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4.1】　道-康宁公司的“道德”

汤姆斯·塔尔科特已在道-康宁公司（Dow Coming）做了24年的材料工程师。他的工作是帮助公司为乳房植入物制造商开发硅酮凝胶。但是在1976年，当公司转向生产一种更具流动性的凝胶来制造更柔软、更逼真的植入物时，他辞职了。塔尔科特担心这种更薄的凝胶会破裂或渗漏，从而严重危害人体健康。他的这一担心15年来一直没有引起公司总经理的注意。

尽管道-康宁公司的硅酮凝胶植入物曾在动物体内进行过全面试验，并且200多万妇女接受了这些植入物的事实表明，无健康危害，但公司的权威地位在1992年初受到怀疑。塔尔科特可能是正确的，道-康宁公司不仅没有在几十年中意识到植入物的渗漏问题，而且还试图掩盖问题的发生。

报纸、联邦药品管理局（FDA）及国会小组的调查披露了公司的备忘录。1975年时，公司仓促地将产品投放市场，以至于这些产品或是没有经过试验，或是简化了检查硅酮是否从植入物中渗漏的动物试验。内部备忘录揭露道-康宁公司向妇女、医药专家及联邦药品委员会的管理者误报其研究结果。这些备忘录表明该公司很早就知道硅酮可能会从乳房植入物中渗漏出来，流入妇女体内。在几十年的否认和从中作梗之后，道-康宁公司终于在1992年初承认了它不是一贯诚实的，它为自己辩解，之所以未能早些公布备忘录是因为害怕给妇女们造成恐慌。然而即便如此，也不可能完全消除使用该公司植入物的妇女们的疑虑。公司在1992年2月声明愿意为任何想要摘除乳房植入物而又无力支付手术费的妇女支付费用。与此同时，公司宣布它已经撤换了首席执行官，企图向公众及主要机构表明它严肃处理了植入物问题。此后不久，道-康宁公司为了避免可能的诉讼，宣称它将勾销9 400万美元的利润，并退出植入物生意的行业。

问题：道-康宁公司的隐瞒行为是公司不负责任的一个罕见例子，还是仅是职业道德沉落的另一典型呢？有大量证据表明，道德（或道德缺乏）是一个普遍的问题。

【案例4.2】　寂静的春天：DDT的兴衰（作者：赵斌；来源：生态学时空）

DDT曾经是一种杀虫剂，中文译名为“滴滴涕”。DDT从发明到曾经风光无限，直至最后被禁用有100年左右的历史。

1874年，奥地利蔡德勒（Zeidler）在实验室合成了DDT，但当时没有发现什么用途；1939年，瑞士化学家保罗·穆勒（Paul Mueller）发现DDT可以迅速杀死蚊子、虱子和农作物害虫，而且在当时认为比其他杀虫剂安全，随后于1940年获得了第一个瑞士专利；1942年，商品DDT正式面市，主要用于植物保护和卫生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世界很多地方传染病流行，使用DDT可令疟蚊、苍蝇和虱子得到有效控制，并使疟疾、伤寒和霍乱等疾病的发病率急剧下降；1948年，其发明者穆勒获诺贝尔生理医学奖。人们当时高傲地宣称：DDT预示着一个没有害虫的世界。

但是，DDT在大规模使用约30年后，于1972年被禁用。DDT在20世纪上半叶为防治农业病虫害、减轻疟疾伤寒等蚊蝇传播疾病危害方面的确功不可没，但由于后来发现其巨大的环境代价，很多国家和地区不得不禁止使用。在DDT被禁用后，同时放松了对疟疾的警惕，疟疾很快就在不发达国家卷土重来。特别是在非洲国家，每年有1亿左右的疟疾新发病例，有100多万人死于疟疾，其中大多数是儿童。在2006年9月，世界卫生组织令DDT低调复出，允许部分地区重新使用这种杀虫剂，那显然是不得已而为之。疟疾目前还是发展中国家主要的病因与死因，这除了与疟原虫对氯奎宁等治疗药物产生抗药性外，也与目前还没有找到一种经济有效对环境危害又小能代替DDT的杀虫剂有关。可以说，目前的这些人工化合物，恐怕很少有像DDT一样，让人们对它又爱又恨的。2011年美国拉斯克奖中的临床研究奖首次授予中国的科学家屠呦呦，以表彰她“发现了青蒿素——一种治疗疟疾的药物，在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显然，人们还是希望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杜绝使用DDT。

DDT的危害，现在人们已经十分清楚，但这已经是一百年以后的事了。然而，其危害并没有因为禁用而销声匿迹，在全球大部分国家禁用DDT数十年后的今天，南极阿德利企鹅体内仍检测出这种物质，且含量多年来始终不降。研究者认为，这是因为DDT被“储存”在冰川中，持续影响南极生态环境。当然，目前企鹅体内的DDT含量还不足以对它们造成危害，但这正是人们对DDT及时禁用的结果。举这个例子，也是想说明，类似的空间影响尺度可能是全球性的，时间影响尺度也以数十年计。其实，当时的人们也知道它是有一定毒性的，因为人、畜摄入会死亡。所以当时也只是强调药品要保管好，使用者直接接触了药物后要用肥皂洗手。以为注意了这两条，就万事大吉了。那时的人们没有外来化合物的概念，更没有人造化学产品对生态影响的评价。

有些灾难总是在我们不经意之处发生。正式发现DDT有问题也是非常偶然的。美国女科学家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本来是一个海洋生物学家，1958年她看到朋友在来信中说，生活的小村镇听不见鸟鸣了，蜜蜂很少见了，果树产量降低了，母鸡孵不出小鸡，人也生些莫名其妙的病，春天很寂静。敏感的卡逊，当时就觉得这可能是严重的自然生态失衡的问题。于是，她用了数年时间进行调查，终于从小鸟和猛禽身上发现是DDT在作怪。DDT喷在树上，带药的枯枝落叶掉落地面，进入土壤，蚯蚓吃了泥土，老鹰吃了蚯蚓，这种在生物体内难以代谢的化学物质通过食物链传递一级一级放大，使得老鹰等鸟蛋壳变得极薄，一孵就破，所以鸟少了，甚至绝种了。

1962年蕾切尔·卡逊出版了《寂静的春天》，书中揭示了DDT及各种化学药品危害环境的问题，开创了现代环保运动的先河，但同时蕾切尔·卡逊却也倒了大霉。这本书一问世，虽然也引起了不少人的重视，但更多的是遭到一大批专家的猛烈抨击。他们造卡逊的谣，有的说她是歇斯底里，有的说她是极端主义分子。有的政府官员还对她进行人身攻击，这些人的后台来自化学工业集团和农业部门，蕾切尔·卡逊触犯了他们的利益。奇怪的是不但国会宠爱化学工业，连美国医学学会当时也站在化学工业一边！因为蕾切尔·卡逊坚持人和自然的平衡关系，而许多科学家坚信人定胜天，认为人类正稳稳地控制着大自然。她的书出版后争论一直在继续，两年后蕾切尔·卡逊在身心交瘁中病逝。

1970年美国宣布禁用DDT。1980年，民主党的卡特把总统自由勋章追授给卡逊，奖励她对环保作出的贡献。不久之后的选战中，民主党被共和党赶下了台。到1992年，民主党的克林顿-戈尔用打经济牌、打环保牌胜了连掌白宫12年的共和党。为此，副总统戈尔特地为新版《寂静的春天》写了前言，从此尘埃落定。戈尔指出：改变以污染为代价的盈利体制和经济实用主义是很艰难的。美国自己禁用了一些农药，但仍然生产出口赚钱。虽然鼓励用生物制剂替代化学药品，但是受到太多的官员的冷眼和制造商的抵制。对于安全检测，化学药品的护卫者总是报告：实验并未显示出化学药品与人的疾病有直接联系。戈尔能讲这些老实话，大概认为那是上届共和党政府的责任吧。

问题：《寂静的春天》的争议，表明组织的社会责任与管理的道德问题非常复杂，甚至有时候，没有相应的科学技术知识，就很难对相关问题下定论，例如转基因技术以及一切农业企业的转基因作物种植行为的社会责任与管理道德，就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