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重返岗位

保尔的生命没有被伤寒夺走。卧床一个月之后，苍白瘦削的保尔终于站了起来，迈着颤巍巍的双腿，扶着墙壁，在房间里试着走动。母亲搀着他走到窗口，他向路上望了很久。

外面已经是乍暖还寒的早春天气了。积雪融化了，小水洼闪闪发光。紧靠窗户的樱桃树枝上，神气十足地站着一只灰胸脯的麻雀，它还不时用狡黠的小眼睛偷看保尔。

保尔用指头敲着窗户，低声说：“怎么样，咱们总算熬过这个冬天了？”母亲惊讶地看了他一眼。“你在那儿跟谁说话？”

“跟麻雀……不过它飞走了，真狡猾。”他吃力地笑了笑。

百花齐放的春天到来了。保尔开始考虑回基辅的问题。因为他已经康复到能够走路了，不过体内还潜伏着别的什么病。有一天，他正在园子里散步，突然感到脊椎一阵剧痛，随即摔倒在地上。他费了好大劲，才慢慢挪到屋里。第二天，医生给他做了全面的检查，摸到他脊椎上有一个深坑，惊讶地叫了一声：“这儿怎么有个坑？”

“大夫，这是让公路上的石头给崩的。当时在罗夫诺城下，一颗炮弹在我背后的公路上炸开了花……”

“没什么影响吗？那你是怎么走路的？”

“没有。这是头一回发作。当时我躺了两个来钟头，接着又继续骑马了。”

医生皱着眉头，非常仔细地检查了那个坑。

“亲爱的，这对脊椎来说是非常讨厌的事情。脊椎是不喜欢这种震动的。但愿它以后不要再发作了。穿上衣服走吧，柯察金同志。”

医生同情地看着这个病人，内心中掩饰不住自己的忧虑。

保尔不知不觉走到松林跟前，在岔路口停住了，那是埋葬烈士的墓地。

不知道是哪个有心人，在坟墓周围摆上了用云杉枝编的花圈，像给这块小小的墓地修了一道绿色的围墙。松树高高挺拔地矗立在陡坡上，峡谷的斜坡上绿草如茵。

这里是小城的边缘，冷清而寂静。松林在低语，春天的大地在复苏，散发着潮湿的泥土气息。很多同志就是在这里英勇就义的。他们为那些出生即贫贱、落地便为奴的人能过上美好的生活，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悲痛，巨大的悲痛充满了他的整颗心。保尔慢慢地摘下了帽子。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每当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临终之际，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解放而进行的斗争。”要抓紧时间赶快生活，可能因为一场莫名其妙的疾病，或者一个意外的悲惨事件，都会使生命中断。

保尔怀着这样的思想，离开了烈士墓。

这时在家里，母亲在给儿子收拾出门的行装。保尔看着妈妈，她很难过，因为发现她在偷偷地流泪。

“妈妈，怎么啦？咱们这回分别，干吗要弄得愁眉苦脸的呢？把手风琴给我，我已经好久没拉了。”

保尔低下头，俯在那排珠母做的琴键上，奏出的新鲜的音调使母亲感到惊奇。

保尔劝母亲留在家里，免得她在送别的时候又伤心流泪。他独自一人到了车站。

人们争先恐后地挤进了车厢。保尔占了一个上铺的位子，他坐在上面，静静地看着下面过道上吵嚷的激动的人群……

保尔一回城里就开始四处打听去找熟人。可是得到的消息让他失望，朱赫来两个月之前就被调到了土耳其斯坦的前线，而丽达去了莫斯科。

保尔又来到了团省委。这里还跟从前一样热闹。大门总也关不上。走廊上，房间里，人来人往，办公室里不时传出啪嗒啪嗒的打字声。

保尔在走廊上站了一会儿，为的是能看见熟人，结果一个也没有，于是他走进了书记办公室。团省委书记穿着一件蓝色斜领衬衫，坐在一张大写字台后面。他匆匆看了保尔一眼，又埋头写他的东西了。

“有什么事吗？”穿斜领蓝衬衫的书记写完一页纸，在下面打了个句号，然后问保尔。

于是保尔把自己的情况说了一遍。

“同志，现在我需要恢复组织关系，回铁路工厂去。请您指示下面办一办。”

书记往椅背上一仰，犹豫不决地说：“团籍当然要恢复，这是不成问题的。不过再派你回铁路工厂，就不太好办了。因为那儿的工作已经有茨韦塔耶夫在做，他是这一届的团省委委员。我们还是派你到别的地方去吧。”

保尔皱了皱眉头说道：“我到铁路工厂去，并不会妨碍茨韦塔耶夫工作的。我是要求到车间去干原来的工作，而不是去当共青团书记。请不要派我做别的工作，因为我现在身体还很弱。”

书记在一张纸上草草写了几个字，表示他同意了。

岁月如梭，没有一天是平平淡淡的，每天都有新的内容。保尔早上起来，就有一大堆的工作，但是总苦于时间不够用，计划要做的事还有一些做不完。

每天晚上，保尔都到公共图书馆去，待到很晚才走。他已经和图书馆的三个女馆员都混熟了，便向她们展开宣传攻势，终于取得了她们的同意，可以随意翻阅各种书籍。他把梯子靠在高大的书橱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一本一本翻阅着，寻找有意思的和有用的图书。这里大部分都是旧书。只有一个不大的书橱里放着少量新书。他花了两个晚上的时间把它读完，放到另一个书橱里，同高尔基的作品摆在一起。他总是把那些最有意思的和内容相近的书放在一起。

保尔这样做，图书馆那三个馆员从来没有过问，她们反正无所谓。

有一件乍看起来无关紧要的事情，突然打破了共青团组织的平静。中修车间团支部委员科斯季卡·菲金，那个一脸麻子、翘鼻子、动作迟缓的小伙子，在给铁板钻孔的时候，弄坏了一个贵重的美国钻头。原因就是他的极端不负责任，甚至可以说是故意破坏工具。在早上，中修车间工长霍多罗夫让菲金在铁板上钻几个孔。起初他不肯干，后来工长坚持要他干，他才慢腾腾拿起铁板，开始钻孔。霍多罗夫这个人对别人要求过严，甚至有些吹毛求疵，在车间里大家都不喜欢他。他现在什么社会活动也不参加，对共青团员总是侧目而视。但是他业务精通，对本职工作认真负责。当他发现菲金没有往钻头上注油，在那里“干钻”时，就急忙跑到钻床跟前，把它关了。

“你是昨天才来干活？还是瞎了？”他大声责问菲金。他明白这样干下去，钻头非坏不可。

但是，菲金反倒骂了工长一顿，并且又重新开动了钻床。霍多罗夫只好到车间主任那里去告状。菲金想在领导到来之前把一切都弄妥帖，可他没有停下机床，就赶紧跑去找注油器。等他拿了注油器回来，钻头已经坏了。于是车间主任打了一份报告，要求把菲金开除出厂。团支部公开袒护他，说这是霍多罗夫打击青年积极分子。车间领导仍然坚持要开除他，于是这件事就提到了工厂的团委会上讨论。事情就这样闹开了。

团委会的五个委员，有三个主张给菲金申斥处分，并调动他的工作。茨韦塔耶夫也是这三个委员中的一个。但另外两个委员直接认为菲金没有错。

团委会是在茨韦塔耶夫的房间里举行的。屋里有一张大桌子，上面铺着红布，还有几个长凳和小方凳，是木工车间的青年自己做的。墙上有一面团旗，还挂着领袖像，挂在桌子后边，占了整整一面墙。

茨韦塔耶夫是个“脱产干部”。他原来是个锻工，由于最近四个月表现出来的才干，被提拔担任共青团的领导工作，当上了团区委常委和团省委委员。他以前在机械厂工作，最近才调到铁路工厂来。一到职，他就把权紧紧抓在自己手里。他是一个独断专行的人，一下子就把大伙的积极性压下去了，他什么都一手包办，但是又包办不过来，所以就对其他委员大发脾气，责备他们无所事事，没有能耐。

这时，保尔朝一只空凳子走过去，茨韦塔耶夫立马把他叫住：“柯察金！我们现在开的是内部会议。”

保尔的脸红了，他慢慢朝桌子转过身来。

“我知道。我希望了解一下你们对菲金事件的意见。我想提出一个跟这件事有联系的新问题。你不会反对我参加会议吧？”

“我并不反对，可是你自己也知道，团委内部会议只有团委委员才能参加，人多了不便讨论。不过你既然来了，就坐下吧。”

保尔的两道眉毛中间现出了一条深深的皱纹，这是他第一次受到这样的侮辱。

保尔听了大约十分钟，已经了解了团委对菲金事件的态度。快要进行表决的时候，他要求发言。茨韦塔耶夫勉强同意了。

“同志们，我想就菲金事件跟你们谈谈我的意见。”

保尔的声音竟是那样严厉，这出乎他自己的意料。

“菲金是自己人，像大家常说的，是个‘地地道道的自己人’，因为他是积极分子，还担负着社会工作。至于他弄坏了钻头嘛，那有什么了不起的？谁还不弄坏点东西。况且，小伙子是自己人，却随便糟蹋进口的贵重工具。这样的怪现象，该怎么解释呢？我以为，咱们现在应该打响第一炮，从这里开始，发起进攻。

“我建议把菲金作为懒惰成性、工作不负责任、破坏生产的人从共青团里开除出去。还要把他的事情登在墙报上，同时，把上面那些数字写在社论里公布出去，不要害怕任何议论。我们是有力量的，我们是有后盾的。”

保尔一向沉静不爱讲话，今天这一席话却说得尖锐而激烈。

茨韦塔耶夫第一次看到保尔的本色。他意识到保尔是正确的，但是他对保尔怀有戒心，不肯接受保尔的意见。

激烈的辩论持续了三个小时。天已经很晚了，会议才得出结果：大家都转而同意保尔的意见，茨韦塔耶夫被大量无情的事实所击败，失去了多数的支持。这时，他采取了压制民主的错误行动，在最后表决之前，竟然要保尔离开会场。

“好吧，茨韦塔耶夫同志，我就走，但是这并不能给你增添什么光彩。我还是要提醒你，如果你仍然固执己见，明天我就把这件事提交全体大会讨论。我相信，多数人是不会支持你的。茨韦塔耶夫，你错了。我认为，你有责任在全体大会召开之前，把这个问题先提到党的会议上去讨论。”

茨韦塔耶夫气势汹汹地喊道：“不用你说，我也知道该怎么办。你有什么可吓唬人的？我们还要讨论一下你的所作所为呢。要是你自己不工作，就别妨碍别人。”

保尔带上门，用手擦了擦发热的前额，穿过空无一人的办公室，直接向门口走去。到了外面，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点着烟，朝老钳工托卡列夫住的那座小房子走去。

保尔到托卡列夫家的时候，正赶上他在吃晚饭。

以前，当托卡列夫在铁路工厂工作的时候，保尔有时候到他家串门，坐到很晚才走。这次回城以后，他还是第一次来看老人。

老钳工用心听着保尔讲的情况。他自己倒是什么也没有说，只是一边忙着用勺吃饭，一边嗯嗯地答应着。吃完饭，他用手帕擦了擦胡子，又清了清喉咙。

“我们早就该把这件事认真地抓一抓了。你当然是对的。”

“铁路工厂是这个区的重点单位，应该从这个厂下手。如此说来，你跟茨韦塔耶夫闹翻了？这不好。那个小伙子是很自傲，不过你不是挺会做青年人的工作吗？正好，我要问你，你在铁路工厂干什么工作？”

“我在车间，反正什么都干点，没什么特别的。在团支部里领导一个政治学习小组。”

“在团委担任什么工作呢？”

这一问，让保尔有点不好开口了。

“我身体不太好，还想多学习点东西，这一段没正式担任领导工作。”

“你看，问题就出在这儿！”托卡列夫带点责备的口气大声说，“孩子，身体不好这一条不算个理由，要不然真得说你一顿。现在身体怎么样，好点了吗？”

“好点了。”

“那么这样吧，你马上把工作好好抓起来，别再拖了。站在一边，袖手旁观不伸手就能把事情办好，哪有这样的事！再说，谁都会批评你是逃避责任，你根本就没法辩解。明天你就要改正过来，至于奥库涅夫，我也得狠狠训他一顿。”托卡列夫结束了他的话，语气里有点不满意。

保尔替奥库涅夫说情：“大叔，你可别怪他，是我自己要求他别给我安排工作的。”

托卡列夫嘲笑地嘘了一声，说：“你要求他，他才答应你，是这样吗？好吧，好吧，对你们这帮共青团员简直没办法……孩子，来吧，你还是照老规矩给我念段报纸吧……我这两只眼睛越来越不中用了。”

党委同意了团委大多数人的意见，向党团员提出了重要而艰巨的任务，那就是“人人以身作则，模范地遵守劳动纪律”。会上，党委严厉地批评了茨韦塔耶夫。开始他还挺着脖子，不肯认错。后来党委书记洛帕欣发了言，这位老同志把他问得哑口无言，他才慢慢软下来承认了一半错误。

第二天，铁路工厂的墙报上登出几篇文章，工人们的注意力被吸引过去。他们大声地朗读着，热烈地讨论着。晚上，召开了团员大会，出席的人特别多。这些文章成了大家议论的中心。

原来团委会增加了一名新委员，由他负责政治教育工作。这个人就是保尔·柯察金。

知识百宝箱

伤寒这种由伤寒杆菌引起的急性肠道传染病带走了很多人的生命，然而保尔却以顽强的生命力挺住了。他重新又回到了工作岗位上，保尔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没能引起领导的重视。在一次因为菲金毁坏设备的内部会议上保尔初露头角，表达了应该把破坏生产的落后分子清除出去。这体现了保尔由于认真学习，在思想理论水平上又进了一个台阶，所以被委任负责政治教育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