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恽代英、肖楚女组团”说质疑

林谷良

为纪念恽代英烈士殉难五十周年，《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分别发表纪念文章，并加了编者按。按语说，恽代英“一九二○年与肖楚女等发起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分别见1981年4月29日《人民日报》和1981年4月28日《中国青年报》）此说可能缘自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1979年版）。该书“恽代英”条中有“一九二○年同肖楚女等发起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辞海》的说法根据何在，可能与刘光的文章有关。刘光的文章题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产生、发展及其转变》，发表于一九四○年一月十五日出版的《中国青年》二卷三期。刘文说：“一九二○年八月，在上海就有几位信仰社会主义的青年，如恽代英、肖楚女、张太雷等发起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接着，在其他地方也先后出现了类似的青年团体”。
　　此说确否？值得研究。
　　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过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说得很明确：“一九二○年八月某日上海有八个青年社会主义者为实行社会改造和宣传主义起见，组织了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叫做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不久，北京、广州、长沙、武昌等处就有同样的团体发生，与上海的团体相响应。于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就宣告成立”。这“八个青年社会主义者”是谁？仿鲁在《清算陈独秀》一文中说是：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金家凤、袁振英、俞秀松、叶天底，“其后，各方志士周佛海、张闻天、李达……恽代英等等，均自各省及国外归来，会集于外国语学社，遂成中国社会主义者之大集团，共产党干部亦渐因此酝酿以成”。
　　上述青年团“一大”文件发表在《先驱》第八号上。《先驱》是团中央机关刊物，其第八号的出版时间是一九二二年五月十五日，距发起建团仅一年多时间。因此，它关于青年团创建史实的记述，其可靠性应当是无可怀疑的。
　　至于仿鲁提到的参加建团的八人名单，有一定的可靠性。
　　首先，从上海地区和其他地区的团组织同上海以及其他地区党的早期组织的关系看。上海党的早期组织成员施复亮肯定地说，上海八个青年社会主义者发起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党通过他们出面的，并不是有八个人忽然异想天开地起来组织一个青年团”，“俞秀松年纪最轻，党组织就派他出面组织青年团”。①这就是说，上海团组织的发起是由上海党的早期组织决定并领导的。这一说法为历来的党史著述所接受，如一九三六年延安中国现代史研究会写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说：“上海中共小组织建立后，……同时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凡有党组织的地方，同时就有团的组织”。②“一九二○年八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前身组织——共产主义小组的指导下，在上海一部分信仰社会主义的青年组织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③仿鲁说的“八个人”：施存统、叶天底、俞秀松、袁振英、金家凤、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其中，施、俞、沈、陈、李五人肯定是上海党的小组的成员。因此，可以说，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人员，应该是党的上海小组的成员，至少应该受上海小组影响的人员。
　　其次，据当事人袁振英回忆，在上海发起建团的有：袁振英、施存统、叶天底、俞秀松、金家凤、杨明斋（担任总务），“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实际就是共产党小组。④
　　从现在我所接触到的历史文献和回忆文章中（刘光的文章除外），还没有恽代英、肖楚女在一九二○年就与上海党的早期组织发生组织联系的事实。相反，参加上海党、团组织活动的一些当事人，不仅没有提到恽代英、肖楚女参加建团的事实，而且都比较一致地肯定，一九二○年发起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时，恽代英、肖楚女并不在上海。陈望道回忆说：“青年团是党派杨明斋负责的，在青年人中可能有俞秀松，那时张太雷、恽代英都未参加”。⑤施复亮回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是由共产党指派俞秀松负责组织的（恽代英、肖楚女当时都不在上海）。”⑥邵力子也回忆说，“恽代英、肖楚女一九二○年不在上海”。⑦另据廖焕星回忆，一九二○年夏天，恽代英曾有湖南的长沙、衡阳之行。⑧可作为上述几个回忆的一个旁证。因此，似乎可以肯定，恽代英不大可能于一九二○年在上海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发起工作。
　　但是，恽代英、肖楚女是否在武汉地区发起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因而得出恽代英、肖楚女参与了发起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工作的结论？不能。据包惠僧回忆，武汉地区的团组织也是在武汉地区党的组织的领导下建立的。此时，恽代英、肖楚女正在“利群书社”内进行活动，并未与武汉党的早期组织发生组织联系。当时虽然包惠僧等人曾主动联系恽代英参加党的活动，都因没有太多的共同语言而作罢。⑨当然不可能让恽代英于党的武汉小组以外组织青年团。
　　在许多回忆材料中，只有张国焘一人明确说，武汉地区的团组织是恽代英、肖楚女发起的。他说：“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是由……恽代英、肖楚女、李书渠、刘昌群、李求实等人组织起来的”，“恽代英、肖楚女于一九二○年底到重庆去教书，不久就在重庆联络杨闇公等组织重庆社会主义青年团……。”⑩
　　张国焘的说法值得怀疑。恽代英等利群书社、共存社的重要成员参加共产党或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一九二一年秋，即恽代英等发起在黄冈林家大湾召开的大会以后。当时，恽代英等人知道中国共产党已经正式成立，于是，结束了“共存社”的活动，号召大家加入中国共产党或社会主义青年团。关于这一点，历来的纪念文章和恽代英传记一类著述的记述都比较一致。如一九三六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五周年丛书”之一的烈士传中，伯林写的《纪念恽代英同志》，焕星写的《肖楚女传略》，都未提及恽代英、肖楚女在武汉地区建团的事实。廖焕星是利群书社的重要成员，他的回忆值得我们重视。
　　至于恽代英、肖楚女赴四川任教，有可能参加四川地区团的活动，但那是一九二二年初以后的事情。此时距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发起已经一年多。不论从时间或地域方面说，都不能得出恽代英、肖楚女“一九二○年发起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结论。
　　由于所见料材有限，上述看法不一定妥当，请批评指正。

　　（载自《青运史研究》1983年第四期）　　
注：
　　①施复亮：《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
　　②见《“一大”前后》（一）第450页
　　③见《中国青年》一九五七年第4期
　　④见《“一大”前后》（二）第472页
　　⑤见《“一大”前后》（二）第24页
　　⑥施复亮：《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一九五六年十二月）
　　⑦邵力子：《党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一九六一年七月）
　　⑧见《新观察》一九五七年七月
　　⑨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资料》一九七九年第9期
　　⑩张国焘：《我的回忆》
　　（原载：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党史研究资料》一九八一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