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其前后的若干问题

赵朴

编者按：这是赵朴同志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广州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问题讨论会上的发言。本刊请赵朴同志作了修改补充，并征得本人同意，发表出来供同志们研究参考。
　　关于一次大会前的“中央”机构
　　关于一次大会前的“中央”机构，到目前为止，在档案文献中我们还没有看到明确的具体的规定与记载。我们所看到的一次大会前各地和上海的一些通信，大部都是写给“国昌（方国昌，即施存统）兄”、“国昌先生”的，少数则写作“子由（方子由，亦为施存统）兄”、“玉英（即施玉英，也是施存统的化名）同志”（或“玉英姊”）；另有个别通信则用了如下一些不统一的称谓：
　　一九二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发出、刊登于广东《青年周刊》第二号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重要通讯》，署名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理书记”。
　　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唐山青年团的一封信的上款，写作“上海青年团总部代理中央机构诸君”。
　　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天津青年团在要求补贴出席一次大会代表路费的一封信中，则直截了当地说：“在…不知中央能不能代筹四十余元？”
　　一九二二年四月六日，南京地方团在给施存统的一封书中说：“本分团已经决定派代表赴广州大会，已经由曹兄写信通知总部了。”
　　此外，大会五月十日下午两点四十分的会议，有“方国昌报告中央局和上海S·Y·情形”的记载。
　　大会之后，《新青年》九卷六号和《先驱》第八号，都作了报导。《新青年》的报导中说：“这次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大会，是由上海临时中央局召集的。”报导中关于议事日程的第七项是“临时中央局报告”。《先驱》的报导中，也用了“上海临时中央局”的名称。
　　根据上述档案文献和资料，我们认为应当肯定：在一次大会之前，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有一个被多数地方团承认的临时“中央”机构的。这个机构的名称叫做“临时中央局”，但这个名称由于种种原因（可能也包括保密的原因），并未被各地方团普遍认可和使用。临时中央局设于上海，由于上海团组织兼任，主要负责人是施存统，其职务可能就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重要通讯》所签署的“代理书记”。
　　关于大会的时间和地点
　　《先驱》第八号在关于青年团第一次大会的报导中说：“……于是上海临时中央局就议决定于一九二二年五月五日在广州召集全国大会”。据我们看到的文献资料，关于大会地点特别是时间的确定，有一个几经更改的过程。
　　一九二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发出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重要通讯》（载广东《青年周刊》第二号）的通知是：“1、会期一礼拜，从四月一日起；2、地点在□□；……”到目前为止，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最早的、也是唯一的关于召开一次大会的正式通知。这个通知发出后不久，又决定将大会开幕时间改为四月中旬，与此同时也知道了开会地点是上海（从下面谭平山三月六日写给施存统的信看，关于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大会，很可能是临时中央局在二月十二日的会议上就决定了的。二月二十二日的《通讯》中所以用“地点在□□”，可能是为了保密而没有公布。当然，也可能在二月十二日没有确定大会地点，而是在改变四月一日开会为四月中旬开会的同时才决定在上海召开大会的。如果是这样，那么从谭平山的信看，大会由四月一日开会改为四月中旬，时间当不会迟于五月五日）。下面的资料可以说明这一点：
　　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天津S·Y”在写给上海的一封信中说：“……我们对于上海会议极表赞同，并欲其从速实现”。同时表示“希望上海大会务于‘五一’节前闭会，以便全国S·Y有统一行动（这一点是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重要通讯》关于召开大会的理由之二相吻合的）。继之在三月二十八日的一封信中说得更为具体：“当初听见柯怪君（即柯庆施）、何孟雄说，全国S·Y（大会）定于四月中旬在上海举行”。除此之外，从包惠僧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在武汉写给施存统的一封信中，从三月二十六日安庆写给施存统的一封信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本来是决定在上海召开青年团的第一次全国大会的。
　　那么，是在什么时候和为了什么原因又改为五月五日在广州召开大会的呢？据我们看到的文献资料，最初是谭平山于一九二二年三月六日写信给施存统，除报告了广东团的组织情况之外，最后提议：“大会地点，如能够改在广州更好，因为比较的自由。”此后，虽然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改变第一次大会地点和再次推迟时间的通知，但是下面的资料给我们提供了进行分析和作出判断的依据：三月二十六日，保定地方团张仲毅给施存统写信称：“粤会我打算前往”；三月二十七日唐山青年团的一封信也说：“奉悉一切，派代表赴粤出席，本团常会尚未议决，……”上述之天津青年团三月二十八日的信也写道：“启者，来示读悉。……今读来示，又改在广东举行，日期又改为五月，则此间代表之人选、经费皆发生障碍”。以后至四月九日，武汉青年团的一份报告更明确的说：“五·五广州大会共推李之龙出席”。
　　从上述这些资料，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首先，“奉悉一切”、“来示读悉”、“今读来示”等语说明，青年团第一次全国大会由四月中旬在上海召开改为五月五日在广州召开，是曾经统一的或分别的发出了通知的。其次，如上所述，天津青年团三月二十二日表示希望上海大会尽快实现，而三月二十六日保定地方团张仲毅却作出了打算到广州出席大会的表示，与此同时唐山地方团也知道了派代表赴粤出席一次大会；据此我们可以判定：改变青年团第一次全国大会之地点和时间的“通知”的发出时间，当在三月二十日左右。至于改变的原因，我们分析，可能是由于：上海处于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直接的统治压迫之下，很不安全，而广州则正如谭平山所说的“比较的自由”；同时还可能与准备不及、旅费困难，各地代表难以更早到会，以及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也正在广州开会等等有关。
　　关于大会代表人数、出席人及所代表之地方团
　　出席第一次大会的代表为二十五人，代表着十五个地方团，是《新青年》九卷六号和《先驱》第八号上刊登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导中所记载的。除此之外，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其它有关的文献资料。
　　出席大会的二十五名代表中，有文献记载的有二十一人，即蔡和森、邓中夏（邓仲澥）、张椿年（或张春木即张太雷）、许白昊、方国昌、俞秀松、易礼容、王振翼、陈子博、谭平山、莫耀明、树彝、吕一鸣、王仲强、谭植棠、金家凤、张仲毅、张继武、张绍康、粱复燃、陈公博。上述二十一人中，有签到亦即表明出席了五月五日下午开幕大会者，为十六人，即树彝、邓中夏、蔡和森、王振翼、俞秀松、施存统、张椿年、吕一鸣、许白昊、易礼容、陈子博、张绍康、莫耀明、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没有签到的，是张仲毅、粱复燃、王仲强、张继武、金家凤。这五人为什么没有签到？是因为迟到而未能出席五月五日的开幕大会，还是虽然出席了开幕大会，但因到会迟误而未能签到？或者是未用以上名字而用化名签的？以及别的什么原因，都有待我们共同进一步发掘有关的历史资料和进行研究考证。
　　上列二十一名代表中，有确凿根据可以肯定其所代表之地方团者，有如下十五人：
　　方国昌是上海地方团和“临时中央局”的代表。根据是：（一）大会之前各地团组织与上海的书信来往，大多用“国昌兄”或“国昌先生”的称呼；（二）大会五月十日下午七点半的会议，有“方国昌报告中央局和上海S·Y·情形”的记载。
　　邓中夏、金家凤是北京地方团的代表。根据是：（一）一九二二年四月十三日，北京地方团书记贺道培（又名贺恕）给施存统写信称：“赴会代表系丁智深、金家凤两人。”（二）大会五月十日下午两点四十分的会议，有“邓仲澥报告北京S·Y情形”的记载。这中间的问题是：贺道培的信中说代表之一是丁智深，而没有邓中夏；但签到的却没有丁智深而有邓中夏。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分析，“丁智深”可能就是邓中夏。因为据贺道培的上述信中，还有以下的内容：此间情形，当即刻报去，详细当另具一报告，由智深携去。新汇到之补助旅费，完全是智深经理，他另有答复。与此同时，唐山青年团四月二十一日的一封信中，确有曾收到（邓中夏）关于补助旅费如何分配的信的内容。当然，这一分析是否正确，还请同志们、特别是北京的同志们再作进一步的研究与考证。此外，据上述唐山青年团的信中，还有把当时上海寄发的补助旅费分给京绥（路）和长辛店团组织代表各二十元的记载。那么，京绥路和长辛店是否派了代表？现有的二十一人中，谁是这两处团组织的代表？邓中夏是否既代表北京地方团又代表长辛店的青年团组织？如此等等，也有待我们大家进一步发掘历史资料和进行研究考证。
　　易礼容、陈子博是长沙地方团的代表。根据是（一）一九二二年三月八日，陈子博曾用“代理书记陈子博”的名义，签署过长沙地方团写给施存统的信；（二）大会五月十日下午七点半的会议，有“易礼容报告长沙S·Y情形”的记载。
　　莫耀明，是南京地方团的代表。根据是：大会五月十日下午七点半的会议，有“莫耀明报告南京S·Y情形”的记载；（二）南京地方团在一九二二年四月五日（或四月六日）写给“玉英同志”的一封信中说：“本分团已经决定派代表赴广州大会”。同时并询问“补助本团代表的旅费有着落没有？”
　　树彝，是唐山地方团的代表。根据是：（一）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七日，树彝（有时也写作“舒意”）以“唐山青年团代理书记”的名义，向上海写信，对于派人出席广州大会，表示：各团员都赞成；但因常会尚未议决，且旅费无着，须本星期日开会决定。四月十四日，树彝又一次写信给存统，对于北京地方团要求唐山团“付托粱鹏云就便出席，不必另派”代表，表示：“据二、三人的意见不赞成，……似乎不便指定他去出席。”（二）四月二十一日（这时，树彝已经离开唐山前去广州），邓培等二人在写给施存统的一封信中说：“唐山代表是树彝先生”；（三）树彝的签到签作：“唐山青年团代表树彝”。
　　张仲毅，是保定地方团的代表。根据如下：（一）大约是一九二二年四月初，张仲毅给施存统写信，除介绍了他自己在直隶高等师范求学、并在育德中学担任语文教师，因宣传（共产）主义被育德解职等情况之外，同时表示：“所以到粤会开幕的时候，我定可同仲澥（即邓中夏）兄同往。”（二）这以后，张仲毅又在四月十四日的一封信中向施存统报告：“此地已推定我赴粤，日内到津同吕君一鸣南下。”
　　吕一鸣，是天津地方团的代表。根据是：（一）上述的张仲毅的信说“日内到津同吕君一鸣南下”；（二）吕一鸣的签到是：“吕一鸣天津S·Y”。还应当向同志们说明的是：天津地方团出席一次大会代表的确定，也有一个过程。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天津团写给施存统的信中说：已“举定李峙山女士为赴会全权代表”，并已将天津S·Y的详细计划及提案交给李峙山。但在得知会议改在广州举行以后，三月二十八日又写信说：“经费实在困难”，如不能解决，“则将以书信表示意见或委托北京代表为代表。”据此，我们分析天津团出席一次大会代表由李峙山改为吕一鸣，当在四月上旬。此外，吕一鸣是天津地方团的代表，还可以说大会以后的六月八日团中央委任陈为人为“特派员”
“全权”查办“天津全国S·Y大会代表吕一鸣返津之后”运动天津团脱离中央问题的信得到证实。
　　张绍康，是武汉地方团的代表。武汉团决定代表也有一个多次变动的过程。在大会定于上海召开时，包惠僧于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日给施存统写信说：因为经济问题和人的问题“均有不能派人的苦处，有人提议致函派旅沪之魏以新、孙瑞祯、董锄平三君代行此间代表职权，潭秋及弟均以此三君对于这边团体，均不大清楚，有派专人之必要，又决定推弟赴沪一行。当时弟以为有要事就便赴沪与同人一商也可。至昨日弟受《汉口时报》聘任编辑，又不能分身，将只好委孙、魏二君代办。”在大会改为在广州召开之后，四月九日，武汉地方团大会决定并报告说：“五·五广州大会共推李之龙出席（他此刻已到上海）。”以后到四月十七日，不知是由于什么原因，武汉地方大会又重新决定了代表人选，并由刘昌群于十八日给施存统写信报告说：“昨日大会议决广州大会派本团团员张绍康君出席；张君定明日启程来沪，到时一切同志介绍及赴粤手续均盼代为指导抬扶。”这里顺便介绍点情况。昨天湖北的同志提出了一些关于张绍康的疑问据我们从档案文献中看到的是：“春光”确实是张绍康用过的一个名字。但是张绍康不但不是在刘昌群之前担任武汉地方团的书记的，相反，他乃是由刘昌群和裴熙鋆二人介绍，在一九二二年四月九日的武汉地方团大会上被批准入团的。张绍康在出席团的一次大会时，还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此，团中央在大会之后，曾给李汉俊、陈潭秋写信责问为什么让非“本科生”出席大会（可能当时有要求出席代表都应当是共产党员的规定，但我们尚未看到）？对此，刘昌群曾于五月二十九日复信给施存统，说明因大会改到广州，武汉地方的“‘本科’学生都不能去，张君临时自告奋勇要去，……头一天决定他去，他第二天就走，本定介绍他加入‘本科’，因时间仓促没有介绍他加入。……昨日‘本科’开会，已正式通过。候一、两天内张君返鄂后，即请他加入。”
　　许白昊，是上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的代表。根据是：签到签作：“上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代表梁鹏云、李启汉、彭大汉、许白昊、吴海堂”。
　　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粱复燃是广东的代表。其中关于谭平山，大会五月十日下午二时四十分的会议，有“谭平山报告广东S·Y情形”和“广州九百五十余人，成立会，费四百余元。”的记载。但是，当时广东的地方团（按平山三月六日的信叫做“分团”）除广州市以外，还有肇庆、佛山（据谭平山的信，当时人数已达二千余，但尚未正式成立）、梧州、新会、东莞、蕉岭，因此，上述四个人各自代表那一个或那几个地方团（据判断，梁复燃很可能代表佛山，但没有直接的文献资料）？上述六个地方团除了佛山之外是否都已正式成立？都还有待我们大家，特别是广东的同志们，继续发掘史料并进行研究与考证。
　　除了上述十五个人以外：其余六个人：
　　俞秀松。我们判断可能是作为杭州地方团的代表出席大会的。这主要根据是：一次大会之前，俞秀松曾多次从杭州给施存统写信，谈到杭州的学生青年缺乏政治热情，建立和发展青年团的组织有困难，等等。这一判断是否准确，还要请浙江的同志们考证。
　　王振翼（王仲一）。我们原来判断他可能是济南地方团的代表。主要是根据一九二三年时他曾不止一次地向团中央报告济南团的情况。或者，他是京绥路团组织的代表，因为一九二六年下半年时他曾任京绥二中的党的支部书记职务（且如上所述，补助北方的代表旅费中有京绥路二十元）。但是，前者时间相差大半年，且与济南地方团的建立时间相矛盾；后者与其作为青年团一次大会的代表更没有必然的和直接的联系。因此这些推断是很难准确的。还须大家特别是山西、北京等省、市的同志们进一步发掘史料和研究考证。
　　王仲强。也只能介绍点情况。一次大会之后的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二日，王仲强代表保定地方团给施存统写信，认为保定各学校行将招生，正是青年团宣传主义的大好机会，询问为什么不多寄一些“马克思纪念册”给保定。继之又于七月九日写信给施存统，说团中央第九号和第十号通告已收到，“惟以前几次通告，都没有收得，请即一一补发！”但是在张仲毅于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写信给施存统报告保定地方团成立所附的团员名单中，却没有王仲强的名字（当然，也可能是用了我们还不知道的另外的名字）。因此，王仲强是与张仲毅共同代表保定地方团出席一次大会的呢？还是其他那个地方团的出席代表，都无从判断，有待发掘史料和继续进行研究考证。
　　张椿年、蔡和森、张继武是哪个地方团的代表，或者是什么组织的代表，由于我们没有看到文献资料的记载，都无法断定。关于张椿年和蔡和森，只能提供以下一点情况：在签到时，前面写了“代表签到”四个字，后面一起签了五个人的名字：蔡和森、王振翼、秀松、施存统、张椿年。从笔迹看，“代表签到”和五个名字，似出自一人之手，且很有点像张椿年的笔迹。
　　此外，从陈独秀、张国焘（写作张特立）都是亲笔签到来看，说明他们都出席了五月五日的开幕大会。此外，根据签到，出席开幕大会的还有彭湃、刘尔崧、张善铭、郭瘦真，周其鉴、兰裕业、刘琴西、李启汉、杨章甫、湖南劳工会谌小岑，江西总工会代表胡占魁，山东印刷工会王杲（即王用章，又名王天生）等。
　　关于第一届中央委员的选举情况
　　大会五月十日下午两点四十分的会议，曾经议论了选举中央执行委员的办法。邓中夏提议先提出“候补人”；施存统提议：“中央执行委员”，凡S·Y团员都可以推举，先推为“候补员”。到会每人至多各提一人，过半数通过，无记名投票。
　　七点半开始的大会，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的记载如下：
　　提议选：
　　（16高尚德）　秀松提议　邓仲澥
　　（14方国昌）　莫耀明　蔡和森
　　（14张椿年）　张绍康
　　（13蔡和森）　王振翼
　　（15秀松）　谭植棠
　　④林育南14　易礼容
　　③许赤光　陈子博
　　⑤冯菊坡12　许赤光
　　②张秋人14　张继武
　　我们分析：前面的名字是候选人，后面的名字是提名者和附议者；上面五个名字前边的阿拉伯数字和下面两行名字中间的数字，可能都是票数；大括弧则可能是表示最后选定的五个中央委员的标志。但下面四个名字前边的④③⑤②是表示什么意思，尚不清楚。此外，从许赤光被记作提名者来看，他是出席了五月十日下午七点半开始的大会的（可是这次会议的出席人中却没有许赤光的名字），或者许赤光也是一次大会的代表之一。不过，上述的推断是否准确，许赤光是哪个地方团的代表，等等，都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与考证。
　　关于一些地方团的创建时间
　　关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重新建团以后各地方青年团的创建时间，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的只有以下四个地方的资料：
　　天津地方团——“天津S·Y”一九二二年三月十六日给施存统写信说：“天津S·Y正式成立了，特此敬告诸（同）志，以便联络。”“通讯处：天津法政专科学校于树德收”。稍后的三月二十二日的另一封信则更具体的报告说：成立日期：（民国）十一年二月十二日。人数：成立时十一人，现在仍为十一人。“本团设执行委员会，内分书记、出版、宣传三部。各部设正、副主任各一人；各部正、副主任均为执行委员会委员。”委员有：书记部正主任于树德（法政教员），副主任李峙山（女，达仁女校教育）；出版部正主任吕一鸣（高等工业），副主任李腾；宣传部正主任冯志尧，副主任李季扬；会计陈奕涛（女）。
　　保定地方团——据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张仲毅写给施存统的一封信，保定地方团“是本年二月十日成立的”。成立时团员有二十三人，到三月下旬时为二十人。其职员及分工如下：执行张仲毅、杨其纲；书记王其彭（又名王锡疆）、王其隆；宣传安志成、李德荫；调查高振鸿、张廷瑞；出版部邹舫、陈允登；庶务彭桂生、马克勤。
　　唐山地方——据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七日树彝写给上海的一封信，唐山青年团成立于一九二一年七月六日，原有团员七人。到八月时陈××和陆××赴法国。至一九二二年三月又加入一人，共六人；另有候补者六、七人。其中有树彝、邓培、粱鹏云、阮章（章字不清楚，又像华字）等。
　　济南地方团——据王复元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日写给施存统的一封信，济南地方团是一九二二年九月十六日成立的。当时计有十个团员出席了成立大会，陈为人为会议主席。此后至十二月时，济南地方的职员及任职如下：执行委员会书记部王复元，经济部张筱田（王翔千代理），宣传部贾逎甫。团员共计三十九名。

　　（载自《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问题论文集》共青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1984年编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