尊等陶器的口沿内部，有学者就认为这些陶器刻符，“应该就是当时的文字”^[42]。1960年在偃师二里头夏文化晚期第三段的一个灰坑中，发现了一个刻有一字的黑陶纺轮。由于此字与甲骨文中的“羌”字字形比较相似，所以邹衡先生认为：“商朝的文字同夏文字是一脉相承的，基本上属于一个系统。”^[43]“据现有材料得知，二里头文化第三、四期的陶器上出现了多种样式的刻划符号，其中有的应该就是文字。这些文字目前尚未认识，有个别的字，颇似甲骨文，例如　或即‘羌’字。我们认为，这种早于甲骨文的文字，应该是目前我国现最早的一种文字。”^[44]1981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发现了在一件泥质磨光黑陶平地器的外底上刻有一个“共”字，字形像两手相对各持一棒之形^[45]。该字字形与甲骨文、金文中的“共”字字形较近，可能是代表器物所属者氏族的徽号。出土刻符陶器的王城岗三期相当于夏代的初年，李先登先生据此认为，夏代已经有了文字^[46]。只是这些材料单字孤证，尚不能证明夏代已经广泛使用文字。夏鼐先生说到二里头文化时曾言，“它似乎已有文字制度。发掘中有刻划记号的陶片，都属于晚期。记号已发现的共有24种，有的类似殷墟甲骨文字”，但他同时也承认，这些刻划记号“都是单个孤立，用意不清楚。这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47]而二里头发掘主持者郑光先生认为：“其中个别有类似文字的，但因都是单个存在，而且与后来的甲骨文、金文的结构有较大的距离，不易确定其为文字。二里头陶器上的刻划符号不属文字系统，而属某种意义的符号系统。”^[48]郑先生的意思，是说这些符号既不是图画，也不是文字，而是一种帮助人们记忆的记事符号。记事符号与早期文字的形成关系密切，一些常用的记事符号在某一地区广泛地应用，约定俗成，有了读音，自然就成了早期的文字了。但大部分刻划符号没能发展成为文字，而文字的形成也远非仅仅刻划符号一途。二里头的陶器刻划符号有了某种程度的表义性，但它终属符号系统，远非文字。不过郑光、高炜、徐苹芳先生等人认为，二里头和陶寺时代应该已经有文字了，并期待着将来考古发掘中能有书写文字的发现^[49]。有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曾发现的20多种陶文符号，大都在大口尊和卷沿盆的口沿上，是烧成后使用时刻划上的，从字形风格、结构来看，它们与二里冈陶文、小双桥朱书应该是一系的，不少是可以与甲骨文相对应的，它们是夏代文字无疑^[50]。

图二十二　陶寺遗址扁壶朱书陶文

1.扁壶正面陶文　2.扁壶反面陶文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是已进入夏纪年的龙山文化遗存，所以学界也多将其与二里头、东下冯一样看作是夏代的物质文化遗迹。1984年在陶寺遗址一座晚期灰坑中发现了有朱书的陶扁壶，壶身正面、背面都有朱书符号^[51]。据此，有些学者就认为是夏代文字，如李健民先生认为其中一“文”字，很可能与夏禹之名“文命”有关^[52]。而罗琨女士释其中两字为“昜文”即“明文”，将其看作是一篇完整的文献，并与《尚书·尧典》类比，认为两字和一个符号（界划）记述了尧的功绩^[53]。张政烺先生认为扁壶朱书“文”字与大汶口文化陶文和殷墟甲骨文是同一个文字系统，张光直先生则认为扁壶背面的那两个刻划倒过来看可能是“祖丁”二字^[54]。

不过，除了其中“文”字符号与甲骨文、金文中的字形相似，其他的符号都不堪与后世文字相类比。由于这些符号仍与其他地区龙山时代陶器刻划符号一样，孤立存在而不成系统，所以这些符号是否就是文字，尚待存疑。

尽管在二里头文化考古发掘中发现一些与文字有关的刻划，这些珍贵的资料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争论，但是目前还没有多少考古学证据可以说明，夏代已经有了大量使用文字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