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与病魔抗争
中心医院的大花园就在中央委员会“公社战士”疗养院的旁边。疗养院的人观海回来，都从这座花园经过。花园的一堵灰色石头砌的高墙附近，长着枝叶茂盛的法国梧桐，这个地方却很少有人来。保尔喜欢在这里的树荫下休息。从这里可以观看花园林荫道和小径上络绎不绝的行人；晚上，又可以远远避开大疗养区恼人的喧闹，在这里静静听音乐。
今天，保尔又到这个角落里来了。他舒适地在一张藤摇椅上躺下，海水浴和日光浴使他疲乏了，他打起瞌睡来。到疗养院的最初几天，他依然处在神经过敏的紧张状态中，头疼的症状始终没有消失。那些教授们一直在研究他那复杂而罕见的病情。一次又一次的叩诊、听诊，使保尔感到腻烦又疲劳。责任医生是一个受大家欢迎的女党员，姓耶路撒冷奇克，这个姓很怪。每次她总要费很大劲，才能找到保尔，然后又耐着性子劝他一起去找专家检查。
“说实在的，天天重复这一套真叫我受不了。”保尔说，“同一个问题，一天得回答他们五遍。什么您的祖母是不是疯子啊，什么您的曾祖父得没得过风湿病啊，鬼才知道他得过什么病，我从小就没见过他。而且，他们每个人都想叫我承认得过这病那病，或者别的什么更糟糕的病。老实说，为了这个我真想敲敲他们的秃脑袋。还是让我休息一会儿吧！要是这一个半月老这么把我研究来研究去，我就快要变成一个社会危害分子了。”
耶路撒冷奇克也不生气，总是笑着，用玩笑回答他，过不了几分钟，她已经挽着他的胳膊，一路上说着有趣的事，把他领到外科医生那里去了。
今天看样子不会检查了。离吃午饭还有一个小时。保尔在朦朦胧胧的睡意中听到了脚步声。他没有立即睁开眼睛，心想：他们也许以为我睡着了，就会走开的。然而，希望落空了，摇椅嘎吱响了一声，竟然有人坐了下来。飘过来一股清淡的香气，说明坐在旁边的是个女的。保尔睁开眼睛。首先映入他眼帘的是耀眼的白色连衣裙，两条晒得黝黑的腿和两只穿着羊皮便鞋的脚，接着是留着男孩发式的头，两只大大的眼睛，一排细小的牙齿。她不好意思地对着保尔笑了笑，说：“对不起，我大概打搅您了吧？”
保尔并没有作声。这可能有点不礼貌，因为他还是希望这个女人会走开，不要打扰了他的休息。
“同志，你好！请问您是‘公社战士’疗养院的吗？”
保尔不耐烦地扭了一下，心想：打哪儿冒出来这么个人？这算什么休息？说不定马上还要问我得的是什么病呢。算了，我还是走吧。于是他生硬地回答了两个字：“不是。”
过了一段美好的时间，疗养员一个个都回去了，保尔也提前出了院。
保尔在团中央没有耽搁太久，被派到一个工业专区去，担任共青团专区委员会书记。
可在不久之后，在保尔身上又发生了一件让人心痛的事。那是深秋的一天，保尔和两名工作人员乘专区党委会的汽车到离城很远的一个区去，汽车翻了车，掉进了路边的壕沟里。车上的人都受了重伤。保尔的右膝盖被压坏了。几天以后，他被送到哈尔科夫[1]
外科学院。几个医生会诊，检查了他红肿的膝盖，看了爱克斯光片，主张马上动手术。
这次保尔同意了。
“那么就明天早晨做吧。”主持会诊的胖教授最后决定，接着就起身走了。其他医生也都跟着走了出去。
保尔向四周看了看，这是一间明亮的单人小病室。一只铺着白台布的床头柜，一张白凳子，这就是全部家具。所有的一切一尘不染，散发着保尔久已淡忘的那种医院特有的气味。
护理员送来了晚饭。可是保尔谢绝了。他半躺在床上写信。因为伤腿疼得很厉害，影响思考，也不想吃东西。
当写完第四封信的时候，病室的门轻轻地被打开了。保尔看见一个穿白大褂、戴白帽的年轻女人走到他床前。在薄暮中，保尔依稀看到她那两道描得细细的眉毛和一对黑亮的大眼睛。只见她一手提着皮包，一手拿着纸和铅笔。
她说：“我是您这个病室的责任医生，今天我值班。现在我向您提一些问题，您呢，无论愿意不愿意，要把您的全部情况都告诉我。”
接着女医生亲切地笑了笑。这一笑，减轻了“审问”的不快气氛。
这次保尔整整讲了一个小时，不但讲了自己的情况，而且连祖宗三代都详细地讲到了。
手术室里，几个人戴着大口罩。责任医生巴扎诺娃给他解开腿上的绷带。几分钟以后，保尔的脸被蒙上了厚实的面罩，教授对他说：“请不要紧张，现在就给您施行氯仿[2]
麻醉。请您深呼吸，用鼻子吸气，数数吧。”
面罩下传出了低沉而平静的声音：“好的，我保不住会说出一些不干不净的话来，那就事先请你们见谅。”
听了之后，教授情不自禁地笑了。
几滴氯仿麻醉剂，散发着一股难闻的气味几乎令人窒息。保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开始数起数来，努力把数字说得清楚些……
手术完成后，保尔也要离开了。临走之前，巴扎诺娃坚持让自己的父亲、著名的外科专家巴扎诺夫给保尔做一个详细检查。
等保尔穿好衣服后，巴扎诺夫客气地向他告别；他要去参加一个会议，嘱咐女儿把检查结果告诉保尔。
在巴扎诺娃那间陈设雅致的房间里，保尔靠在沙发上，等待她开口。可是她不知道究竟从哪里说起，说些什么；她感到很为难。父亲告诉她，保尔体内的致命炎症正在发展，医学现在还无法控制。教授却反对再做任何外科手术，他说：“这个年轻人面临着瘫痪的悲剧，医务工作者却没有能力防止它。”
作为保尔的医生和朋友，巴扎诺娃觉得不能把这些都告诉病人。她只是用委婉的措辞向他透露了一小部分病情。
“柯察金同志，我相信，叶夫帕托里亚的治疗一定会使您的病出现好转。秋天来了您就可以工作了。”
然而巴扎诺娃说这些话的时候，忘记了有一对敏锐的眼睛一直在注视着她。
“确切些说，您有些话没有直接说明，但是从您没明说的话里，我已经完全明白了我的病情的严重性。您该记得，我请求过您永远要对我实话实说。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要瞒着我，因为我听了不会被吓晕，也不会自暴自弃。因为我非常想知道，我今后会怎么样。”保尔说。
巴扎诺娃说了句笑话，把话及时岔开了。
这天晚上，保尔到底还是没有了解到真实情况，不知道他的明天将会怎样。临分手的时候，巴扎诺娃轻声叮嘱他：“柯察金同志，别忘记我对您的友情。您生活里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要是您需要我的帮助，或者希望我出个主意，您就来信。我一定尽我所能帮助您。”
她从窗口看着他那穿皮外套的高大身躯，非常艰难地拄着手杖，从大门口向一辆出租的轻便马车走去。
到了月底，保尔的病情就恶化了。医生不允许他下床。就在出院前一个星期，保尔收到乌克兰共青团中央的一封信。信里面通知他假期又延长了两个月，还说按他目前的健康情况，不能给他恢复工作。随信还汇来了一笔钱。保尔坚强地承受住了这第一次打击，就和当年向朱赫来学习拳术时，承受住了朱赫来的打击一样；那时他也常常被打倒，但总是立刻就站了起来。
保尔意外地收到母亲的一封来信。老人家在信里说，她有个叫阿莉比娜·丘察姆的老朋友，就住在离叶夫帕托里亚不远的一个港口，虽然她们已经十五年没有见面了，可母亲还是要儿子一定到她家去看一看。这封偶然的来信对保尔以后的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第二天早晨，保尔被一辆敞篷马车从码头拉到一座带小花园的小房子跟前，停了下来。保尔叫陪同他的人去打听一下，是不是丘察姆的家。
丘察姆一家五口人：母亲阿莉比娜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胖妇人，有着两只黑眼睛，抑郁寡欢，那衰老的脸上还残留着往日的秀丽；她的两个女儿廖莉娅和达雅，以及廖莉娅的小男孩，那个胖得像猪似的令人厌恶的老头子就是丘察姆。保尔很快就认识了他们全家。
第二天晚上，全家在两个老人房间里喝茶。只有达雅留在自己屋里，听大家谈话。丘察姆专心致志地搅着茶杯里的糖，似乎对来的保尔怀有戒心。达雅明白，父亲对保尔的到来极为不满。
“他也许明天就走了。他不会再留下。他一走，家里一切都恢复原样。我真傻，想他做什么呢？一个人偶然来了，又走了，再过一天，他什么都忘光了。”
第二天是星期日，保尔上街回来，看见达雅一个人在家。
保尔走进她的房间。他很劳累，在椅子上坐了下来。
“你怎么不出去走走、散散心呢？”他问她。
“我哪儿也不想去。”她轻轻回答。
他想起夜里考虑过的几个方案，决定试探一下，看看她有什么反应。
为了赶在家里人回来之前结束这场谈话，他开门见山，说：“达雅，你听我说，咱们相称呼‘你’吧。真不凑巧，这次到你们家来，正赶上我的处境也十分狼狈，不然的话，情况就一定会两样。要是在一年前，咱们可以一起离开这儿。像你和廖莉娅，都有两只手，一定能找到工作！你们的生活，特别是你的生活，一定要翻他个底朝天。你有力量和愿望这样做吗？”
达雅抬起垂着的头，轻声回答说：“愿望我倒是有，可是我不知有没有力量。”
她回答得这样犹豫，保尔是理解的。他说：“没关系！只要有愿望，事情就好办。”
保尔继续开玩笑地说：“真奇怪，老头子怎么还没给你找个婆家，把你嫁出去呢？”
达雅慌张地摆了摆手，说：“我才不结婚呢。我死也不嫁人！”
保尔笑了一下，说：“这么说，发誓一辈子不结婚了？要是突然有个小伙子追求你，一句话，是个挺不错的小伙子，盯住你不放，怎么办呢？”
“那也不干！”达雅努努嘴说。
保尔把一只手放在她的肩上说：“好了，不结婚也可以过得不错。不过你这样对待年轻小伙子，也太狠心了点儿。幸好你还没有疑心我在向你求婚。不然的话，我可就真下不来台了。”
“你们这样的人找对象，是不会找我们的。我们对你们有什么用呢？”她轻声说。
几天之后，保尔要乘火车到哈尔科夫去。他向姐妹俩保证一定不会忘记她们。达雅和姐姐像是在送别亲人，达雅两眼还噙着泪水，依依不舍。等车开出好远了，保尔还从窗口看到廖莉娅手中挥动的白手帕和达雅的条纹上衣。
到了哈尔科夫，保尔来到中央委员会，见到了阿基姆。保尔要求阿基姆马上给他分配工作。阿基姆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拒绝说：“这可办不到，保尔。我们这儿有医务委员会和党中央的决定，上面写着：‘鉴于病情严重，应送神经病理学院治疗，不予恢复工作。’”
“他们什么写不出来呀，阿基姆！我求求你！就让我工作吧！老是跑医院，有什么用！”
阿基姆还是不同意。
“我们不能违反决定。你要清楚，保夫鲁沙，这样对你的身体更好些。”
但是，保尔一再坚决要求，阿基姆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只好答应他。
第二天，保尔就来到了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机要科上班了。他本来以为，只要一踏上工作岗位，失去的精力就会恢复。但是第一天他就发觉自己想错了。保尔在科里往往一坐就是八个小时，饭都吃不上，因为他没有力气从三楼下来，到隔壁的食堂去吃饭。不是这只手，就是那只脚，经常麻木。有的时候，甚至全身都不能动弹，还发烧。等上班的时候，他常常会突然起不来床。这阵发作过去后，他才绝望地发现自己已经迟到一个小时了。最后保尔终于由于经常迟到而受到了警告，这时他才意识到，他生活中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那就是他要被迫离队了。
接下来阿基姆又帮了保尔两次忙，调动了他的工作。但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还是来临了，一个多月后，保尔又卧床不起了。这时候，他才想起了巴扎诺娃临别时的叮咛，于是给她写了一封急信。巴扎诺娃当天就来了，保尔从她那里了解到一个很重要的情况，那就是他不一定非住院不可。
“你的意思是我已经健康到不值得一治了。”他本来想开个玩笑，然而这个玩笑并不显得轻松。
保尔体力刚刚有些恢复，又来到中央委员会。这一次阿基姆怎么也不肯答应了。他斩钉截铁地要求保尔去住院，保尔闷声闷气地回答说：“我哪儿也不去。住院没有用。这是权威人士的意见。我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领抚恤金，退休。但是我绝不走这条路。
“你们不要我工作，这办不到。我才二十四岁，我不能拿着残废证混一辈子，明知没用还到处去求医问药。你们应该给我找一个适合我的身体条件的工作。我可以把工作拿回家做或者就住在机关里……只是别叫我当个光管登记发文号码的秘书。我的工作应该使我内心感觉不到离开大家，离开队伍。”
保尔越说越激动，声音也越来越响亮。
阿基姆非常熟悉这个不久前还生龙活虎一般的青年的感情。他了解保尔的悲剧，明白对他这样一个把自己短暂的生命献给了党的人来说，脱离斗争，退居大后方，是非常可怕的。这一次阿基姆又决定竭尽全力帮助他。
两天以后，保尔接到阿基姆的通知，中央机关刊物的编辑部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可以让他做，但是要考核一阶段，看他是不是适合在文学战线上工作。保尔在编辑委员会受到了亲切的接待。副总编辑是个做过多年地下工作的女同志，现在担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她简单地向保尔提了几个问题：“同志，您是什么文化程度？”
“小学三年。”
“上过党校和政治学校没有？”
“没有。”
“啊，这没什么，没上过这些学校也可以锻炼成优秀的新闻工作者，这种事是有的。阿基姆同志向我介绍过您的情况。我们可以给您安排一个工作在家里干，不一定到这儿来上班。您放心，可以给您创造各种方便条件。可是干这一行需要有广泛的知识，特别是文学和语言方面的知识。”
这些话对保尔来说是一个不祥的预兆。经过半个小时的谈话，保尔明显感觉到知识不足，在他写的一篇文章里，这位女同志用红铅笔画出了三十多处修辞上的毛病和很多的拼写错误。
“柯察金同志！您的根底很厚。要是能好好进修一下，您以后可以成为一个文学工作者，然而您现在写的东西还不够通顺。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您还没有完全掌握俄语。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您一直没有时间学习。非常遗憾的是，我们还不能任用您。”
保尔拄着手杖站了起来。右眼眉一下下地抽动着说：“那就这样吧，我同意您的意见。我能成为什么文学工作者呢？”
保尔用力地拄着手杖走了。
从这天起，保尔的健康一天不如一天。恢复工作是根本谈不上了。越来越多的日子是在病床上度过的。中央委员会解除了他的工作，并且要求社会保险总局发给他抚恤金。保尔拿到了一笔抚恤金，同时还领到一张残疾证。中央委员会另外又发给他一笔钱，个人档案也交给他随身携带，他可以到任何他想去的地方。
一天早晨，保尔离开了鹅舍胡同那座宁静的寓所。列车载着他奔向南方，奔向海洋，躲开潮湿多雨的秋天，奔向克里木南部那美丽温暖的海岸。他看着一根根电线杆在窗外飞过。他的双眉紧锁着，两只黑色的眼睛里隐藏着顽强的毅力。
知识百宝箱
保尔以顽强的意志力同越来越差的体质做斗争，最后党组织不得不卸掉他身上的全部重担，让他长期疗养。虽然视力越来越差，但是保尔依然要求工作，这是为了让生命获得应有的意义。
[1] 哈尔科夫：乌克兰州名和市名。在乌克兰东北部。
[2] 氯仿：无色透明液体。有特殊气味，有麻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