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乐山

我译书没有写前言或后记的习惯。但是出版界似乎有这样的传统。有一阵子尤其流行“出版者说明”，仿佛每一本书（特别是翻译的书）都非有这么一篇“说明”不可，其中毫无例外地以这么一句收尾：“本书的作者是个资产阶级作家，书中有不少资产阶级的观点，请读者在阅读时注意分析批判。”如今大家的思想解放了，这种生怕有人抓辫子说你“赎卖资产阶级私货”的顾虑似乎可以消除了，但是“出版者说明”却被“作者评价”，对于读者来说未始不是一件有益的事。但是在很多的情况下，这种“作者评介”不过是变相的“出版者说明”，只是字数长一些而已，其逃避“罪责”的用意则一样，因为到末了还是以上面这一句套话收尾。

按我个人的脾气，我是宁可不出书也不愿写那样的“说明”的。这倒并不是因为我的胆子有多大，骨头有多硬，不怕承担“罪责”，而是觉得这是对读者的侮辱。因为书的内容就是最好不过的说明，读者自有能力分析鉴别，无需别人代劳。可是我们之中总是有人喜欢把读者当阿斗，仿佛没有他的“指导”，读者就会变成迷途的羔羊似的。其实历史上的迷途，多半是在错误的指导下发生的。至于要想凭这短短的一篇“说明”逃脱“罪责”，则完全是自欺欺人的梦想。凡是经历过历次运动的人心里都很明白，运动一来，在劫难逃，任何“金蝉脱壳”之计都是不能奏效的。

既然如此，那么我为什么还要写《西行漫记》新译本的这篇“译后缀语”呢？而且是在此书出版的五年之后？

这是因为在出版后的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一些有意思的事情，不妨记下来做个历史的注脚。

其实，这篇“译后缀语”我早在出版后的次年即一九八○年就写成了。当时寄给了香港《大公报》的潘际坰兄，供他在该报副刊《大公园》中采用。接着我就去了美国，几个月后回来时，翻阅家中积压的信件，并没有发现寄来的剪报，以为是丢失了，一时没有在意，也没有写信去问。直到这次编集出书，才想起这篇文章来，托了几位朋友遍查有关单位的书库里的旧报，却无论如何找不到这篇文章了，看来是我寄稿途中丢失的。

事隔五年，我已无法详尽确切地回忆那篇文章的内容，再把它重写出来。不过我记得当时写那篇文章的目的，并不是想逃避“罪责”，或者是倚老卖老以“指导者”自居，而是因为此书出版以后收到了一些读者来信，需要做一些名副其实的说明。

首先是此书所记述的事件或人物的历史评价问题。这个问题在开始翻译时就遇到了。当时有两种处理意见，一是在译文中根据现在的“定评”，对原文作个别的修改；二是一切悉照原文，不加改动，只有在必要的地方添个译注附在页尾。我是坚持第二种办法的，理由是什么，我想现在已不言自明，不用多说了。可是在当时（要知道那还是在一九七六年）要坚持这一办法，还是费了一番唇舌的。幸而三联书店的几位领导都是开明之士（否则，他们是不会在阴霾未散的日子就来约我这个名列另册的人译这本书的），他们欣然同意了我的意见。

但是有些顾虑不是没有根据的。书出之后，果然接到读者来信，有的还是过来人，或者与当事人后来有了接触，指出书中有些叙述不符事实，甚至指摘译者译错了，要求更正。这才使我终于理解到，出版者坚持要写一篇“出版者说明”的苦心和必要，只是为时晚矣。

我在寄给《大公报》的文章中大概是这么说的：任何高手译书，都难免有错，我不是高手，更不例外，因此欢迎读者指正和批评（事实上有些译错和不妥的地方，后来我已在新华出版社的《斯诺文集》版中逐一作了更正）。但是若是作者误记或写错，则除非征得作者同意，译者无权改动。读者若有不同意见，尽可以发表文间，详加考证，立此存照。因为斯诺毕竟是个记者，他在当时那么艰难的条件下进行采访，全凭口授笔录，没有档案可查，离开苏区后成书时也无法找人核实，因此记述不免有所失误，我们不能过于苛求。何况他写的终究是新闻报道，我们大可不必把它当作正式党史来读。如果要出党史，我想也不会请一位外国记者来写的，不管这位记者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抱着如何同情的态度。

《西行漫记》新译本竟会引起这样的指责和反响，确是我始料所不及的。尤其是后来又有几件事情，更加说明了我们长期不出斯诺的著作（以及推而广之，其他一切应出的书）所造成的愚昧的后果。要是他的书早就都译成中文公开出版，有些同志的无妄之灾，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这里我想只举书中“王牧师”一人后来的遭遇就行了。

另外一个后果是，许多历史事实，由于长期湮没，甚至在当事人还在世的时候，就发生了穿凿附会。比如有些小报竟把我同初版中译文译者胡愈之同志并列为主持初版翻译的人，实在叫我愧不敢当。胡老是我国翻译、出版界的前辈，而我当初读到刚出的《西行漫记》时还是个中学生。如果说我还可以同这本书的译者套近乎的话，我很高兴地指出，其中有一位译者是我当时中学教师。我还记得他在课堂上撇开正课不讲，忍不住要评论抗战时局，这对我的政治启蒙是起了很大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