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和冬妮亚的矛盾
章鱼的一只眼睛鼓鼓的，有猫头那般大小，周围是暗红色，中间发绿，这只眼睛在闪闪发亮。章鱼的几十条长长的腕足，蜿蜒地蠕动着，像一团小蛇似的，上面的鳞发出讨厌的沙沙声。章鱼伸出的刺针就像只水蛭，牢牢叮在了保尔的头上，一下一下地收缩，吮吸着他的血液。他感到他的血液正从自己身上流到已经膨胀起来的章鱼体内去。刺针就这样吸个不停。他头上被叮的地方，疼得难以忍受。
“现在他的脉搏怎么样？”从很远很远的一个地方，传来了说话的声音。
有个女人轻声地回答：“脉搏一百三十八，体温三十九度五。一直昏迷，说胡话。”
保尔竭力想抬起眼皮。可是，心里像有一团火，热得喘不上气来。
想喝水，多么想喝水呀！他恨不得马上就爬起来，喝个够。可是为什么又起不来呢？他刚想挪动一下身子，但是，立刻觉得身体是别人的，不是自己的，根本不听使唤。妈妈不是马上会拿水来的。他要对她说：“我要喝水。”在他旁边，有个什么东西在动。是不是章鱼又来了？就是它，它那只红色的眼睛让人一下子就能辨认出来……
“弗罗霞，拿点水来！”远处又传来了轻轻的说话声。
这是谁的名字呢？保尔竭力在回想，但是一动脑子，便跌进了黑暗的深渊。他从那深渊里浮上来，又想起：我要喝水。
保尔又听到了说话的声音：“他好像有点苏醒了。”
接着，那温和的声音显得更近更清晰了：“您要喝水吗？伤员同志。”
我怎么是伤员呢？也许不是跟我说的吧？对了，我不是得了伤寒吗？！怪不得叫我伤员呢！于是，保尔第三次试着睁开眼睛，这回终于成功了。从睁开的小缝里，他最先看到的是他面前有一个红色的球，但是，这个球又被一个黑乎乎的东西挡住了。这个黑乎乎的东西向他弯下来，接着他的嘴唇触到了玻璃杯口和甘露般的液体。心头的那团火逐渐熄灭了。
“现在可真舒服。”他心满意足地低声说。
“您看得见我吗？伤员同志？”
原来问话的就是向他弯下来的那个黑乎乎的东西发出来的。
这时，保尔又要昏睡了，他说了一句：“我看不见，但是能听见……”
“谁会想到他还会活过来呢？可是您看，保尔到底挣扎着活过来了。多么顽强的生命力啊。这完全是因为您护理得好。”
一个女人用非常激动的声音回答：“啊，我太高兴了！”
持续昏迷了十三天之后，保尔终于恢复了知觉。
他那年轻的身体不肯死去，精力在一点点恢复。这是他第二次获得生命，什么东西都像是很新鲜，很不平常。只是他的头固定在石膏箱里，沉甸甸的，他根本没有力量移动一下。不过他已经恢复了身体的感觉，起码手指能屈能伸了。
陆军医院的见习医生尼娜·弗拉基米罗夫娜在一间四四方方的小屋里，坐在小桌子后边，翻看她那本厚厚的淡紫色封面的笔记本。里面是她用纤巧的字写的日记：
9月2日
现在是夜里十一点。今天就是我的节日。我负责的伤员柯察金恢复了知觉，他活过来了。危险期已经过去了。这两天我一直没有回家。
现在我的愉快心情是难以形容的，因为又有一个伤员救活了。
我们病房里又可以少死一个人。在我个人的繁忙工作中，最愉快的事莫过于看到人恢复了健康。
他们总是像小孩子那样依恋着我。他们对朋友真挚而淳朴，所以当我们分别的时候，有时我甚至掉了眼泪。这未免有些可笑，然而却是事实。
9月10日
今天我替柯察金写了第一封家信。他说很快就会治好，因为只受了点轻伤，然后一定会回家去看看；实际上他流了很多血，脸色像纸一样苍白，身体还很虚弱。
9月14日
柯察金平时他很严肃，这和他的年龄很不相称。今天他第一次微笑了，笑得很动人。他的身体在复原，速度快得惊人。他和弗罗霞是老朋友。我常常看见她坐在他的病床旁边。看来，她把我的情况一定讲给他听了。不用说，是过分地夸奖了我，所以我每次进屋，他总是对我微微一笑。昨天他问我：“大夫，您手上为什么紫一块青一块的？”
我没有告诉他，这是柯察金在昏迷中狠命攥住我的手留下的伤痕。
9月17日
保尔额上的伤口看样子好多了。换药的时候，他那种非凡的毅力真叫我们这些医生吃惊。
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总要不断发脾气，不断地呻吟，可是保尔却一声不吭。给他伤口上碘的时候，他把身子挺得像根绷紧了的弦。他甚至常常疼得失去知觉，但是从来没有哼过一声。
现在大家都知道：要是保尔也呻吟起来，那就是说他昏迷了。他这种顽强精神是从哪里来的呢？我真不明白。
9月21日
今天保尔坐在轮椅上，第一次被推到医院宽敞的阳台上。
在他看着花园、贪婪地呼吸着新鲜空气的时候，他是一副什么样的神情啊！他的脸上缠着绷带，只露出一只眼睛。这只闪闪发亮的眼睛，不停地转动着，观察着周围的一切，就像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世界似的。
9月26日
今天有人叫我到楼下的接待室去，那里有两个姑娘等着我。其中一个长得非常漂亮。她们要看柯察金。她们分别是冬妮亚·图曼诺娃和冬妮娅的朋友塔季亚娜·布拉诺夫斯卡娅。冬妮亚这个名字我知道，那是由于柯察金说胡话的时候多次提到过她。我允许她们进去看他。每到探病的日子，那两个姑娘就来看他。
10月8日
柯察金第一次不用别人搀扶在花园里散步了。他老向我打听，什么时候可以出院。我告诉他快了。现在我才明白了他为什么一直没有呻吟，而且从来也不会呻吟。我问他原因，他说：“您读一读《牛虻》就明白了。”
10月14日
柯察金出院了。他眼睛上的绷带已经去掉，只是前额还包扎着。那只眼睛是失明了，不过从外表上看不出来。我们十分亲切地互相道别。同这么好的同志分手，我感到十分难过。
向来就是这样：病人好了，就离开我们走了，而且希望不再回来见我们。临别的时候，柯察金惋惜地说：“还不如左眼瞎了呢，现在我怎么打枪呀？”
他仍然一心想着前线。
保尔出院之后，一开始就住在冬妮亚寄宿的布拉诺夫斯基家里。
保尔试着吸引冬妮亚参加社会活动。他邀请冬妮亚参加城里共青团的会议。冬妮亚同意了。然而当她换完衣服走出房间的时候，保尔却紧咬着下嘴唇。因为她打扮得那样漂亮，那样别出心裁，保尔感觉都没法带她到自己的伙伴们那里去了。
于是他们之间发生了第一次冲突。保尔质问冬妮娅，为什么要这样打扮。她生气地说：“我从来就不喜欢跟别人一个样子；要是你不便带我去，我就不去好了。”
在俱乐部里，唯独冬妮亚打扮得花枝招展，大家都穿着褪色的旧衣服。保尔看在眼里，觉得很不愉快。同志们都把她看作外人，她也觉察到了，就用鄙夷的、挑衅的目光看着大家。
潘克拉托夫是货运码头的共青团书记。这个宽肩膀、穿粗帆布衬衣的装卸工，把保尔叫到一边，不客气地看了看他，又看了冬妮亚一眼，问：“那位漂亮小姐是你带来的吗？”
保尔生硬地回答：“是我。”
“哦……”潘克拉托夫拖长声音说。“可是她那副打扮不像是咱们的人，倒像资产阶级小姐。怎么能让她进来呢？”
保尔的太阳穴怦怦地跳起来，他解释说：“她是我的朋友，我才带她来的。懂吗？她并不是咱们的对头，要说穿戴吗，确实是有点问题，可是，总不能单凭穿戴衡量人吧？什么人能带到这儿来，我也懂，用不着你来挑毛病。”
保尔本来还想顶撞他两句，但是忍住了，那是因为他知道潘克拉托夫讲的实际上是大家的意见。这样一来，他一肚子气就都发到冬妮亚身上去了。
“我早就跟她说了！为什么要出这个风头？”
这天晚上是他俩争吵的开始。保尔怀着痛苦和惊讶的心情看到，他们之间一向似乎是很牢固的友谊在逐渐破裂。
在接下来的几天，每一次会面，每一次谈话，都使他们的关系更加疏远，更加不愉快。保尔对冬妮亚的那种庸俗的个人主义越来越不能容忍了。
他们两个人都很清楚，关系最后破裂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
这一天，他们来到黄叶满地的库佩切斯基公园，准备做最后一次谈话。他俩心情沉重地站在陡岸上的栏杆旁边。第聂伯河从下面滚滚流过，闪着灰暗的光；一艘拖轮用轮翼疲倦地拍打着水面，拽着两只大肚子驳船，慢腾腾地从巨大的桥孔里钻出来，逆流而上。落日的余晖给小岛涂上了一层金黄色，房屋的玻璃也被它照得火一样通红。
“难道咱们的友谊真的要像这落日，就这样完了吗？”冬妮亚望着金黄色的余晖，忧伤地说。
保尔紧皱着眉头，目不转睛地看着她低声说：“冬妮亚，这件事咱们已经谈过了。不用说你也知道。我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保尔了。那时候我可以为了朋友去做一切，回想起来，真是惭愧。现在我说什么也不会。拿生命冒险是可以的，但不是为了朋友，而应该是为了别的，为了伟大的事业。因为我首先是属于党的，其次才能属于你和其他亲人。”
冬妮亚伤心地凝视着蓝色的河水，两眼噙着泪水。
保尔从侧面注视着她那栗色的浓发和熟悉的脸庞。过去，这个姑娘对他来说，曾经是那样可爱可亲，此刻他不禁对她产生了一种怜惜之情。
保尔轻轻地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说：“把扯你后腿的那些东西统统扔掉，站到我们一边来吧。咱们一道去消灭财主老爷们。我们队伍里有许多优秀的姑娘，她们跟我们一起肩负着残酷斗争的全部重担，跟我们一起忍受着种种艰难困苦。她们的文化水平也许不如你高，但是你到底为什么不乐意跟我们在一起呢？你又说，我的同志们对你不友好，可是，那天你为什么要那样打扮，像去参加资本家的舞会一样呢？你会说：我不喜欢跟他们一样，穿上肮脏的军便服。这是虚荣心害了你。跟你分开，我是感到遗憾的，我希望你能给我留下美好的印象。”
他没有说下去了。
第二天，保尔在街上看见一张布告，下面的署名是省肃反委员会主席费奥多尔·朱赫来。他的心跳起来了。他去找这个老水兵，但是卫兵不让他进去。他软磨硬泡，弄得卫兵差点把他抓起来。费了好大劲，保尔最后总算见到了朱赫来。
他们两个人见到对方都很高兴。朱赫来的一只胳膊已经给炮弹炸掉了。他们马上就把工作谈妥了。朱赫来安排不能上前线的保尔跟他一起工作。
现在流血过多的国家需要休息一下。原来同波兰白军的战争结束了。红军差不多已经打到华沙[1]
城下，最后因为远离后方基地，得不到人力和物力的补充，没能攻破波军的最后防线，就撤了回来。波兰人把红军的这次撤退叫作“维斯瓦河上的奇迹”。所以地主老爷的白色波兰又存在下来了，建立波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理想暂时没有能够实现。
保尔没有回家去探望亲人，由于谢佩托夫卡又被波兰白军占领了，目前正是双方战线分界的地方。和平谈判正在进行。保尔不分昼夜都在工作，执行各种任务。他就住在朱赫来的房间里。听说谢佩托夫卡被波兰人占领了，他发起愁来。“怎么办呢，费奥多尔，要是就这么讲和了，我母亲不就被划到外国去了吗？”
朱赫来安慰保尔说：“边界可能会沿河划分，谢佩托夫卡还在咱们这一边。咱们很快就会知道的。”
许多师团都从波兰前线调往南方。装满了士兵、车辆、行军灶和大炮的军用列车，经过基辅向南开去。保尔还有他们的同事忙得不可开交。许多列车源源不断地开来，有时候造成堵塞，各个车站都挤得水泄不通，往往因为腾不出线路而使整个交通中断。收报机不断收到最后通牒式的电报，命令给某某师让路。印满密码的小纸带没完没了地从收报机里爬出来，电文一律都是：“十万火急……”并且，几乎每封电报都警告说，违令者交革命军事法庭，依法制裁。
铁路肃反委员会就是负责军事运输畅通的机关。
各个部队的指挥员都闯进来，挥动着手枪，要求根据司令员的某某号电令，马上发走他们的列车。要是说这个办不到，他们连听都不愿意听，都说：“你豁出命来，也要先把我的车发走！”接着便是一场可怕的争吵。
大家要是遇到特别复杂的情况，就赶紧把朱赫来请来。于是，本来正吵得不可开交，眼看要开枪动武的双方，看到朱赫来就会马上平静下来。
肃反委员会的工作很繁忙，保尔的身体有些吃不消了，有时头疼得像针扎一样。但保尔顾不得这些，仍然坚持工作。
一天，他竟然在月台上碰到了谢廖扎。谢廖扎紧紧地抱住他：“保尔，你这家伙，我一眼就把你认出来了！”
两个久别重逢的朋友有太多太多话要说。甚至没有注意到汽笛的响声，直到火车开动了，他们互相搂着的胳膊才松开。
保尔没有想到，这是他和谢廖扎的最后一次见面。一个星期以后的一次战斗中，一颗流弹打中了谢廖扎，他倒在了乌克兰秋天的原野上。
保尔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虚弱的身体已经不能进行肃反工作了，共青团省委会安排他去铁路总厂担任共青团的书记。
与此同时，前线也传来了好消息。红军胜利了，波兰不得不签订和约，保尔的故乡谢佩托夫卡仍然属于苏维埃乌克兰。
一九二〇年的一个早晨，列车载着保尔回到了他熟悉的故乡。见到亲爱的儿子，他的母亲欢喜得连话都说不出来。她把瘦小的身子紧紧地贴在儿子胸前，不停地吻着他的脸，流下了幸福的热泪—她根本没想到还会再看到他。
三天之后，阿尔青也回来了。她的喜悦简直无法形容了。兄弟两个经历了重重磨难，现在又团聚了。
“你们两个打算以后怎么办呢？”母亲问。
“我还是干我的老本行去。”阿尔青回答。
保尔呢？他在家待了两个星期，又回到了基辅。因为那里还有工作在等着他。
知识百宝箱
虽然在一出场，冬妮亚用纯洁善良、美丽动人感染着保尔，启发着保尔；保尔也用他的倔强和热情，感染着冬妮亚。但因为二人成长的环境不同，还有根深蒂固的阶级出身不同，二人最终分道扬镳，冬妮亚没有和当时许多的青年一样去参加保卫苏维埃政权的伟大斗争，保尔因此放弃了他们之间的感情。可以说二人之间的决裂，与当时的社会动荡有很大的关系。
[1] 华沙：波兰第一大城市，也是波兰首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