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我们的大脑之二：观念

2008年10月23日，前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出席美国众议院委员会的听证会，就最近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接受委员会的质询。理所当然地，现场气氛很压抑。委员会主席、加州民主党员亨利·瓦克斯曼不留情面地批评：“美联储本有权力终止不负责任的借贷行为，但长期担任主席的艾伦·格林斯潘却拒绝了别人的提议，坚决不干预借贷。”他提醒出席者正是这种过度借贷点燃了危机，随后他直接责问格林斯潘：“包括你在内，那些相信市场能自我调节的人都错得一塌糊涂。”

与格林斯潘曾经在众议院受到的欢迎相比，这种冷遇是头一遭。作为美联储五届主席，格林斯潘在任职期间常被人称做“史上最伟大的央行行长”、“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也有人干脆地称他为“大师”。他享誉海外（法国授予他荣誉军团勋章，英国授予他为荣誉骑士），名气早已超出了政界和金融界。用《经济学人》的话讲，他在普通美国人心中的地位“堪比摇滚明星”——这是项了不起的成就。而作为口风紧得出了名的金融家，又是最错综复杂的政府机构的管理者，格林斯潘竟能享有明星般的地位也颇有些令人费解。他的自传《动荡年代》（The Age of Turbulence）（好有先见之明的题目）号称销售额达850万美元，成绩仅次于比尔·克林顿的回忆录，与主教约翰·保罗二世的自传不分伯仲。该书于2007年一出版便立刻占据《纽约时报》和亚马逊网站的畅销书榜首。而当时金融界的断层也正摇摇欲坠。

2008年10月23日，一切辉煌都成了过眼云烟。经济衰退已持续一年，自从2008年春天全球投行巨头贝尔斯登倒闭以来，美国经济就开始做自由落体式下滑。先是次贷危机（因银行借钱给信用有限或信用不佳的借贷者而导致，这种做法现在已臭名昭著），后发展成清偿危机、信用危机、银行危机、货币危机、贸易危机——所有你叫得出名字的危机都粉墨登场。股市自2008年年初以来下跌了37个百分点，美国共损失了150万个工作机会（2009年初，这一数字已飙升至500多万），在受创最重的领域和行业，失业率已向两位数挺进。全球经济形势愈发严峻，国际劳工组织预测，全世界共有约1 800万~5 000万个工作岗位会被经济危机所吞噬。格林斯潘在听证会发言后约6个月，金融服务机构黑石集团宣布，一年半以来40%~45%的全球财富蒸发得不见踪影。

但凡跟全球经济沾得上边儿的人都因经济危机而收入缩水、备受打击。幸运的人只遇到些挫折，不幸者甚至倾家荡产。而对于那些市场分析师和决策人来说，这也是一场全面的信仰崩盘危机。要知道经济学家的首要任务之一，便是提出经济模型以解释金融系统运作的方式，虽然经济模型不等同于实际状况，但好歹是对市场的概括和预测。而预测必须精准才有价值，何况政府也要靠这些预测来制定政策（经济学家创造模型，说到底也就是为了制定经济政策）。瓦克斯曼指出，格林斯潘的经济模型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假定市场能够自主调节，同时政府不能插足市场经济。由于格林斯潘的模型在近20年里风靡全球，所以“市场调节”已成为世界各国的黄金教条，正如瓦克斯曼所说，大家都“无限度地信任市场的智慧”。

然而市场爆炸了，随之灰飞烟灭的是这一套模型。正如格林斯潘对委员会所说：“智力大厦整个坍塌了。”他说：“我发现模型中最关键的地方存在漏洞，而正是这个漏洞摧毁了整个市场经济的运作。”如果这番话说得不够清楚，且看瓦克斯曼给出的更直白的解释：“你发现你的世界观、思维体系通通错了。”格林斯潘无奈点头，由此也可见他的模型错得之彻底、波及之广泛。他回答说：“是的，是的，所以我才那么震惊。40多年以来，很多证据表明这个模型一直很好用。”市场永远保护投资者的理论破产了，只留下他“非常震惊，难以置信”。

格林斯潘不是唯一震惊的人。这次经济灾难最震撼的一点，就是把一群经济学家打击得哑口无言。很多人惊讶又困惑，不明白自己的世界观怎么会如此不堪一击。对冲基金经理斯蒂夫·艾斯曼（Steve Eisman）告诉金融作家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21世纪初的投资银行家就像是牛顿之前的经院派学者，突然间牛顿横空出世，于是你某一天醒来发现：‘天啊，我错了！’”

不过很多人也说，起码格林斯潘不会做第二桩如此血本无归的生意。这些年来抨击过他教条的人不计其数，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保罗·克鲁格曼，还有于1996~1999年间担任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主席的布鲁克斯里·伯恩。最终伯恩成了这场经济危机中的预言家，因为她曾再三呼吁大家加大力度监管市场上的金融衍生品。而最后正是这些极端复杂的金融产品拖垮了整个经济。可当时她的呼吁却被“消音”。因为格林斯潘与当时的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以及当时的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亚瑟·李维特联合起来，特地说服国会通过一项法令，禁止伯恩在任职期间指挥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采取任何行动。当时，格林斯潘还在联合声明里解释，自己这样做是因为“深切担心监管议案的负面影响”，他断定，仅仅是讨论一下政府可不可以干预，就会在市场上掀起波澜，就将导致美国资金大量外流。

当自主调节失败、市场陷入混乱后，格林斯潘虽然“非常震惊，难以置信”，但绝不是因为他没收到预警，也不是因为他的理论没遭到过非议（有人批评过），更不是因为他没有其他备选方案（有人提出过）。只怪他太相信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用伯恩的话来说，格林斯潘是市场调节的“绝对支持者”。格林斯潘把信念投进自由市场，就像其他人把资金投进去了一样，他对这个理解世界的模型深信不疑。

实际上，格林斯潘还有上千个理解世界的模型。他肯定有，因为我们都有。这些模型就是信念，其内容包罗万象，从我们如何投资到钱包落在了何处等一应俱全。有的模型我们半信半疑，譬如说我只有50%的把握知道钱包在哪儿；有的模型我们却全心全意相信。可是无论怎么深信，模型本身未必牢靠，这就是信念跟理想中知识的区别。我们明白知识不会出错，所以知识不会欺骗格林斯潘，而信念却忽悠了他，也忽悠了我们所有人。

本书讲的便是每个人的“格林斯潘时刻”——当最根本、最坚定、最重要的信念辜负了我们时，会发生什么情况？不过，要理解信念是怎么出错的，先要明白它怎么起作用。而在此之前，还要先解决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到底什么是“信念”？

我们日常闲聊中说起信念，一般指自己对重要事情的公开信仰，比如宗教信仰、道德、财产、政治、经济观念以及对自己和他人的看法等。这些信念是显性的，我们明白自己持有这些观点，必要时还会阐述它或为其辩护。换句话说，我们能感觉到自己有这些信念，像艾伦·格林斯潘相信市场调节，你相信上帝、相信全民医保、相信岳父大人讨厌你等，这些都是有感觉的。

相对来说，哲学家谈起信念时（哲学家谈信念之频繁已经是职业病）所指的东西大不相同。他们所谓的信念内涵更丰富——不仅认同金融市场观之类的公开看法可称为信念，也认为其他想法同样堪任此称。假想你在午夜时分躺在床上阅读本书，身边的百叶窗已合上，那么哲学家会认为此时此刻你有如下一些信念——外面天是黑的；接下来好几个时辰看不到太阳，而后日出必然在东方；你所睡的弹簧床很坚固；不会有盘子从卧室窗户飞进来；明天醒来时你还是你自己，等等。^[1]

这些多余的信念听起来很奇怪，一点儿都不像“信念”，因为我们持这些信念时毫无感觉。相信弹簧床是固体跟相信上帝比起来，主要区别在于你什么都感觉不到。我自己就毫无知觉，弹簧床是我的所有品，我不会把其性质称做信念，假如要我为弹簧床辩解，我既想不通有何必要，也不知道从何说起。换言之，我们在相信一件事时通常附带的知觉、信服感、情感和动机，在隐性信念里都杳然无踪。

所以，从心理学角度来讲，日常所谓的“信念”和哲学所谓的“信念”风马牛不相及，不过两者的作用倒是大同小异。有感觉也好，没感觉也罢，我们的信念始终是关于世界的模型，就像格林斯潘的自由市场体系一样。从字面意思分析，世界模型即世界地图，而信念也相当于世界地图。所谓信念，是大脑对身体、社会、情感、精神、政治等景观所做的描绘。显性信念认为岳父不喜欢我，这是我心中对家庭的描摹。而隐性信念认为弹簧床很坚固，这是我心中对居所的描摹。两者皆同地图，帮助我了解走进房间里该坐哪儿、不该坐哪儿。换句话说，两者都是我对世界的临摹中不可或缺的像素，至于那像素在脑袋中是否亮了倒无所谓。想想看假如我晚上走进宾馆的陌生房间会怎样。为了决定躺在哪里，我需要对床有个印象，但我没必要知道自己是否有这个印象。世界模型（也就是信念）固然重要，但知不知道模型存在并不紧要。其实不知道才是普遍情况。从我们对物品功能的判别，到对父母身份的判断，再到对是否看见山脉或其他事物的判定，不难发现大多数信念都是隐性的。我们对这些信念毫无知觉，而它们却是我们理解自己和世界的关键。

显性信念和隐性信念不仅功能一样，犯错时也类似。不管正常情况下两者多么大相径庭，一旦出了差错就分不出彼此，或者说隐性信念受到攻击的那一刻起就成了显性信念。想象一幅可出现在马克思兄弟（Marx Brothers）^[2]电影里的场景。入夜了，我洗浴完毕穿着睡衣出来，拿起一本书躺到床上——然后，啪，我压垮床垫摔到地上。这种绝无可能的景象万一真的出现，起码会毁掉三个东西。首先是我的床垫；其次是我对床垫坚实度的信赖；最后是我对这种信赖原本无知无觉的状态（注意这条是重点）。一旦我摔在地上，潜意识中那些关于床垫的想法都会一下子跳入意识层中来。在犯错的那一刻，我们的隐形信念不仅备受挑战，而且暴露无遗。

一旦我们承认隐性观念和显性信念都是信念的子集，便可以进一步认识到，两者之间到底有无分别也未必说得清。我们有很多信念是有感觉的，但也有很多信念仅在必要时有感觉。（比如，12月份我对墨镜没有任何想法，而一旦到了6月，找不到墨镜时我会立刻断定妹妹借走了它。）但不管这种差别多么微不可辨，起码有一点跟本书相关。虽然大部分信念摇摆在显性与隐性中间，但犯错之后总是两端的信念崩溃得最惊心动魄。譬如，你曾坚定捍卫的显性信念若崩溃了固然壮烈，但微不可觉的根本信念若死亡了也同等惊人。

所以，信念是世界模型但又不止于模型。就像经济模型一样，这些心理模型也是为了帮助我们做预判、定决策。用威廉·詹姆斯的话来说，信念是“行为的准则”。由此可以明显推导出，信念必然会伴随结果。我不是说信念出错后会导致后果（像我们刚才看到的全世界近一半财产蒸发一样），我是说仅仅拥有一个信念也会产生影响。

再举一个跟钱有关的例子。自1992年起，加州理工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开始合伙建设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得到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赞助。该天文台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投资最大的项目——仅建造就耗时10年，花费3亿美元，此后每年还要花3 000万美元的运营成本。修建这一天文台是为了找到引力波（据定义，引力波因时空曲率的扰动以行进波的形式向外传递）。祈祷成功吧，因为引力波只是相对论中的一个猜测而已，存在与否尚无证据。正如科普作家玛格丽特·韦特海姆（Magaret Wertheim）所言，这正可谓“一个想法催生了一台造价近5亿美元的机器”。

5亿美金不是笔小数目，但这只是诸多例子中的一个而已。房地产泡沫、圣战、1964年民权法、登月计划……种种结果全是由信念所致。因此不难看出，观点不仅能带来物质和经济上的结果，也能对政治、法律、学术、文化乃至肉体等方面产生影响，甚至能撩动人的心弦和感情。再次强调，我不是说信念错误会伤害感情（之后再谈这一点），而是指仅仅相信某个信念就会带动情绪。就像相信相对论而建造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不管理论正确与否），相信牛市而投资炒股（不管牛市会否出现），我们相信某些道理也会相应地影响感情。

有的感情影响很明显，比如你的男朋友在晚餐时显得局促不安，你可以理解成他想趁饭后吃甜点时求婚而激动幸福；也可以理解成他想提出分手而焦虑烦躁。不过，这种影响远远比不上观念给我们造成的心理影响那么深刻广泛。要理解心理影响之深远，你首先要明白观念范畴之广博。我们的世界模型不仅是关于市场、弹簧床或者相对论的概论，还是关于我们自己的总论——关于我们是否认为自己魅力四射、才智超群，是否相信自己合格称职或无能平庸，是否觉得自己比别人处境优越，是否相信父母的关爱，是否相信头顶有上帝，是否认为生活基本安全、自己受到关怀等等。

这类信念铸就了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和对所处环境的理解。由此表明，观念与身份密切挂钩，本书后面也会一直提到这一点。所以，犯错后自尊才会轻易地受伤。这也是为什么精神疗法要帮助人们检查对自己和别人的看法，必要时还要引导他们改变。不管这些观念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也不管它是对是错，总之，观念决定了感受，决定了我们日常生活的表现。

在求索信念的征途中，我们已经明白观念是世界的模型，它指导我们采取行动，也伴随一些结果。至此为止收获已不小，但还有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有很多观念不会付诸实践呢？这种观念有时候被称做“末端观念”（distal belief）。所谓“末端”，是指离自己很远；“末端观念”是指推想的对象在时空上离自己较远、与自己关系不大。相信股市看涨、弹簧床牢固、上帝存在，这些信念是会引导我们行为的。然而，相信弦理论正确、南非艾滋病政策错误、比邻星是距地球最近的恒星，未必能引导什么。在第七章中我们会看到，仅仅表述一下这些想法并不为过，说不准还对社会有利，不管看法对错、与己有无关系都不要紧。但除非是物理学家、公共卫生专家或宇航员，否则不必将这些想法付诸实施。

那么，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些末端观念？回答这个问题最有趣的方式是拿性行为来做比喻，我们之所以有性冲动是为了繁衍后代，但多数的性行为却不会产生后嗣。从进化学角度看，我们受交配本能驱使，为得到足够多的孩子，做爱次数远多于必需。一个多世纪以来，心理学家和哲学家猜测，我们需要解释世界正如需要繁衍；就像创造婴儿一样，创造理论也对生存至关重要，所以我们天生热衷推理总结。威廉·詹姆斯称之为“理论本能”^[3]。上一章的推导也是要说明这种本能。我们不停地编造故事和理论，甚至不惜登上《现代蠢蛋》专题报道，都是受理论冲动驱使所致。

不难发现，理论冲动是人类进化出来的优势。想象你是人类先祖，在20多万年前的世界中挣扎求生。你必须想办法搞清楚要摇晃哪些树，才能摇下可食用的果实；你也必须弄懂哪几种形状和颜色的浆果有营养，哪几种类似的却有毒；听到灌木丛里传来窸窣声，你必须推断（而且要闪电般推断）即将现身的到底是猎物还是捕猎者。换句话说，你必须异常熟练地猜测周围发生了什么事以及发生的缘由。而这正是推理赋予我们的技巧。而后物换星移，推理的作用却不曾消失。虽然身处现代社会，我们无需过于担心自己会被野兽吃掉，但依然要判断很多事情。比如那个朝我大步走来的陌生人，到底是想借个火还是想抢我钱包？外面的爆炸声到底是烟花火炮还是危及生命的袭击？到处都找不到的乐高玩具是不是被两岁的宝宝吞进肚子里了？推理如交媾一般，对人类有着恒久的价值。

以进化角度看推理，就能解释我们何以有如此庞杂丰富的观念（包括末端观念等无明显目的的观念）。就像生殖本能促使帕里斯·希尔顿（Paris Hilton）拍性爱录像，语言本能成就了作家普罗斯特（Proust）^[4]，理论本能也早已不只是生存必备的准系统。因被迫推论某些事情（比如不认识的浆果、灌木中的窸窣声），我们最终学会了推论一切并乐此不疲。比如超新星是如何形成的、自闭症患者为何越来越多、鸡尾酒会上那对夫妇是怎么回事、自己怎么偏偏喜欢某一条连裤袜等——对于热衷推理的大脑来说，所有话题都能作为推理材料，至于那话题是关于哪方面的、是否迫切、自己又了解多少都无所谓。

进化而成的推理冲动，同样解释了我们为何不仅停止不了推理，而且还常常在不知不觉中推理。当然，有意识的推理我们也会并且一直在做，比如偷偷花大好光阴猜想老板下午为何郁闷，或者用一生来认真思考到底什么是致癌原因等等。推理就像呼吸一样没办法停止，你可以忽略、控制、提高那短暂的理论创造过程，但只要你还活着就无法终止它。原因也很充分，如果你想吃美味的盘中餐而不是当可怜的刀下魂，就必须有一套迅捷的系统，无需刻意花时间便能自行启动。

无知觉的推理活动同认知活动一样，都在出岔子后才会变得有知觉。比如不久前我跟一位采访对象约好在曼哈顿某地喝咖啡，当我一走进咖啡馆，她立即站起身做自我介绍，于是我（一如既往）惊讶地发现，她的相貌与我所料完全不同。这里很奇怪的一点是，在没跟她会面以前，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对她有过想象，然而大脑偷偷描绘了一幅关于她的画面，而且描绘过程还挺复杂。在回想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不仅能描述出期望中她的模样，还能说出是哪些因素导致我这么想，比如她的名字让我联想到某个年代、某个种族，而零碎的几点信息让我推测出某种外表类型等等。简单说来，不知不觉中我的脑袋已经进行了一系列复杂的理论推断。其实不止是我，大家都一直这么做。我们不断地、下意识地从周围汲取信息，以改动或完善世界模型。

就像语言本能尚存争议，理论本能也只是理论而已。没有人知道我们制造假说的能力是否与生俱来，不过，至少可以确信很小的时候就有了。有证据显示，小至七个月大的婴儿也能推断重力之类的基本物理性能。若你觉得难以置信，可以再把时间推后几个月，等婴儿长大为蹒跚学步的幼童时你就能理解了。孩童都是调皮的理论家，带着无法满足的探索世界的好奇心以及把“为什么”挂在口边的热情，两岁大的小孩子一般都想研究全世界，也一直在努力研究。毕竟，童年时期的周遭环境才最神秘、最有吸引力，所以儿童对地图的需要也最迫切。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心理学家艾莉森·高普妮克（Alison Gopnik）甚至认为，理论冲动专为少儿时期而存在，只不过受用终生——就像性欲专为盛年而存在，但从幼到老我们都有性冲动。

不管理论本能到底是有据可依的生物学观点，还是仅仅是性冲动的类比，观念的形成无疑都对人类至关重要。先不说它对生存的价值（假如你能先把生死放在一边），至少观念决定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并且促使我们不断进步。让我重提一下性和语言的例子——生孩子和喊救命虽然不错，但比起做爱和阅读莎翁全集自然逊色不少。推理亦然，推理本意在于活下去，但其精髓在于改善生活。推理丰富了日常生活（比如你偷乐老板的八卦），帮助我们取得超凡成就（比如找到众望所归的癌症疗法）。没有推理就没有人类的标志性成果，如宗教、科学，也没有讲故事的能力、好奇心、探索和发现精神。有了推理，我们才能走出已知世界，探索潜藏的未知领域——比如过去、未来，比如遥远地区，比如蒙着面纱的自然界机制，比如别人的内心。推理是一种天赋，它号召我们在苦苦求生之外，放眼更广阔的世界。

当然也有问题。虽然我们是创造模型的一把好手，但却迟迟认识不了自己的行为。此前论述认知时我已经提到过，我们总觉得观念是世界的反射，总以为大脑是面镜子，被动地映出世界的真理。

心理学家把这种想法称为朴素现实主义。朴素现实主义是人的自然倾向，而不是主动选择的哲学观。不过，你若真的相信世界如你所见一般毫无出入，那么你就是刻意的朴素现实主义者。但据我所知，人类史上没有人真正获得过这个头衔。就算是那些最激进的现实主义者，哪怕会把相对论者视为外星危险蠢物，他们也不会以为人脑中的世界就是现实。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若你是只蝙蝠，则红色毫无意义；若你是块石头，则声音毫无意义；若你是匹雪特兰矮种马，则胜喜败愁毫无意义（据目前所知如此）。可见，颜色、声音、情绪虽是我们感受理解世界的核心，但都不见得是世界的本质属性，因为一旦离开大脑，三者也随之消失。反之，世界上也有很多事物无法被大脑直接感触，比如红外线光谱、分子结构，以及很可能存在的十几维度乃至更多维度。

朴素现实主义理所当然地没有拥趸，但并不代表朴素现实主义者不存在。相反，这样的人多得数不清。研究表明，自4岁起每个人就有朴素现实主义倾向。幼小的孩童似乎全心全意地坚信，大脑所想的永远符合现实，所以他们认为，我们不会信错事情。这就是本书要重点讨论朴素现实主义的原因。

从发展心理学的一个经典实验中，我们能了解到幼童的这种心理。该实验叫做错误观念测试，俗称“萨利–安任务”——这是依据该实验最著名的版本而命名的。如果你熟悉的人中有4岁以下的幼童，不妨亲自做一做这个实验。除非你目睹了整个过程，否则将很难理解最后那个奇特的结果，更别提相信。这个实验只要你上演一出木偶剧就够了。剧中的一个角色（经典版本里叫萨利）拿起一颗糖放在篮子里，盖上篮子便离开屋子。当她一消失，另一个角色（安）便走上来拿出糖果，悄悄藏进碗橱中。现在你问孩子：萨利回来后，会去哪里找糖果？

倘若实验对象是你自己的孩子，你一定早已知道，他这个年龄的孩童是杰出的思想家。他们听话说话毫不费力（还可能掌握好几种语言）；他们接纳新词语、新概念速度之快羡煞大人；他们好奇心永不枯竭；他们认真观察周围世界，记忆力和注意力都超群绝伦；他们懂得分析前因后果，懂得推测事情发生的时间、原因和方式；他们会对周围情况做出判断，即使判断有误，也看得出他们花了心思；他们不仅玩游戏，还发明游戏；他们对复杂的人际交往游刃有余，明白不同人有不同需求、不同欲望、不同情绪；再加上家庭环境熏陶，有的孩子可能已经会阅读关于星肚史尼奇的图画书；有的已经会打曲棍球；有的开始学拉小提琴。然而，同样是这些聪明的孩子，在面对实验问题时，却无一例外地都会回答萨利不会从篮子里寻找糖果，而会直接翻看碗橱。虽然糖果是在萨利离开后才被藏到橱柜里的。

所有六岁以上的人听了这种回答未免都要疑惑。萨利根本不知道糖果的真正位置，她没有办法知道，安拿走糖果的时候她并不在旁边。但实验表明，孩子们毫不关心萨利有没有看到。他们似乎以为，大脑和世界之间能自动地相互沟通，只因为糖果就在碗橱里，萨利便应该知道。而大人（无论是现实主义者还是相对主义者）都明白，每个人看世界都带有主观局限性，你、我、萨利的世界各自不同。反之，孩子们却似乎以为大脑就像一台恪尽职守的施乐复印机，脑中景象便是真实世界的复制品。他们显然不明白，自己所见的现实未必真实。

你若觉得仅凭萨利–安试验就匆忙定论为时尚早，那么再看看下面这个类似的实验吧，保证更加震撼。在这个实验里，实验者把贴有糖果画的盒子拿给孩子们看，问他们盒子里装着什么。孩子们理所当然地齐声回答：“糖。”但他们打开盒子（估计他们很失望）却发现里面装满了铅笔。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如果这时候你再问孩子，打开之前他们期待盒子里有什么，他们会坚称是铅笔（才不过20秒钟前啊）。孩子们在虚构的萨利身上所犯的错误又在自己身上重演——他们以为想法绝不可能偏离世界的本貌^[5]。

不过，也只有幼儿才会盲目相信想法就是现实。长到五岁之后，几乎所有孩子都能轻松通过萨利-安测试。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孩童掌握了心理学家所谓的“心智表征理论”（representational theory of mind）。也就是说，他们大体上明白了什么是想法——原来，想法并非现实的复印件，而是个性化理解世界的方式。他们也明白了这种理解因人而异。然后又进一步悟出，原来观念可以有悖于现实，原来你我的想法可以相左，原来其他人未必懂我所懂的；反之，我也不全知他人所知道的一切。

大人以为这些道理一目了然，所以常常会忽略了其重要性。所谓思维成熟，主要在于明白想法是什么，明白别人的想法可能会不同也可能会犯错。有了这项能力，我们就能“读心”。不是像巫师那样读心，而是指心理学上的读心，也就是从他人的言谈、行为和环境中推测其想法和感受。麻省理工学院的神经科学家丽贝卡·塞克西增进了我们对大脑结构和心智原理的理解，她曾举《罗密欧和朱丽叶》的例子作解释。作为观众我们知道，一动不动的朱丽叶其实是喝了昏睡药，并不像罗密欧认为的那样真的死了。如果不懂心智表征理论，我们就没办法把自己的知识搁一边，从罗密欧的角度看待这一幕，也就无法理解罗密欧为何自尽。整出由误会所致的悲剧，在我们看来就会莫名其妙。

如果不懂心智表征理论，社会生活再千姿百态也无用。我们理解不了调情的微妙，认识不到自己无意中对朋友的冲撞，预见不到晚回家两个小时会令家人生气担心。这些例子表明，心智表征理论对我们的感情、智力、道德发展都举足轻重。（可惜，从自闭症和亚斯伯格综合征患者身上可以看到，我们不理解或不够理解心智所带来的损失有多大。^[6]）

而一旦明白了心智表征理论，你就不会忘记它。除非受到严重脑损伤，否则你绝不会再次栽倒在“萨利-安任务”上。但是朴素现实主义仍会蛊惑你。虽然我们逐渐明白，理论上自己的观点会受到无穷多因素的干扰，比如从最微妙的自私心理到条件的限制等等（就像萨利一样，有些关键时刻我们偏偏不在现场）。可一旦谈到对世界的具体看法，我们又很容易退回到三岁孩子的心智，心安理得地坚信自己的观点肯定是对的，显然是对的^[7]。

为什么会这样？最显而易见的答案是，我们为自己的观点投入了太多感情，所以不愿意，也不能够承认它并非不容辩驳的真理。（“相信”这个词语在古英语中的本义是“珍视的东西”，这就反映了我们一旦形成某种观念，就会习惯性地爱上它。）当然其他原因还有很多，在后续章节里会陆续提到。不过，现在我想提出一条相对不明显的理由——我们之所以把观念按真理对待，是因为受逻辑约束。哲学家还把这个道理取名为“第一人称之信念牵制论”（the First Person Constraint on Doxastic Explanation）（可惜只有哲学家才会喜爱这种名字）。“信念”（Doxastic）意为“与观点有关”（Pertaining to beliefs），其中的“念”既可以是“正统观念”（正确的信念），也可以是“悖逆观念”（矛盾的观念）。“念”的传统语义表明，我们每个人都有多种方式来解释自己的想法。

而我却要抛弃这个晦涩的名称，并改为“因为正确所以正确牵制论”（一会儿你会明白该名字的含义）。下面就来解释这一牵制论是怎么发挥作用的。比如，我相信绿茶有益健康，20年来我每天饮三杯绿茶，是一个绿茶迷，也是家族企业“绿茶国际有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旁观者会立刻发现，有三条重要理由促使我必须相信绿茶的益处，但没有哪一条跟绿茶的真正效果相关。首先，我或多或少抱着延年益寿、强身健体的目的，喝下了太多绿茶，所以肯定不想听任何人说那些绿茶都是白喝的（甚至反而对身体有害）；其次，我对绿茶的忠心耿耿也是一项神圣而牢固的家族传统，怀疑绿茶的价值会严重损害我的亲情关系，更别提我还要靠家族企业营利；最后，我已经把我的金钱、学识地位都押在绿茶的养生效果上了。

简而言之，我有非常充分的社会原因、心理原因和现实原因相信绿茶的好处。但“因为正确所以正确”的要旨就在于，我不会承认这三条是促使我相信绿茶的主因；相反，我认为事实证据才是重点。譬如本例里面，我相信绿茶是因为它有益于身体（而不是它有利于我的收入、情感和家庭关系）。换句话说，我必须相信，自己相信绿茶是因为绿茶真的强身健体。就像哲学家瓦尔德·琼斯所说，“自己一边相信P是对的，一边又知道自己相信P的理由跟P本身正确与否无关。这根本讲不通。”（P代表任意观点。）

你也可以说，“因为正确所以正确”的道理其实不证自明，甚至自证自明。我们当然必须认为自己的信念是对的，否则为什么相信它呢？这种说法也言之成理。但哲学家最擅长的就是检视那些“不证自明”的事情。一旦你仔细反思“因为正确所以正确”，你就会看到错误是怎么滋生出来的。具体来说，你会明白为什么你坚信自己的信念必定正确，而别人的观点又未必如此。

那么就仔细想想吧。“因为正确所以正确”的理论必须满足几项条件。第一项条件是，它只适用我当前相信的观念。我可以毫不迟疑地承认以前的想法不符合事实，譬如，我过去相信通奸者会受到地狱之火的永恒炙烤，其实是小时候受了信奉新教的家人影响而已。又如，我加入国际社会主义组织，其实是为了向保守的父母抗议。还有，一旦我放弃了某种观点，往往就只记得之前秉持该观点时抱着怎样的心态，而想不起有什么证据表明观点本身严谨合理。

“因为正确所以正确”的第二项条件是只适用于具体的观念。它不适用于全套观念，也不适用于我对“观念”的整体感觉。此前我提到过，理论上个人看法会受到诸多主观因素的影响，大部分人都会承认这一点，甚至会进一步坦白说，此时此刻自己的一些观点肯定受到了干扰。但一旦谈起某件深信不疑的具体事情时，“因为正确所以正确”的效力就体现出来了。如果你问我的看法会不会沾上个人偏见的色彩，我承认会。但如果你问我的女朋友是否忠贞，我的养身之道是否可靠，以及我刚刚在某著名杂志上报道的数据是否准确，那么我告诉你，我的答案全都是“是”，原因不在于我不敢承认错误，也不在于我不敢想象错了怎么办，而在于“上天作证，事实确实如此”。

“因为正确所以正确”的最后一项条件（也是最重要的一项条件）是只适用于“第一人称”。它只适用于自己的观念，放在别人身上行不通。艾伦笃信上帝，在我看来是为了减轻对死亡的恐惧；鲁道夫反对枪械管制，依我看是因其父供职于全美步枪协会理事会；你相信行为主义愚蠢，据我分析也是因为你所在的终身制委员会的其他人持此观点。我们总是看到别人观点里的自利动机和个人偏见，却不考虑自己的想法是否有失偏颇。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么做几乎都是为了贬低别人。比如，我说绿茶有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相信绿茶有益是为了赚钱，最起码我在暗示这位首席执行官没资格确保自己的言论可信——我很有可能还在暗示她的话根本不足为信^[8]。换言之，想要怀疑一个观念，就要说明此观点对说话者有利；想要捍卫一个观点，则要说明此观点的确可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都含糊带过甚至闭口不提自己的自利动机，却很容易从别人的观点中找到自利的成分。

心理学上把这种区别对待叫做偏见盲点（the bias blind spot）。形成偏见盲点的一个原因在于乌比冈湖效应，也就是统计学上那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悖论——每个人都认为自己高出于平均水平，甚至自己的态度也比一般人客观中立，可笑吧？原因之二在于，我们看得到自己的想法，却看不透别人的心。所以判断的方法有失公允——我们以外在表象来判断别人的观点是否偏颇（也就是看那些观点是否对他们有利），却以内心的感受来评判自己是否客观。又因为前面提到的，大多数观点是在潜意识中形成的，根本不会在意识层面留下痕迹，所以我们的结论全都是为自己开脱。我们顶多承认自己可能会受某些因素蒙蔽，最后又断言自己不曾受其害。毫无疑问，这种鉴别办法只能欺骗自己，说服不了别人。正如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家艾米丽·普罗宁及其同事在偏见盲点的研究报告中谈到的：“如果有人说他审视内心后确定自己是公平客观的，难免让人不放心。”

于是，我们剖视内心而自认客观，检视大脑而自觉理性，反思观念而自以为是真理。“因为正确所以正确”的精髓就在于，每个人都把观念和现实混为一谈，这么做既不是偶尔为之，也不是无意为之，而是时时刻刻必然为之。这种现象无处不在，由此导致了一系列必然结果，决定了我们会怎样对待反对意见。可惜啊可惜，对待的方式却令人叹惋。

第一个必然结果是无知假设（Ignorance Assumption）。既然自己的观点有事实可依，则反对我们的人一定没有接触到正确信息，所以，只要告诉他们真实情况，他们就会心甘情愿投降我方。这种假设流行甚广。就拿最明显的例子来说吧，所有的宗教传道者和一部分的政治激进分子（尤其是草根政治激进分子）都以为，只要依靠说教就能改变人们对某些事情的观念。

无知假设不一定总是错的，有时候对方确实不知实情。但这种假设也未必正确。首先，无知未必是一块等待被填塞的真空，也可能是人们刻意维护的一堵墙壁。更重要的是，我们未必是正确的一方，真理也许站在对手一边。或者，事实可能比较模糊，好几种解释都说得通。但我们经常无视这种可能性，这充分证明了我们在应用无知假设时心态并不平等。其他人拒绝我们的观点，是他们知识欠缺；我们拒绝别人的观点，却是我们见识高明。

如果无知假设失败——任你再怎么开导对方，对方依然坚持原先的意见，你便转向愚蠢假设（Idiocy Assumption）。这时候，我们承认对手已经了解真相，却又认为他们愚蠢得理解不了事实。这个假设可以针对某个人对某件事的具体看法，也可以一棒子打死所有反对我们的人和组织。就在写本书的时候，我跟一个左翼律师聊过。她说自己生长于崇尚政治革新的氛围中，后又就读于一所自由（各个意义层面的自由）艺术学院。结果她告诉我说：“考入耶鲁法学院后，我发现那些反对我意见的人都聪颖超群。说出来有点好笑，但是直到那时候我才发现，保守党派中也有聪明人。”这样的情况说它可笑也就罢了，可是我们经常听到类似的说辞并早已习以为常（除非直接斥责对方傻，否则大概谁都不会惊讶）。想想吧，我们说了多少遍：“白痴才会相信”，恐怕不计其数了吧。

哪种白痴才会真的相信呢？最常见的答案是“心怀不轨的白痴”。这就是邪恶假设（Evil Assumption），即认为反对者既不是不知真相，也不是不懂真相，而是故意背离真相。邪恶假设跟宗教渊源颇深，宗教里“异教徒”就是“恶人”的同义词。但在政治领域也很常见。威廉·华兹华斯在其长诗《序曲》里如此一针见血地形容法国大革命：“没有人敢站起来反抗，除了那些迷失、被抛弃、自私、骄傲、卑鄙、痛苦、自甘堕落，以及仇视公平与真理的人。”（这段话很大程度上是华兹华斯在谴责自己过去的迂腐，所以诗集的另一个名称叫做《一个诗人的心灵成长》。）从诗句里可见，观念冲突导致的暴力争斗很容易催生邪恶假设。而反过来邪恶假设也很容易点燃暴力争斗。（既然观念伴随结果，相信反对者都是坏人，想想看结果会如何。）未必要等到对方威胁到你的生命或者拒绝相信你的信仰时，你才会断定对方是堕落的人。现在只要打开收音机多收听几个台，就能听到各种邪恶假设。主持人、嘉宾和听众都把观点异己者说成是良知堕落的无赖，说他们抱定了破坏文明的宗旨不知悔改。

用这种话来抨击持不同意见的人还真是够狠。由于我们容易把思维模型当做现实，话语中的强盗逻辑不言而喻。想想看，我们说那些反对者“没活在现实中”，意思其实是他们没活在我们所见的现实中，跟我们世界观不同。因为他们看不到我们的世界，所以降低了我们世界的可信度，甚至还可能引导这个世界走向毁灭，但我们对他们同样构成威胁。我们直接或间接地否认他们掌握了与我们同样的智力和道德资源，也否认了他们的生活经历重要而有价值，因为那些源于他们生活经历的观念一无是处。

在无知假设、愚蠢假设和邪恶假设中，邪恶假设最让人不寒而栗，但起决定作用的是无知假设。我们以为自己知道事实，所以假定别人不知事实，继而（在“因为知道所以知道”的效力下）又认为自己的观点出自事实，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以为自己证据在握。应该强调这种想法正是本书要探讨的核心，所以下一章便要说到“证据”的话题。我们相信自己解读的是实情，坚信自己正确，断然否认那些反对者有见识、有修养、聪明，所以轮到自己出错后，我们才会如遭当头棒喝。

最值得警惕的是，不仅是极端分子，一般人竟然也对这些假设泰然接受。艾伦·格林斯潘在我看来算不上是失心疯的思想家，我甚至可以大胆推测，他绝不经常把“邪恶”挂在嘴上形容那些抨击其经济政策的人。不过，他确实把反对者视做危险人群，而且还找机会堵上他们的嘴巴（真正的极端分子也这么做，做的人数之多无以计数）。这个行为反映出，格林斯潘肯定没考虑过他的模型有误，更没想过他的观点会在今天置我们于水深火热之中。

这就是硬币的正反面，我们创造理论的热情也可能导致这些负面结果。就像三岁孩童和专制暴君一样，我们容易把自己编造的故事当做无懈可击的现实，轻易鄙视所有反对者，以为他们不是脑子坏了就是别有用心。这种倾向可能助长仇恨、挑起争斗，固然令人不安，而更让人担忧的是，这种冲动也让我们很难接受自己犯错的可能性。既然在你我看来，犯错者都是无知、愚蠢乃至心地险恶的人，难怪大家宁愿逃避也不愿面对自己犯错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