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阿尔青入党

一九二四年在滴水成冰的严寒中来到了。一月份，冰雪覆盖着大地，天气也是异常寒冷，还刮起了暴风，鹅毛般的大雪一直下个不停。

“列宁逝世了！”

这个惊人的噩耗从敞开的房门溜出了报务室，像狂风一样快速地传遍了车站，冲到暴风雪里，在铁路线和交叉点上旋绕着，又随着一股寒冷的气流钻进机车库那扇半开的大铁门里。

机车库里，勃鲁扎克和阿尔青正忙着把压弯了的炉条锤平。勃鲁扎克钳住炉箅子，放在砧子上，阿尔青一锤一锤地锤打着。

勃鲁扎克这几年苍老多了。他经历过的一切在他额上刻下了很深的皱纹，两鬓已经花白了，背也驼了很多，一双眼睛深深凹陷进去，流露出一副忧伤的神情。

机车库的门半开着，射进一线光亮，原来是一个人从外面跑了进来，在傍晚的昏暗中看不清这个人到底是谁。铁锤敲打的声音湮没了他的第一声叫喊。然而当他跑到在机车旁边干活的人们跟前时，阿尔青举起的锤子突然在空中停住了。

“同志们，列宁逝世了！”

锤子慢慢地从阿尔青肩上滑落下来，他轻轻地把它放在水泥地上。

“你说什么？”阿尔青听到来人报告的这个惊人消息，手就像钳子一样紧紧抓住了他的皮外套。

“真的，同志们，列宁去世了……”那个人满身是雪，气喘吁吁，用低沉而又悲痛的声音重复了一遍。

因为这回他没有叫喊，阿尔青这才听明白这个可怕的消息，同时也看清了那个人的脸，原来是党组织的书记。

工人们从干活的地沟里爬出来，听着这个闻名世界的人逝世的消息沉默不语。

大门旁边，有一台机车突然吼叫起来，大家都打了一个寒战。接着，车站尽头的一台机车也跟着吼叫起来，随后是一台又一台……发电厂的汽笛也应和着机车那强有力的、充满悲哀的吼声，像炮弹飞过一样发出了尖叫。一列客车正准备开往基辅，它那快速、漂亮的C形机车敲响了铜钟，清脆响亮的钟声淹没了其他声音。

在谢佩托夫卡到华沙直达快车的波兰机车上，司机弄明白了鸣笛的原因，又细听了一会儿。接着，也缓缓地举起手，抓住小链子，拉开了汽笛的阀门。这举动倒把国家政治保安部的一个工作人员吓了一跳。波兰司机明白了，这是他最后一次拉汽笛，以后他再也不能开车了，可是他的手一直没有松开链子。包厢里的波兰信使和外交官们被机车的吼叫声吓得慌张地从柔软的沙发上跳了起来。

人们从各个门走进来。机车库里的人越聚越多，当挤满了人的时候，在哀痛而肃静的气氛中，哀乐奏起来了。每个人都摘下了帽子。阿尔青，这个十五年来没有掉过眼泪的男人突然感到喉咙哽住了，宽厚有力的肩膀也跟着颤抖起来。

参加会议的人群似乎要把铁路俱乐部的四壁挤倒了。外面是刺骨的严寒，门旁的两棵云杉覆盖着冰雪，大厅里却又闷又热，荷兰式炉子烧得呼呼直响，六百个人聚集在这里，参加党组织召开的追悼大会。

大厅里一片沉静，没有往常的嘈杂声、说笑声。巨大的悲痛使人们的嗓子喑哑了。谈话的声音都很低。几百双眼睛流露出哀痛和不安。聚集在这里的好像是一群失去了领航员的水手，他们那位久经考验的领航员也被狂风巨浪卷走了。

党委会的委员们也默默地在主席台上坐下来。矮壮的党委书记西罗坚科小心地拿起铃，轻轻摇了一下，就放在桌子上。这已经够了。大厅里异常安静，静得使人感到压抑。

报告完了以后，西罗坚科立刻从桌子后边站了起来。他郑重其事地宣布了一件事，这种事在追悼会上宣布是很少见的，可是并没有任何人感到惊奇。他说：“三十七位工人同志署名写了一份申请书，请求大会予以讨论。”接着，他宣读了这份申请书：

西南铁路谢佩托夫卡站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组织：

领袖的逝世号召我们加入布尔什维克的行列，我们请求在今天的大会上审查我们，并接受我们加入列宁的党。

在这段简短的文字下面是两排整齐的签名。

西罗坚科逐个往下念，每念一个就停留几秒钟，好让到会的人记住这些熟悉的名字。

“波利托夫斯基，斯塔尼斯拉夫·济格蒙多维奇，火车司机，三十六年工龄。”

大厅里立刻发出一片赞同声。

“柯察金，阿尔青·安德列耶维奇，钳工，十七年工龄。”

“勃鲁扎克，扎哈尔·瓦西里耶维奇，火车司机，二十一年工龄。”

当第一个签名的人走上讲台的时候，大厅里马上变得鸦雀无声了。

波利托夫斯基老头讲起自己这一生的经历，怎么也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

“同志们，我还能说些什么呢？过去旧社会当工人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大家都十分清楚。一辈子受压迫受奴役，到老了，穷得就像叫化子，两腿一伸这一辈子就过去了。说实在的，一开始闹革命那阵子，我想我老了，岁数大了，拖家带口的，入党的事也就放过去了。我倒是从来没帮过敌人的忙，可也没怎么参加革命。我曾经在华沙的工厂里参加过罢工委员会，跟布尔什维克一起闹过革命。那个时候我还年轻，干什么也干脆。这些事不提也罢！列宁逝世了，这对我的心打击太大了，我们永远失去了自己的朋友和知心人。什么岁数大不大，我哪儿能再说这话！……我不会讲话，有讲得好的，让他们讲吧。反正有一点我敢保证：永远跟着布尔什维克走，绝对忠诚。”

老司机那白发苍苍的头倔强地晃了一下，白眉毛下面两只眼睛射出的目光充满了坚定，一眨不眨地注视着大厅，好像在等待大家的裁决。

党委会请不是党员的群众发表意见，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表决的时候，也没有一个反对吸收这位矮小的白发老人入党。波利托夫斯基离开主席台的时候，已经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了。

会场上的每一个人都明白，现在发生的事情是不同寻常的。老司机刚才讲话的地方，现在站着身材魁梧的阿尔青。

因为第一次站在这么多人面前，这个钳工不知道该把他的大手往哪里放，就老是摆弄手里那顶大耳帽子。他那件衣襟磨光了的羊皮短大衣敞开着，露出里面的灰色军便服，领口上整整齐齐地扣着两颗铜纽扣，这使他显得像过节一样整洁。他把脸转向大厅，忽然看到了一张熟悉的妇女的面孔：在被服厂那群工人中间坐着石匠的女儿加莉娜。她对阿尔青真诚地笑了一下。她的微笑中包含着对他的鼓励，嘴角上还露出一种含蓄的只能意会的表情。

他听到西罗坚科说：“讲讲你的经历吧，阿尔青！”

阿尔青不知道从哪里讲起才好，他还不习惯在大会上发言。

只是到现在他才觉得不可能把一生中积累的一切全讲出来。

因为心情激动，词句老是连贯不起来，就更说不出来了。这种滋味阿尔青还从来没有体会过。他清楚地意识到，他的生活已经开始发生急速的转折。加入布尔什维克使他那艰辛的生活变得温暖，获得新的意义。

“我母亲生了我和我弟弟保尔。”阿尔青开始慢慢地说。

会场上非常肃静，六百个人聚精会神地听着这个高个子、浓眉大眼、鹰钩鼻的工人讲话。

“父亲什么样，我记不大清了，他跟母亲合不来，酒喝得很凶。父亲很早就离我们而去了。我们跟着母亲过日子，她养活那么多张嘴，可真不容易。我母亲给有钱人家当佣人。东家管饭，她一个月才挣四个卢布，就为这几个钱，她天天起早贪黑，腰都累弯了。我还算比较幸运，有两个冬天上小学，学会了看书写字。满九岁那年，母亲实在没有办法了，只好打发我到一家小铁工厂去当学徒，只管饭，不给工钱，白干了三年……老板是一个叫费斯特的德国人，他嫌我小，不愿意要，后来看我长得结实，母亲又给我多报了两岁，才勉强把我收下。我给他干了三年，他什么手艺也没教给我，尽支使我干杂活，给他打酒。他一喝起酒来就不要命。抬煤叫我去，搬铁也叫我去……老板娘也把我当成小奴隶，叫我倒尿罐，削土豆皮。他们的脾气很古怪，经常踢我一脚，而且是无缘无故的。由于老板常喝醉酒，老板娘对谁都没好气，稍微有点不如意，就打我几个嘴巴子。有时候我跑到街上，可是我能往哪儿逃呢？苦水能向谁吐呢？母亲离我有那么远，再说她那儿也没有我安身的地方……”

阿尔青说到这里好像有些哽咽，不过他接着讲述自己的经历，他舔了舔嘴唇继续说到：“在其他厂里也一样。管事的是老板的弟弟。这个畜生专爱拿我开心。有一回，他指着墙角放铁匠炉的地方，对我说：‘去把那个铁套圈给我拿来。’我跑过去伸出手就拿，谁知道铁圈刚从炉子里夹出来，打完了，扔在了地上的，看着是黑乎乎的。我的手刚碰上，皮就被烫掉了。我痛得大哭大叫，他却在那儿哈哈大笑。我实在受不了这种折磨，就跑回母亲那儿去了。可怜的她也没地方安顿我，只好又把我送回德国人那儿。一路上她一直无奈地哭。到了第三年，我开始学一点钳工技术了，但是还照样打我。我又跑了，一下子跑进了一家灌香肠的作坊。在这个作坊整天洗肠子，像条疲劳的狗似的又过了不到两年。后来老板耍钱把家当输得精光，四个月不发给我们工钱。最后老板都不知道溜到哪儿去了，我就离开了那个鬼地方。我搭上火车，到了其他地方，下了车就去找活干。这里我要感谢机车库的一个工人，他很同情我。当他听我说多少会点钳工，就说我是他的侄子，请求上司把我收下。他看我个子高，给我报了十七岁。就这样，我给钳工打下手。后来我转到这儿来干活，差不多有九个年头了。我过去的情况就是这样。在这儿的这一段，你们全都知道。”

阿尔青一下讲完这么多后有点紧张地用帽子擦了擦前额，接着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现在，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也是最难讲的事要说，我不能等着别人发问。”他紧皱着浓眉继续讲下去：“人人都会问我，为什么革命烈火最开始烧起来的时候，我没有成为布尔什维克？对这个问题，我能说些什么呢？说老吧，我还早着呢。我只能说，我是今天才找到自己的这条路。我有什么可以瞒着大家的呢？以前就是因为不明白……”

原来阿尔青早在一九一八年，举行反德大罢工的时候，就可以有机会加入党。当时有个水兵朱赫来，跟他谈过不止一次。可是直到一九二○年，阿尔青才拿起枪来战斗。后来战争结束了，白匪给扔进了黑海。工人们转回来。阿尔青和大部分人一样成了家，有了孩子就一头钻到家务事里去了。现在，列宁同志逝世了，党又热情地向他们发出了号召。阿尔青回头看看自己的生活，看清楚了一生中缺少的是什么。“原来单单保卫过自己的利益是不够的，我们应该一致动员起来，接替列宁，把苏维埃政权建设成铁打的江山。每个人都应该成为布尔什维克！”

最后，阿尔青结束了自己朴实而又极其真诚的发言，他为自己那些不寻常的措辞感到有些不好意思，同时像从肩上卸下了重担似的，挺直了身子，等待大家提问题。

“有人也许想要问点什么吧？”西罗坚科打破了沉默。

会场里的人晃动起来，但是没有一个人说话。谁知，一个下了机车就来开会的、黑得像甲虫一样的司炉干脆利落地喊道：“还有什么可问的？难道咱们还不了解他吗？把党证直接给他就得了。”

矮壮的锻工基利亚卡又热又紧张，脸涨得像红通通的苹果，他用伤了风的沙哑声音说：“这种人是不会出岔子的，他会成为一个坚强的同志。表决吧，西罗坚科！”

后面共青团员座席上站起一个人来，由于光线很暗，看不清是谁，他说：“让阿尔青同志说说，他自己为什么被土地缠住了，种地会不会使他丧失无产阶级意识。”

有个人出来指责那个小伙子说：“讲简单点，别跑到这儿来卖弄……”这时，会场上掠过一阵轻轻的、不以为然的议论声。

阿尔青友善地打断他说：“没关系，同志，这小伙子说得对，我是叫土地缠住了。这是实在的，然而我并没有因为这个把工人阶级的良心扔掉。放心吧！我一定把家搬到工厂附近来，住在这儿更牢靠些。要不然，那块地会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阿尔青看见会场上举起很多手臂，他的心又颤抖了一下。他感到浑身轻松，挺胸阔步。

这时，勃鲁扎克回忆起往事，心里面乱糟糟的，他不禁忧伤地皱着眉头。会上没有一个人向他提出任何尖锐的问题，就一致举手通过他入党了。想到这些，他的眼睛立刻闪出了光彩。斑白的头也抬了起来。

讨论接收新党员的大会一直开到深夜。只有那些大家熟悉的、经得起生活考验的、最优秀的分子，才有资格加入党。

列宁的逝世促使了几十万工人光荣地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领袖的逝世没有造成党的队伍涣散。因为一棵大树，它的巨大的根深深地扎在土壤里，只削去它的顶端，它是不会死去的。它会越长越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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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原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列宁是他的笔名，俄国著名的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理论家、实践家。他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政权的缔造者，布尔什维克党的创始人，俄国十月革命的领导人，担任苏联中央人民委员会的主席。保尔入党是通过一步步的考验得以实现的。而阿尔青入党，是列宁的逝世促成的，也是阿尔青在政治上要求进步的表现。严寒在积雪的大地上肆虐，阿尔青随着其他工人以自己的方式对领袖表示哀悼。在追悼会上，三十七位工人都被接受入党。在讲述个人经历时，阿尔青等人控诉了自己的血泪史，讲述了所受过的剥削和虐待，表达了能够入党是他们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