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晚期之时，甲骨占卜之风日盛，甲骨占卜之术日精，甲骨占卜文化已达到了顶峰。在此之前，规模未有如此之宏大，也未见其有系统的刻辞文字；在此之后，甲骨占卜风俗式微，甲骨卜辞文字也渐趋末流。商代晚期的甲骨占卜可谓空前绝后，蔚为大观。

在殷墟甲骨文发现之后不久的1904年，甲骨学研究先驱孙诒让在其所撰《契文举例·叙》中，就引用文献资料而对商代甲骨占卜与文字契刻之奥妙，进行了探索：

《诗·大雅·緜》云：“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毛公诂契为开，开、刻义同，是知契刻又有施之龟甲者。《周礼》：“菙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又云：“遂龡其焌契，以授卜师。”杜子春云：“契谓契龟之凿也。”亦举《緜》诗以证义。郑君则谓契即《士丧礼》之楚焞所用灼龟也。综斠杜、郑之义，知开龟有金契，有木契；杜据金契用以钻、凿，郑据木契用以然、灼，二者盖同名异物。金契即刻书之刀、凿。将卜，开甲俾易兆，卜竟，纪事以征吉，殆皆有契刻之事。^[79]

这是现代学人最早对照甲骨实物对商代占卜法所作的推测。之后，经过罗振玉^[80]、陈梦家^[81]、董作宾^[82]、瞿润缗^[83]、沈启元^[84]、胡厚宣^[85]、张秉权^[86]、刘渊临^[87]、刘一曼^[88]、宋镇豪^[89]等人的先后探究，并结合西南地区彝族等民族学材料，对商代占卜之制作了持续的考论阐释。

综合诸家所论，商代甲骨占卜过程和占卜制度，可以进行如下的大致复原：

当此之时，商王室和贵族极其迷信，“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故而事无巨细，每事必卜，甚至一日多卜，一事多卜，所以几乎每天都要进行大量占卜。占卜内容多以商王为中心，就其关心的问题，如对祖先与自然神鬼的祭祀与求告，对风、雨、水及天象、农事、年成的关注，通过贞人向上帝、鬼神、先公先王等问卜，以便预示吉凶，祈望得到保佑。占卜的准备阶段和进行过程又都是相当地慎重和复杂，逐渐形成了一套严整的程式和规范。为此，当时已经有了一套完整的占卜制度与职责严明的占卜机构。这种情况在安阳殷墟遗址出土的大量占卜甲骨上得到了充分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