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建团初期的党团关系

杨春生

在此之前，有人已对初期党团关系作了有益的论述。但是只涉及到团的“一大”前的情况，没有涉及团“一大”后的情况，这是很不够的。团的历史分期应当与党的历史分期大体一致，其初期应当从创立到第一次大革命前。因此要了解建团初期的党团关系就必须从团的建立到团“二大”进行全面考查。严格说来，团“一大”前党团两个组织之间并不存在独立含义的关系问题。团“一大”后团组织独立了，才使党团关系明确化。
　　团“一大”前团正处在初建阶段，各方面还没有完善和成熟，这时党团是不分的。罗章龙在回忆北京团一九二〇年下半年建立后的情形时说：“当时党团是不分的……。”①陈望道还说：“青年团当时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组织”，②实际也是说的党团不分的问题。可见团的建立之初，确实有过党团不分的时期。
　　首先，当时党的创建者同时也是团的创建者。如上海的陈独秀，湖南的毛泽东，北京的李大钊、邓中夏、高君宇，武汉的董必武，广州的谭平山等都是这样。
　　其次，“青年团成立之初，共产党员不分年龄大小，都参加进去”，③党员在团员中约占三分之一的比重。④团做党的工作，党做团的工作，要真正分清哪是党的工作，哪是团的工作是很难的。
　　再次，“当时党的发起组是秘密的，青年团是半公开的。党的许多活动通过团来进行，所以党的发起组和团的活动是分不开的”。⑤包惠僧在一篇回忆录中说：“当时称党为本校，称团为子校，这是半公开的组织。当时各区的情况都差不多，先组织党接着就组织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会’与‘团’是党的事业机构，就是用一套人马搞三方面的活动……”。⑥
　　由于党团不分，其关系密切是必然的。“一大”后团从党组织中彻底分离出来，建立了独立的组织机构，这时才产生了具有独立含义的两个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遗憾的是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被忽略了。因而“一大”时没有明确党团关系，“一大”后出现了党团关系不合谐的阴影。
　　第一，不满意成为党的预备学校，要与党划清工作责任，分而治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建立青年团，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准备从中培养挑选预备党员。”⑦陈独秀曾经主张“组织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中国共产党的后备军，或可说是共产主义的预备学校”，还说：“加入的条件不可太严，以期能吸引较多的青年。”⑧他的这些思想明确表达了建团的目的和宗旨，党接受了他的思想，因此不仅在党的“一大”会议上“研究了在各地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党的预备学校问题；”⑨而且在1921年11月发往各地的通告中要求“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必须在明年七月之前超过二千团员。”“并要求各地在建团时”“依新章从速进行”。⑩这说明党一直把团当作预备学校。而团的“一大”后，一些同志却不满意作党的预备学校。如邓中夏给施存统的信中说：“从前同志皆认s·r·为加入共产党第一道门槛，几乎是共产党附设的预备学校，凡好一点的分子，皆由s·r·挑选加入共产党去矣，所余者多未成熟之分子耳。以未成熟之分子而欲使团势扩张与发达，宁非萝呓。况且一个团体必有一种威严，如认为共产党附设的预备学校，威严何存？”（11）施存统也说：“许多团员间还有一谬误思想，以为本团是中国共产党的预备学校（所谓预科），未进共产党的总希望‘升入’共产党已‘升入’共产党的就把本团置诸脑后，仿佛升学的目的已达到了。他们好象以进入共产党为光荣，未入共产党为羞辱的”。（12）他主张：“不要以为本团是进共产党的预备学校……。如此，才像个独立的团体呢”！（13）这个时候，他着重强调的是团的独立，而且已经超过应有的程度。对这种过份强调“独立”的情形，邓中夏同志也认为不妥。因此向施存统提出严厉的批评说：“闻兄在京有s·r·向共产党宣告独立的主张，是何异封建督军向中央政府宣告独立一样，谬误荒唐，莫此为甚，望兄力改之。”（14）对于邓中夏的批评，施存统虽然解释为“弟之所言，乃是针对目下有几处s·r·组织未能完全独立的现象及少数要把s·r·变成出产党的附属机关的同志而发”。（15）但是他以后发的文章恰恰否定了自己解释。在文章中他不甘心团“替共产党摇旗呐喊”；抱怨“团员而又兼共产党员的人所做的工作，都被共产党所摄收了”；强调“以自己独立的工作为主”；提出“只宜取协助共产党的态度，不宜把他当做我们的主要工作”；并要在实际活动中“与中国共产党划定工作的责任”。（16）其实质还是“向共产党宣告独立”。
　　所谓预备学校，就是要团在党领导下，成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因此团不仅要协助党做好青年工作，还应根据革命事业需要随时向党输送先进分子。这不仅表明了党与团的关系，区规定了团的工作责任。因此党关于预备学校的决定是正确的。而团不满意于预备学校，还要同党划清工作责任，这就是把团当成青年政党，要同党并立。如此，还怎么能接受党的领导呢？因此这是极端错误的。
　　第二，出现了与党对立的现象。据旅欧团组织向国内大会提出的三个建议披露：1，“闹出许多青年团员公开地作出反对党的首领或不满意于党的文字的笑话”；2，“党的政治行动常常不能使全体团员了解而接受”；3，“常有因团中央执行委员会接近党的首领接受党的决议之故而深滋疑虑”（17）等等。虽然没有更多的资料作进一步的说明，但从国内的问题已反映到国外这一点来看，说明问题是十分严重的。
　　党团关系的这种状况，引起了党内团内很多同志的关注，纷纷上书要求改变党团关系，“要明白地表明其从属和密切关系”，（18）以及“政策须与共产党绝对一致”。（19）
　　1923年8月20日，团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把党团关系问题列为一项重要议题，在会议的第五天，即24日下午第七次会议上，全体代表讨论了团与党的关系，最后由“主席团报告大会决议完全依照少年国际第二次大会决议案即：（1）组织上独立，政策上完全服从c·p·。（2）c·p·与s·r·中央开会时互派代表。（3）c·p·应尽力援助s·r·”。（20）
　　团的“二大’以后，党团关系走上正常化，团与党在政治上完全一致。特别突出的是团坚决执行党关于国共合作的方针，从11月起，团的各级组织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和党的组织一起，参加了帮助国民党改组和重建的工作，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从上述情况看，党团关系不和谐时间很短，很快就得到纠正。但是党团关系为什么会出现短期的不和谐问题呢？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团与党的从属关系没有明确，把服从看成协定，是根本原因。“一大”会议没有定团与党的关系。1922年9月6日，党中央邀请团中央共同讨论时确定为：
　　（1）除了政治上的主张须与中国共产党协定以外，社会主义青年团有完全自主之权
　　（2）两团体各级执行委员会会议，得互派有表决权之代表一名出席。（21）
　　这种关系是不完善的，而且违背了共产国际和少共国际的规定。
　　1920年8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青年运动的提纲，在论述共产党与共青团之间关系的形式时规定：“共青团接受共产党的纲领并在它的政治指示的范围内行动。”同时规定“青年国际是共产国际的一部分，服从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及其执行委员会的政治指示，在领导、组织、发展和巩固国际青年运动方面独立进行工作”。（22）1921年7月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所做的决议规定：“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已开始把自己队伍建筑在最严格的集中基础之上，因而它对于共产国际这一无产阶级革命的代表和领导者所取的态度就应当是服从其铁的纪律。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可在组织内讨论所有的政治和策略问题，可持有这样或那样的立场并在本国共产党的队伍中进行活动，——但是按照已经通过的决议，它在任何场合均不能反对本国共产党”。（23）与此同时召开的青年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共产党和共青团相互关系的决议》，要求青年团“在政治上服从整个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唯一领导者——共产党，保持组织上的独立性，在共同的斗争与工作中建立紧密合作”。（24）
　　所有这些规定都说明团必须无条件服从党，在党的政策范围内进行活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青年国际的一个支部，应当无条件地执行青年国际和共产国际的规定。可是从9月6日两条规定来看，中国共产党与社会主义青年团不是从属服从的关系，而是平级协作的关系。当时为什么作出这样一个决议呢？团中央书记施存统有一个很好的说明：“当时所以如此决定的缘故，是因为本团拥有三四千团员，未经全国大会通过，骤然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政策须绝对服从中国共产党，难保不发生意外的误会和反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诸同志也深明此意，不作深一步的要求，而同意上述的决议”。（25）这段说明可以看出三个问题：第一，一经决定“‘政策须绝对服从中国共产党’，难保不发生意外和反动”。可见当时团与党的关系是如何紧张；第二，出于“本团拥有三四千团贝”，而1922年7月，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全国党员才195人。不能以多数服从少数；第三，由于上述两个原因，党中央委员会只好“不作进一步的要求，而同意上述的决议”。这就使党团关系“陷于一种奇妙不明的状态”。从而导致党团关系不合谐。
　　二，党不公开引起的怀疑和误会是客观原因。当时党是秘密的。这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也带来一些问题。使一些团员对党不了解，不认知。柯庆施在回忆时说：“一九二〇年下半年，我们还不知道共产党，只知道有团，参加了团组织的活动”。（26）曹靖华也说：“中国是先有团，后有党的，这是当年的实际情况”。（27）因此造成许多怀疑和误会。当年施存统的文章说得很明白：“从前中国共产党（是比我们还秘密的党）因特种的关系，不能向本团公开，以致本团有许多团员对本团的职员怀疑，以为本团的职员都是共产党指派来的，职员的背后有共产党在那里操纵，甚至于说本团是中国共产党的机械。反对我们的人，也就利用这一点来宣传，使本团许多很好的团员也怀疑本团，或竟因此退出本团”。（28）据资料记载：这时期团员数量由“一大”时的五千多人锐减至“二大”时的二千零几十人。（29）这不能说与怀疑和误会没有关系。由于一些团员对党不认识，不了解，所以也出现了如旅欧团提出的三种现象。
　　对于建团初期党团关系不合谐问题，有的同志持否认态度。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怕给团组织抹灰。其实这种担心是没必要的。
　　初期党团关系出现的问题，不只是简单的表现为错误；更重要的是还表现为一种积极的探索。
　　五四运动以后，要求思想解放，寻求革命道路的呼声很高。全国社团林立，刊物丛生，在这种条件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了，其成员虽然有共产党员做骨干，但是大多数成员不乏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他们带着崭新的意识，独立的观念，自立于社团之林，要为中国革命一展雄姿。但是他们在觉悟上是朴素的，理论上是幼稚的，没有树立无产阶级政党和领袖的观念。因此也不能正确处理党团关系。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事业的核心作用是在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开始并没有占主导地位，形成统治力量。所以团组织不可能一下子就形成自觉的从属观念。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是可以理解的。
　　以上诸多原因，使党团关系不可能从开始就走向正轨，必须经过一段时间探索。对此我们的先辈确实作出了很大努力。党内、团内、国内，上下，从内部到公开一起讨论党团关系问题。终于由“兄弟般”的血缘关系，上升到政治关系；从“协定”关系到“完全服从”的关系。根据当时的理论水平，这个探索还要继续一段时间，但是共产国际和少共国际的指示缩短了这个过程。现在看来这个过程结束得似乎过于仓促一些，以致在理论上还有些跟不上，但是它毕竟完成了探索的使命，纠正了缺点，弥补了不足，找到了处理党团关系的正确轨道。从此团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领导广大青年共同为中国革命而奋斗。

　　（作者单位：沈阳第一机床厂）
　　（载自《中国青运》1990年第三期）
　　注：
　　（1）②④⑨⑩（26）《青运史资料与研究》第1辑
　　（3）（6）（8）《青运史研究》1983年第4期
　　⑤《青运史研究资料》1980年第3期
　　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青年运动简史》第40页
　　（11）（19）（12）（13）（14）（15）（16）（17）（18）（21）（25）（28）《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第一辑
　　（20）（29）《青运史研究》1984年第3期
　　（22）（28）（24）《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青年运动》
　　（27）《青运史资料与研究》第3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