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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基础
1.5.4.3 3.4.3 文化环境
3.4.3 文化环境

还有一个环境力量是各国文化的差异。不同组织有不同的内部文化,不同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差异性大。像组织文化一样,民族文化(National culture)是一国全体或大多数居民共有的价值观,它塑造了成员的行为及信仰,形成一个组织成员的行为及其看待世界的方式。

民族文化是否驾驭着组织文化,答案是不言而喻的。例如,2016年英国公投脱离欧盟,与其说是一种国家政治行为,不如说是一种民族文化行为,尽管“脱欧”后英国的经济和英国企业可能会因此受损。研究表明,民族文化对雇员的影响要大于组织文化对其的影响。在慕尼黑的IBM工厂的德国雇员,受德国文化的影响将会比受美国IBM公司文化的影响大。这意味着,与组织文化对管理实践的影响相比,民族文化产生的影响更强。

各国之间法律、政治和经济的差异是相当明显的,分辨起来相对容易。例如,在中国工作的日本主管或其在日本的中国对手,能不费劲地从国家的法律或税收政策中获得那些差异信息。然而,获取一个国家文化差异的信息却要困难得多。主要原因是当地“居民”缺乏向别人阐述他们文化差别特征的能力。基于此,顺理成章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进行跨文化管理呢?

迄今为止,能够帮助管理者更好地了解民族文化间差异的最有价值的理论框架,是由吉尔特·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发展出来的。他对在40个国家中为一家跨国公司工作的多名雇员进行了调查,发现民族文化对雇员与工作相关的价值观和态度起着主要影响。实际上,民族文化比年龄、性别、职业或在组织中的职位解释了更多的差异。更为重要的是,霍夫斯泰德发现,管理者和雇员的文化差异表现在民族文化的四个维度上: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权力差距、不确定性规避、生活的数量及质量。基于这四个维度,管理的实践中可以据此考虑是否对组织的管理方式进行调整,并让管理者区分出那些“文化冲击”可能很大的、最迫切需要调整管理方式的国家。

1)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

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是指一种松散结合的社会结构,在这一结构中,人人只关心自己或直系亲属的利益。这在一个允许个人有相当大自由度的国家或社会中是可能的。与个人主义相反的是集体主义(Collectivism),它以一种紧密结合的社会结构为特征。在这一结构中,人们希望群体中的其他人(诸如家庭或一个组织)在他们有困难时能帮助并保护他们。集体主义所换来的是成员对团体的绝对忠诚。

霍夫斯泰德发现,一个国家的个人主义程度与一国的财富密切相关。像美国、英国和荷兰等富裕国家,个人主义严重。像哥伦比亚、巴基斯坦等发展中国家,则盛行集体主义。

2)权力差距

人们天生具有不同的体力和智力,从而就产生了财富和权力的差异。社会如何处理这种不平等呢?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下,人们看待这种不平等问题的差异较大。霍夫斯泰德使用权力差距(Power distance)一词作为衡量社会承认机构和组织内权力分配的不平等程度的文化尺度。一个权力差距大的社会承认组织内权力的巨大差别,雇员对权威显示出极大的尊敬,称号、头衔及地位是极其重要的。如一些公司发现在与权力差距大的国家谈判时,所派出的代表应至少与对方头衔相同才有利,例如菲律宾、委内瑞拉和印度等国家。相反,权力差距小的社会尽可能减少不平等。尽管上级仍拥有管理上的权威,但雇员并不恐惧或敬畏老板,像丹麦、爱尔兰、奥地利就是这类国家的典型。

3)不确定性规避

这是衡量人们承受风险和非传统行为程度的文化尺度。我们生活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未来总是在很大程度上是未知的,不同的社会以不同的方式对这种不确定性作出反应。一些社会使其成员沉着地接受这种不确定性,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或多或少对风险泰然处之。他们还很能容忍不同于自己的行为和意见,因为他们并不感觉受到了威胁。霍夫斯泰德将这样的社会描述成低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的社会,也就是说,人们感到相当安全,新加坡、丹麦等国家看上去就是如此。

反过来,我们用人们日益增长的焦虑来表征一个高不确定性规避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人们表现出高度的神经紧张、压力和进取性。由于人们感到社会中有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的威胁,他们创建机构来提供安全和减少风险。他们的组织可能有更正式的规则,人们对异常的思想和行为缺乏容忍,社会成员趋向于相信绝对真理。毫不奇怪,在一个高不确定性规避的国家中,组织成员表现出较低的工作流动性,终身雇佣是一种普遍实行的政策。属于这类的国家有日本、葡萄牙和希腊等。

4)生活的数量与质量

民族文化的第四个维度也分为两个方面。有的民族文化强调生活需用的数量(Quantity of life),过分自信以及追求金钱和物质财富;而另外的民族文化可能更强调生活的质量(Quality of life),他们更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对他人幸福的敏感和关心。霍夫斯泰德发现,日本和奥地利的文化更倾向于生活的数量维度;相反,挪威、瑞典、丹麦和芬兰的文化,则更倾向于生活的质量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