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897年发表的《我的教育信条》一文里，杜威就明确指出：“教育过程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心理学的，一个是社会学的。它们是平列并重的，哪一个也不能偏废；否则，不良的后果将随之而来。”由此出发，他提出了两个口号：“教育即生活”与“学校即社会”。

首先，杜威提出了“教育即生活”。他说：“生活就是发展，而不断发展，不断生长，就是生活。”但是，没有教育就不能生活，所以教育即生活。在他看来，最好的教育就是“从生活中学习”，“从经验中学习”。教育就是给儿童提供保证生长或充分生活的条件，而不问他们的年龄大小；教育就是儿童现在的生活过程，而不是将来生活的预备。当儿童出生时，教育就在无意识中开始了。这种教育不断地发展儿童个人的能力，熏染他的意识，形成他的习惯，锻炼他的思想，并激发他的感情和情绪。

杜威还认为，生活就是生长，儿童的发展与成长就是原始本能生长的过程。他说：“生长是生活的特征，所以教育就是生长；在它自身以外，没有别的目的。”这样，杜威就把生物学上的一个名词“生长”搬用到教育上来了。在他看来，教育绝不是强迫儿童去吸收外面的东西，而是要使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得以生长。儿童教育的目的就在于，通过组织保证继续生长的各种力量，以便使教育得以继续进行。

在杜威的教育理论体系中，“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经验的改造”实际上都是同一个意思。尽管在论述这一基本观点时，杜威批判了传统教育的弊病，但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教育和生活两者之间的区别。

其次，杜威提出了“学校即社会”。他说：“学校应该成为一个小型的社会，一个雏形的社会。……使得每个学校都成为一个雏形的社会生活，以反映大社会生活的各种类型的作业进行活动，……当学校能在这样一个小社会里引导和训练每个儿童成为社会的成员，用服务的精神熏陶他，并授予有效的自我指导的工具，我们将有一个有价值的、可爱的、和谐的大社会的最深切而最好的保证。”

杜威还认为，学校不应该仅仅被作为一个传授某些知识的场所，但也不是社会生活在学校中的简单重现。“学校即社会”的具体要求为：一是学校本身必须是一种社会生活，具有社会生活的全部含义。二是校内学习与校外学习连接起来，两者之间应有自由的相互影响。学校作为一种特殊的环境，其功能就在于简化和整理所要发展的倾向的各种因素；把现存的社会风俗纯化和理想化；创造一个比儿童任其自然时可能接触的更广阔、更美好、更平衡的环境。

尽管杜威提出的“学校即社会”是针对传统学校弊病的，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取消了学校与社会两者之间的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