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为祖国冲锋陷阵
一个炎热的白天，保尔的母亲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挎着小包袱，从车站回到家里。阿尔青把保尔的事从头到尾跟她讲了一遍，她一边伤心地哭着，一边听着。母亲的日子过得更加艰难了。她一点收入也没有，只好给那些红军洗衣服；好心的战士们设法给她弄到了一份口粮。
有一天，傍晚时分，阿尔青迈着比平常更大的步子从窗前走过，没等推门进屋，就高兴地喊了起来：“保尔来信了！”
保尔的信上写着：
阿尔青，亲爱的哥哥：
告诉你，亲爱的哥哥，我还活着，虽然并不十分健康。我大腿被枪打了，不过快治好了。医生说，没有伤着骨头。不要为我担心，我很快就会完全治好的。出院以后，也许会给我假，那时候我一定回家看看。妈妈那里我没有去成，结果却当上了红军。现在我是骑兵旅的一名战士。我们旅长科托夫斯基的英雄事迹你们一定听到过。像他那样的人，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我对他是十分佩服的。妈妈回来没有？要是她在家，就说她的小儿子向她老人家问好。请原谅我让你们操心了。
你的弟弟
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听完信后流了许多眼泪。这个儿子真荒唐，他竟连医院的地址都没有写上。
原来保尔·柯察金转战在祖国各地已经一年了。他乘着机枪车和炮车飞奔，骑着那匹缺了一只耳朵的灰马驰骋。他现在已经长大成人，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锻炼成长，比以前更加强壮了。
保尔的皮肤曾被沉甸甸的子弹带磨得鲜血直流，不过现在已经长出了新皮；可是步枪皮带磨出来的硬茧却无论如何也蜕不掉了。
这一年里，保尔经历了许多可怕的事情。他同成千上万个战士一样，尽管衣不蔽体，胸中却燃烧着永不熄灭的烈火。为了保卫本阶级的政权，他们南征北战，走遍了祖国大地。保尔在战旅生涯中也深深地喜欢上了读书。
“这个小伙子看书入了迷，火烧头发都不知道。柯察金，把你读的东西也给我们讲讲吧！”一个年纪比较大的红军战士，穿着呢上衣，留着一撮小胡子，刚刚对着火光检查完步枪的枪筒，用他那粗嗓子说着。
保尔摸了摸那绺烧焦了的头发，微笑着说：“啊，安德罗休克同志，这可真是本好书，一拿起来就怎么也放不下了。”
保尔旁边坐着的青年战士名叫谢列达，他正在专心地修理弹药盒上的皮带，想用牙把一根粗线咬断。他非常好奇地问：“书里写的是什么人哪？”他把针插在军帽上，又把余下来的线缠在针上，然后补充了一句：“要是讲的是恋爱故事，我倒挺想听听。”
一阵哄笑顿时响起来了。一个叫马特韦丘克的战士抬起他那剪了平头的脑袋，狡黠地眯起一只眼睛，做了个鬼脸，对他说：“是啊，谢列达，谈情说爱真是件好事。你又挺漂亮，真是画上的美男子！你走到哪儿，哪儿的姑娘就成天围着你转。你只有一个地方美中不足，那就是鼻子太翘了，活像猪拱嘴。不过，这还有一个办法补救：那就是鼻尖上挂个十磅重的诺维茨基手榴弹[1]，保管只消一宿，鼻子就翘不起来了。”
又爆发了一阵笑声，拴在机枪车上的马匹都被吓得打了一个响鼻。
这时，谢列达慢腾腾地转过身来。“长得漂亮不漂亮倒没关系，脑袋瓜好使才行。”他富有表情地拍了一下自己的前额，“就说你吧，别看舌头上长着刺，挺能挖苦别人，只不过是个彻头彻尾的蠢货。你这个木头人连耳朵都是凉的！”
两个人你来我往，眼看就要翻脸了，班长塔塔里诺夫赶忙把他们劝开。“算了，算了，同志们！吵什么呀？还是让保尔挑几段精彩的给大伙念念吧。”
周围都喊起来：“念吧，保夫鲁沙，念吧！”
保尔把马鞍搬到火堆跟前，坐在了上面，接着打开那本厚厚的小书，放在膝盖上。
“同志们，这本书叫《牛虻》[2]。我是从营政委那儿借来的。我读了很受感动和鼓舞。要是大伙好好坐着听，我就念。”
“快念吧！没说的！保证谁也不会跟你打岔。”
当团长普济列夫斯基同志同政委一起骑马悄悄走近篝火时，他看见十一对眼睛正纹丝不动地盯着那个念书的人。
在不远的地方，团长普济列夫斯基指着这群战士，回过头来，对政委说：“团里的侦察兵有一半在这儿，里面有四个共青团员，年纪还很轻，个个都是好战士。你看那个念书的，叫柯察金。那边还有一个，看见没有？眼睛像小狼一样，他叫扎尔基。他俩是好朋友，不过暗地里却在较劲。以前柯察金是团里最好的侦察兵，现在他可碰上了厉害的对手。你看，他们现在正在做政治思想工作，不露声色，影响却很大。”
政委问：“念书的那个是侦察队的政治指导员吗？”
“不是，指导员是克拉梅尔。”
听完之后，普济列夫斯基催着马向火堆走去，他大声喊道：“同志们，你们好！”
战士们惊奇地一齐转过头来。团长轻捷地跳下马，走到坐着的战士们跟前。
“在烤火吗，朋友们？”他笑着问。他的两只小眼睛有点像蒙古人。现在他笑容满面，刚毅的面孔也不像平时那样严峻了。
战士们像对待自己的知心朋友一样，热情地欢迎团长。政委没有下马，因为他还要到别的地方去。
普济列夫斯基把带套的毛瑟枪推到背后，接着在保尔的马鞍旁边坐了下来，对大家说：“一起抽口烟，怎么样？我这儿有点好烟叶。”
他卷了一支烟抽起来，转脸对政委说：“你走吧，多罗宁，我就留在这儿了。司令部要是有什么事找我，通知我一声。”
多罗宁走了。普济列夫斯基对保尔说：“接着念吧，我也想听听。”
保尔念完了最后几页，把书放在膝盖上，望着篝火，陷入了沉思。
众人也陷入了沉思，沉默不语，因为牛虻的死使所有的人都受到了震动。
普济列夫斯基一声不吭地抽着烟，等着听战士们谈感想。
谢列达打破了沉默说：“这个故事真悲壮。世界上真有这样的人。本来这是一个人没法忍受的，但是，当他是为理想而奋斗的时候，他就什么都忍受得住。”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显然激动不已。这本书给他的印象实在太强烈了。
第二天，保尔侦察回来，就把马拴在树上。他把刚喝完茶的克拉梅尔叫到跟前，对他说：“指导员，我问你，我想跳槽，到骑兵第一集团军去，你看怎么样？他们往后准有许多轰轰烈烈的事要干。他们有那么多人聚在一起，一定不是为了好玩吧。可咱们老得在这儿闲待着。”
“怎么跳槽？你把红军当成什么了？难道是电影院吗？这像什么话？要是大伙都这么随随便便，从这个部队跑到那个部队，那可就热闹了！”克拉梅尔惊讶地看了他一眼。
“无论哪儿，反正是打仗，哪儿还不一样？”保尔打断了克拉梅尔的话，“我又不是开小差往后方跑。”
可是克拉梅尔一口拒绝了他的要求。“你还有点纪律性没有！你呀，保尔，什么都好，就是有点无政府主义，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党和共青团都是建立在铁的纪律上面的，党的纪律高于一切。谁都不能想到哪儿就到哪儿，而应该是哪儿需要，就到哪儿去。你要调动，普济列夫斯基已经拒绝了吧？那不就得了，到此为止吧。”
又高又瘦的克拉梅尔脸色有些发黄，他由于激动，咳嗽了起来。原来早先印刷厂的铅尘已经牢牢地附在他的肺叶上，他的两颊时常现出病态的红晕。
等他平静下来以后，保尔小声但却十分坚决地对他说：“你说的全对。可我仍然要到布琼尼的骑兵部队去，我是走定了。”
第二天傍晚，篝火旁边已经看不到保尔了。保尔找到了布琼尼[3]
的部队。
在邻近的小村庄里有一所学校，学校旁边的土丘上聚集着一群骑兵，围成了一个大圆圈。布琼尼部队的一个健壮的战士，帽子推到后脑勺上，坐在机枪车后尾，拉着手风琴。还有一个剽悍的骑兵穿着肥大的红色马裤，正在圈子里狂热地跳舞。美中不足的是手风琴拉得很蹩脚，既不和谐，又不合拍，害得那个跳舞的老是跳错步子。
村里的小伙子和姑娘们都来看热闹，他们有的攀着篱笆，有的爬上机枪车，看这些刚开来的兴致勃勃的骑兵战士跳舞。
“托普塔洛，使劲儿跳哇！把地踩平吧！喂，加油啊，老兄！拉手风琴的，加油啊！”
但是这位手风琴手的粗大手指，扳弯马蹄铁倒不费劲，按起琴键来却是那么笨拙。
“可惜阿法纳西·库利亚布卡叫马赫诺匪帮砍死了，他才是第一流的手风琴手呢！他是我们骑兵连的排头，死得真可惜。是个好战士，又是个顶呱呱的手风琴手。”一个晒得黝黑的战士惋惜地说。
保尔也站在人群里。他听到这些话，就挤到机枪车跟前，把手放在手风琴风箱上。手风琴马上不响了。
拉手风琴的战士斜了保尔一眼说：“你要干什么？”
托普塔洛也站住不跳了。周围发出了一阵不满的喊声：“怎么回事？干吗不让拉？”
保尔伸手握住手风琴的皮带，说：“让我来试试。”
手风琴手用极其不信任的眼光打量了一下这位不相识的红军战士，迟疑地把皮带从肩上褪了下来。
保尔照他的老习惯把手风琴放在膝盖上，然后，猛然一拉，风箱像扇子似的拉开了，手指在琴键上飞速一滑，立刻奏出了欢快的舞曲。
托普塔洛马上随着那熟悉的旋律，跳了起来。他像雄鹰展翅似的扬起双手，飞快地绕着圈子，做着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动作，豪放地用手拍打着皮靴筒、膝盖、后脑勺、前额，接着又用手掌把靴底拍得震天响，最后是拍打大张着的嘴巴。
手风琴不断用琴声鼓舞着他，用急骤奔放的旋律驱赶着他。他顺着圆圈，像陀螺一样飞快地旋转起来，一面交替地伸出两条腿，一面气喘吁吁地喊着：“哈，嗨，哈，嗨……”
一九二○年六月五日，布琼尼骑兵第一集团军经过几次激烈的战斗，突破了波兰第三和第四集团军结合部的防线，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开始向鲁任方向挺进。
保尔伏在马背上向前飞驰。马蹄有力地踏在石头马路上，发出一片响声。突然，在十字路口出现了一挺机枪，架在路中央，三个穿蓝军装、戴四角帽的波兰兵，弯着腰守在机枪旁边。还有一个波兰军官，领子上镶着蛇形金绦，一看见红军骑兵冲过来，就举起了手里的毛瑟枪。
这时，保尔已经来不及勒住战马了，就径直向机枪冲过去。军官朝保尔开了一枪，但是没有打中。保尔的战马竖起前蹄，惊恐地嘶叫着。它带着保尔，猛地一蹿，蹦到一边去了……
保尔似乎已经完全忘却了他自己。这些日子，每天都有激烈的战斗。他，保尔，已经融入集体里了。
有一天，保尔被旅长派到停在车站的铁甲列车上去送公文，在那里他竟遇见了一个根本没想到会碰见的人。
马跑上了路基。到了前面一辆灰色车厢跟前，保尔这才勒住了马。铁甲列车威风凛凛地停在那里，藏在炮塔里的大炮露出黑洞洞的炮口。
列车旁边有几个满身是油垢的人，正在试图揭开一块保护车轮的沉重的钢甲。
保尔问一个穿着皮上衣、提着一桶水的红军战士：“请问铁甲列车的指挥员在哪儿？”
“就在那儿。”红军战士把手朝火车头那边一指说。
保尔跑到火车头跟前，又问：“哪一位是指挥员？”
结果一个脸上长着麻子、浑身穿戴都是皮制品的人转过身来，说：“我就是。”
保尔从口袋里掏出公文，交给了他。“这是旅长的命令，请您在公文袋上签个字。”
指挥员就把公文袋放在膝盖上，开始签字。火车头的中间车轮旁边，有一个人提着油壶在干活。保尔只能看到他宽阔的后背还有露在皮裤口袋外面的手枪柄。
“签好了，拿去吧。”指挥员把公文袋还给了保尔。
保尔抖抖缰绳，正要走的时候，在火车头旁边干活的那个人突然站直身子，转过脸来。就在这一刹那，保尔好像被一阵风刮倒似的，跳下马来，喊道：“阿尔青，哥哥！”
满身油垢的火车司机立即放下油壶，像大熊一样，抱住年轻的红军战士。
“保尔！小鬼！原来是你呀！”阿尔青这样喊着，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铁甲列车指挥员用惊讶的目光看着这个场面。车上的炮兵战士都笑了起来。
“看见没有，兄弟俩喜相逢了。”
八月十九日，在利沃夫地区的一次战斗中，保尔丢掉了自己的军帽。他勒住马，但是前面的几个骑兵连已经冲进了波军的散兵线。有人从洼地的灌木丛中飞驰出来，向河岸冲去，一路上高声喊着：“师长牺牲了！”
保尔哆嗦了一下：列图诺夫，他那英勇的师长，一个具有大无畏精神的好同志，竟牺牲了。一种疯狂的愤怒占据了保尔的心。
他使劲用马刀背拍了一下已经疲惫不堪、满嘴是血的战马格涅多克，向正在厮杀的人群最密的地方冲了过去。
“砍死这帮畜生！砍死这帮波兰贵族！砍死他们！他们杀死了列图诺夫。”盛怒之下，保尔扬起马刀，连看也不看，向一个穿绿军服的人劈下去。全连战士个个怒火中烧，誓为师长复仇，把一个排的波军全砍死了。
他们追击逃敌，到了一片开阔地，这时候波军的大炮向他们开火了。
一团绿火像镁光一样，在保尔眼前闪了一下，耳边响起了一声巨雷，烧红的铁片灼伤了他的头。大地是那样可怕地、不可思议地旋转起来，缓缓地向一旁倒下去。
保尔轻如一根稻草似的，被甩出了马鞍，翻过马头，重重地摔在地上。
黑夜也跟着立刻降临了。
知识百宝箱
自从保尔参加红军后，先是当过侦察兵，后来又当了骑兵。他在战场上是个敢于冲锋陷阵的能干的战士，而且还是一名优秀的政治宣传员。除了以顽强的毅力接受一次次的挑战，保尔还特别喜欢读《牛虻》《斯巴达克斯》等作品，经常给战友们朗读或讲故事。这一章中就有保尔为战友讲解《牛虻》书中的内容，还有为战友拉手风琴伴奏，体现出了保尔的军旅生活丰富多彩，也体现出了保尔不计较个人利益的无私思想。
[1] 诺维茨基手榴弹：重约4公斤，用来爆破铁丝网。
[2] 《牛虻》：英国女作家伏尼契描写十九世纪意大利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的长篇小说。小说的主人公牛虻参与了反对奥地利统治、争取国家独立统一的斗争，最后为之献出了生命。
[3] 布琼尼：布琼尼骑兵的第一集团军被称为赢得国内战争的“拳头”部队，因此保尔想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