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说，管理是一门真正的博雅艺术（Liberal Art）。管理的对象是谁呢？是工作的人类社群。管理者应对任何受组织决策和政策影响的个人或团体负责。这些利害相关者（Stakeholders）是组织环境中的任何有关方面：政府机构、工会、雇员、顾客、供应商、所在社区及公众利益集团。

从表面看，管理的对象是工作的成效，但是工作是由人从事的，所以，管理者不得不和人打交道。管理者天天都要面对既可爱而又不完美的人，下属、顾客、客户，要正视并面对人性中的善，人性中的恶，人的潜能、长处，人的弱点。因此，管理的本质，其实就是激发和释放每一个人的善意：对别人的同情，愿意为别人服务，愿意帮他人改善生存环境、工作环境。管理者要做的是激发和释放人本身固有的潜能，创造价值，为他人谋福祉。因此，在德鲁克看来，企业的目的在外而不在内；从宏观的社会角度来看，企业本质上是“利他”的，本质上就是要承担社会责任的。德鲁克这里所称的管理的本质，其意不是说企业赚了钱之后捐一些出去承担社会责任（这只是承担社会责任的方式之一），而是说，企业存在的本身就在承担一种社会责任，因为你创造了顾客，生产出产品和服务就是在承担社会责任。赚钱只是你为顾客创造价值之后的一个副产品，它是结果而不是目的。

从德鲁克的这个思想来看，整个社会责任观点不过是一个虚幻的公共关系概念，它使得公司管理层在追求利润目标的同时显示出了某种社会意识。也就是说，尽管公司的某些社会行为主要是由利润动机驱动的，公司的行为是私利的，常常是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进行决策，但客观上实现了社会福利最大化。社会责任行为不过是一种乔装的利润最大化行为。有关“起因相关营销”（Cause-related marketing）的概念能够印证这点，它是指实施直接由利润驱动的社会行为，其背后的思想，是发现与公司产品和服务相吻合的社会原因，然后以互利的方式把它们联系起来。另外，公司的公益慈善事业需要借助广告，且要以利润来驱动。显然，虽然我们不能判定企业的每一个“社会”行动的动机，但显然至少有一些这样的行为是出于利润动机的，这个事实是和古典的利益最大化目标一致的，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公司的社会责任和经济效益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承担社会责任并不会伤害到企业绩效。

进一步地，可以运用一个四阶段模型来扩展组织社会责任。正如德鲁克所阐释的那样，在追求社会目标方面，一个管理者所做的一切取决于他认为对其负有责任的人或人们。

在第1阶段上，管理者将通过寻求使成本最低和使利益最大来提高股东的利益。

在第2阶段上，管理者将承认他们对雇员的责任，并集中注意力于人力资源管理上，改善工作条件、扩大雇员权利、增加工作保障等，以获得、保留和激励优秀的雇员。

在第3阶段上，管理者将扩展其目标，包括公平的价格、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安全的产品、良好的供应商关系等，并意识到，只有通过间接地满足其他利害攸关者的需要，才能履行对股东们的责任。

在第4阶段上，管理者对社会整体负责，他们对提高公众利益负有责任，而承担这样的责任意味着管理者积极促进社会公正、保护环境、支持社会文化活动，哪怕这样的活动会暂时对利润产生消极影响。显然，这一阶段管理者的追求与社会经济定义的社会责任内涵一致。

总之，工商业组织的管理者有遵守法律和创造利润的基本责任，不能实现这两个目标将威胁组织的生存。管理者也要识别他们认为对其负有责任的人们。通过关注利益相关者和公众对组织的期望，管理者会增强对关键的利害攸关者的责任，或减少疏远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