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把这些刻符与已发现并确认的成熟古文字体系进行比较，当代古文字学家们多认为文字起源于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刻划符号。如郭沫若先生认为，距今六七千年之久的仰韶文化陶器刻符已与后世的花押及族徽相似，“无疑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彩陶上的那些刻划记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15]于省吾先生说：“这种陶器上的简单文字，考古工作者以为是符号，我认为这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仰韶文化距今得有六千多年之久，那么，我国开始有文字的时期也就有了六千多年之久，这是可以推断的。”不仅认为它们是原始文字，而且还直接把它们与商周古文字相比附，例如释×为五，┼为七，ㄒ为示，↑为矛，ψ为艸等^[16]。王志俊先生认为它们包含了数字刻符和象形文字刻符两类，“已属简单的文字”^[17]。陈炜湛^[18]、张光裕^[19]、李孝定^[20]等学者也都持这种观点。

图十九　半坡仰韶文化陶器刻划符号

对于江浙地区良渚文化发现的陶文符号，一直不为中国文字起源研究的学者所关注。而李学勤对良渚陶器、玉器上的文字，曾多次予以讨论，认为其上的一些刻划符号如“封”、“炅”、五峰“山”形等，与大汶口文化某些符号相通，且反复出现，也应是一种原始文字^[21]。

但更多的古文字学家认为发现于山东莒县陵阳河的距今四五千年的大汶口晚期文化陶尊上的刻划符号群（、等共8种18个字符）^[22]，与汉字的起源有密切的关系。唐兰先生甚至认为这些刻划已是早期汉字，并把它们分别释为“炅”（音迥）及其异体、“戉（即后世的‘钺’字）”、“斤”等^[23]。于省吾先生则释为“旦”^[24]。裘锡圭先生通过对这些符号与商周象形文字的比较，认为它们“跟古汉字相似的程度是非常高的，它们之间似乎存在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因此，“大汶口文化象形符号应该已经不是非文字的图形，而是原始文字了”^[25]。这一观点得到了学术界热烈的响应，许多学者如李孝定^[26]、张光裕^[27]、陈昭容^[28]、李学勤^[29]等，都赞同并补证这一说法。但是对于这一观点，学术界也还有争论。汪宁生先生则认为它们还不是文字，而是“属于图画记事性质”的符号^[30]。

可以肯定的是，不是所有的陶器刻划符号都可以成为陶文。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陶器刻符很多，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年代上距今约8000年的甘肃秦安大地湾一期文化（老官台文化）陶器符号^[31]、青海柳湾遗址出土的马家窑文化陶器刻划符号^[32]、湖北宜昌杨家湾出土的大溪文化陶器符号^[33]、安徽蚌埠双堆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陶器符号^[34]、良渚文化出土的陶器符号和玉器符号^[35]等。它们是否就是文字的最早形态，这一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争论。

我们认为，属于仰韶文化的半坡陶符、姜寨陶符，孤立地出现在陶器边缘，证明它们还不能记录语言，也不大可能是氏族或个人的徽号，还不能视为文字。汪宁生先生说这些符号：“对后世文字发明有一定的影响，但本身绝不是文字”，“它不过是为表明个人所有权或制作时的某些需要而随意刻划的”^[36]。李学勤先生也认为半坡陶器符号是由刻划的几何线条构成，“凡对简单的几何线条形符号用后世的文字去比附，总是有些危险，不能得到令人信服的结论”^[37]。裘锡圭先生认为，“这种符号所表示的决不会是一种完整的文字体系”，甚至连原始文字的可能性都很小，所以他反对把这种刻符的形体与商周文字相比附，但他认为其中的一些符号可能是数字的前身^[38]。

而较晚的大汶口时代陶器符号，我们认为则已是原始文字了。这些刻符频繁地出现在用作礼器的陶尊的边缘，无疑是东方民族的一些氏族的族徽，而且它们已经初步具备了形音义等汉字诸要素。如其中有些符号（如、）多次出现，而且出现在有一定距离的不同地方，如莒县和诸城之间还隔着一个五莲县，说明这些符号已在一定的范围内通行，具备了交流信息的可能性。另外，从符号的结构来看，这批符号既有独体象形符号（如、，“钺”、“斤”），又有合体会意符号（如、，或释为“炅”、“炅山”），即已具有早期汉字的特点。所以，把这些陶尊符号视为早期的汉字，应该是合适的。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汉字起源于史前时期某些陶器刻划符号。至于晚于大汶口文化的二里头文化陶器刻符，相当于商代早中期的二里冈陶符，相当于商代中晚期的台西陶符、小屯陶符、吴城陶符早已是文字了，可以径直称之为“陶文”。

图二十　山东大汶口文化陶尊刻划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