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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汉语知识主要分为常用词、文选和通论三个方面，常用词是贯穿在学习文选过程中的。因此，对古代汉语教师来说，主要是如何处理好文选和通论两方面的教学问题。在长期的古代汉语教学过程中，我深深感到要教好古代汉语必须文选和通论并重，偏废其中任何一方面都是错误的；但是相比较而言，二者之中更应该重视古代汉语通论的学习。这是因为古代汉语文选的学习，属于古代汉语的感性认识，而通论的学习则是古代汉语的理性认识。如果一名古代汉语教师在教学中只重视引导学生学习文选，而不重视引导学生学习通论，那么，学生对古代汉语的学习就只能始终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很难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学习的知识就不系统，学习的效果也不甚理想。反之，如果一名教师在重视引导学生学习文选的同时，更突出重视通论的学习，那么，学生对古代汉语的学习就能够做到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相结合，掌握的知识就比较系统，学习的效果也就会比较理想。

也许有人提出古人只重视文选的学习，并没有重视通论的学习，为什么古人的语言文字水平仍然非常高？这是提出此问题的人不了解时代不同的缘故。古人学习的知识门类远比现代人少，他们有比现代人更多的时间投入语言文字的学习，有充裕的时间可以从文选学习中逐渐悟出许多汉语通论方面的知识，而我们现代人就不可能有那么多的时间去从事古代汉语学习。如果今天仍然遵循古人学习语言文字的方法，势必是一种少慢差费的学习方法，实际上也是行不通的。而如果我们在重视文选学习的同时，更突出重视通论的学习，则可以在理论知识的指导下，用比较短的时间学好古代汉语。在这方面有两件事给我启发：

一件是我自己的切身体会。记得当年我在大学中文系上古代汉语课时，我们的古代汉语先生们几乎每堂课都讲文选，讲得确实也很精彩，很吸引人。但由于都不重视通论教学，几年学下来，自己对古代汉语通论方面的知识掌握得很少。后来到中学教古文，特别是到高校教古代汉语时，一碰到一些古代汉语通论方面的知识，如古今字、通假字等，就困难很大。为什么？现在回想起来，就是当时先生们只偏重于文选教学的结果。

另一件事是我听了一节某高校中文系一位应届毕业生试讲的古代汉语课，我发现她老是不给学生解释课文中反复出现的古今字。下来后我问她什么原因，她老实告诉我，她们学习古代汉语时老师没有给他们讲过这方面的知识，所以她对古今字知识一无所知。

上述两件事从反面说明了在古代汉语教学中，教师引导学生学好古代汉语通论知识的重要性。

要教好古代汉语通论，必须首先要有一本好的通论教材。1962年11月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出版发行后，第一次给古代汉语教学提供了一个权威性的教科书，当然也对古代汉语通论教学提供了一个权威性的教材。该书有32篇古代汉语通论，其内容涉及古代汉语知识的各个方面，包括字典辞书、文字、词义、句式、语法、音韵、文体、诗词曲格律和古代文化常识等。应该说其通论知识广泛而丰富，特别是在古代汉语文化知识方面的论述十分精彩，为古代汉语通论教学提供了一个优秀教材，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同时这套教材受到了海内外古代汉语界的一致好评，其工作是开创性的，其功劳是巨大的。但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正好像任何事物不可能是十全十美一样，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也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存在许多不足之处。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不足之处暴露得愈益明显。尽管该书后来几经修改，其不足之处仍难避免。在通论方面的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这32篇通论分布在四册古代汉语教材中，要查找某一方面的通论知识，若无四册在手，往往难以找到，不便寻找学习。

第二，其通论内容很不完善。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有许多古代汉语应有的知识没有放到里面。例如：在文字知识方面，汉字的起源和发展过程很少涉及，甲骨文、金文、篆籀文知识根本未提。

其二，有些古代汉语应有知识虽然也提及了，但比较粗略。下面略举一二：

在文字知识方面，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通论（五）“汉字的构造”中，虽然也讲了不少“六书”方面的知识，但不够系统、透彻。例如：对“六书”之“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都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对其中任何“一书”的解释也不够深入透彻。就拿“六书”之一的形声字来说吧，形声字有三种变体形式：省形、省声、亦声；形声字有两个重要来源：同音分化形成形声字，同源分化形成形声字。这些都没有涉及。

在语法知识方面，对古代汉语词类、短语、句子成分、句子类型知识也讲得很简略，不够系统全面。例如：古代汉语究竟有多少词类，未做明确说明。在其古汉语通论中有四篇论述了古代汉语的四种句型：判断句、叙述句、否定句和疑问句。但由于没有比较系统地讲清古代汉语的句子类型知识，读者甚至会产生误解：古代汉语只有这四种句型。而实际上古代汉语远不止这四种句型。这四种句型也不都是按照同一范畴划分的，而是按照不同角度划分的。判断句和叙述句均属于主谓句，是主谓句中的两个小类：名词谓语句和动词谓语句。否定句是从整个句子是否表达否定意义划分的。而疑问句是从语气划分的。

在音韵知识方面，其在古汉语通论（一）（十五）和（十六）中简单提及，没有更系统阐明。就拿反切知识来说，其在古汉语通论（一）中谈到了反切法：上字取声母，下字取韵母和声调，合成被注字的音。实际上反切没有如此简单，由于时代不同发生的语音变化，今天我们很难切准古代的反切。例如：并，蒲迥切。如果按照现代读音反切，我们很容易把它拼成pǐng，实际上应拼为bìng，要将类似的反切拼对，需要掌握更多的音韵学知识。这些知识可惜在王力先生的《古代汉语》中没有多讲。

实际上，如果我们从今天的眼光仔细审查王力先生的古代汉语通论，甚至可以大胆地说，其中绝大多数通论都显得有些粗略，不尽如人意。

其三，有些通论知识还有明显错误。其中最突出的是王力《古代汉语》通论将插在主语和谓语之间的结构助词“之”硬说成介词，造成语法概念的极大模糊和混乱，也割断了古代汉语语法和现代汉语语法之间的联系，给古代汉语教学以及中学文言文教学带来了不应有的困难。

我们欣喜地看到当前有些新出版的古代汉语教科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王力《古代汉语》的不足，其中最好的要属荆贵生先生和朱振家先生分别主编的《古代汉语》。但毋庸讳言，他们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样那样和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类似的问题。例如：首先，几十篇通论分布在几本教材中，学生难以寻找某一通论知识。其次，在语法方面论述也不够充分等。

这一切促使本人编写一本更为理想的古代汉语通论教材。

我在十多年讲授大学古代汉语课时所写古代汉语通论知识教案的基础上，参考了王力、朱振家、荆贵生等先生编写的多种《古代汉语》通论教材，吸其精华，弃其不足，并广泛吸收了其他古代汉语、文学、音韵、历史、地理、民俗等方面的知识，加上我自己长期讲授古代汉语通论知识时所积累的心得体会，经过长期努力，最终编写出了这本古代汉语通论教材《新编古代汉语通论》。

第一，弥补了王力等先生所编《古代汉语》教材在通论知识方面的不足。

第二，将古代汉语通论知识汇集于一本，便于学生和读者学习，或者查找其中任何一方面的问题。本书一本在手，犹如数册古代汉语教材在手。

第三，本书尽可能地考虑到学生和读者学习古代汉语时遇到的困难、问题和应试的需要，采用了问答的形式将古代汉语通论知识一一进行阐述，问题突出，答案明确。一方面能让学生带着问题学习，激发学生和读者的学习兴趣；另一方面，让学生和读者对每个古代汉语通论知识有一个毫不含糊的、十分明确的答案。例如：如何根据《广韵》反切写出相应的汉语拼音，本书分五步写出过程，学生非常容易掌握。

第四，本书中的有些通论知识可能由于教学课时所限，学生在课堂中来不及学习，但课后可以自己翻阅，以作为进一步掌握古代汉语通论知识的资料。

我相信本书的出版，对每一位学习古代汉语的大中学生、研究生、中学语文教师、大学古代汉语教师以及古代汉语爱好者，都会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

本书不是一朝一夕写成的，它凝聚了本人十多年古代汉语教学，特别是古代汉语通论教学的血汗。说实话，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由于我在大学上学期间，给我们讲授古代汉语的先生们没有给我们系统讲授过古代汉语通论知识，所以我对古代汉语通论知识的任何一方面，起初都不是很熟悉的，甚至可以说是相当模糊的。开始给学生讲授古代汉语通论知识，我感到困难很大。一面不懈努力学习，一面认真备课授课。经过十多年的刻苦钻研，我对古代汉语通论知识由不熟悉到逐渐熟悉，与此同时，我的古代汉语通论教案，由不成样子到逐渐完善，到后来将它打印出来，形成了一个类似书的教案，在教学中也越来越受到学生的欢迎。但我仍然不满足于现状，继续对之进行修改、补充，使之更加完善。但由于本人此时已年过六旬，身体日衰，感到精力不足。特别是2008年10月16日，本人抱着小孙女饭后在兰州航天510公交车站附近散步，不幸掉入甘肃省六建在人行道上开挖的沟渠中，摔伤后酿成脑血肿。尽管被亲属及时送往兰州陆军总院神经外科成功做了引流手术，保住了生命，但身体遭受到了极大损害。从此，不能再教授自己心爱的古代汉语课了，而且很长时间也无法从事写作工作，本书的撰写工作自然也就完全停止了。到2010年，虽然又恢复了本书的撰写，但自觉体力精力已严重不足。每次看书不能太久，时间一长就头晕眼花。电脑上写作修改书稿也不能太久，时间长了，眼睛就发胀发麻，有几次甚至引起眼中毛细血管破裂出血。有时我真想停止写作，但一种强烈的使命感驱使我坚持写下去，坚持写书。我不断用司马迁和保尔·柯察金来激励自己。虽然我不是司马迁，也不是保尔·柯察金，也没有他们那样的非凡经历和不幸遭遇，我的书也远不能跟他们的巨著相比，但我想他们那样的不懈奋斗的精神还是应该有的。辛劳终于得到回报，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奋斗，我竟然将这二十多万字的书写出来了。我曾经写过一首小诗，其中有这么两句“慷慨高歌不洒泪，敢以暮年写新篇”，我终于实现自己的誓言了！回想起来，写作的过程虽然十分艰辛漫长，甚至痛苦，但这本书居然被自己以顽强的毅力写出来，即将付诸印刷，奉献给读者，仍然感到无比欣慰、高兴！

由于古代汉语通论牵涉的知识极其浩繁而本人所掌握的有关资料十分有限，加之时间和精力不足，本书难免存在不少缺点和失误，敬请读者谅解。

我感谢甘肃文化出版社和甘肃同济彩色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的编辑，他们在本书出版过程中，在编辑、校对等方面不遗余力，给了我很大支持。最后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妻子贾佩莲，她特别勤劳善良贤惠，几十年来含辛茹苦操持家务，积极支持我搞好工作，并支持我完成本书写作工作。如果没有她的全力帮助与支持，我也无法完成本书写作及出版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