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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孟菲斯市外，她第一次注意到：他们在棚车里并没有隔离着坐。当时，她正站在又一家倒闭的银行外。愤愤不平的客户队伍包围了整个街区——男人们穿着落满灰尘的裤子，沾着污渍的工作衬衫，头上戴着帽子；女人们穿着低跟鞋、连衣裙，戴着破旧的帽子。

露琳的穿着打扮与他们不同，这让她很难被人忽视。她那绿色的钟形帽有些太新，而外套又有些太厚重。她和其他人一样，也穿着一双磨损的鞋，但那是因为长途跋涉，而不是因为穿得太久。

她紧紧抓着帆布行李袋的两个手柄，凝视着错失的机会。银行窗口的标志牌上绝望地写着：现金短缺，明日再来。上面既没有标明日期也没有署名。她不能确定“明日”是否就是昨日，三天以前，还是真的是第二天。

但是她并不想去问那些满身灰尘、灰心丧气的人这个问题，他们排着队，仿佛这里可能有现金。她在过去两个月里，在其他六个城镇都见过相似场景。每次，她都很惊奇他们居然没有砸破玻璃窗户，自己打开门，将剩余的东西洗劫一空。

也许人群中的每个人都知道，这里什么都没留下，一无所有。她叹了口气，用戴着手套的手指紧紧抓住行李袋粗厚的手柄，想装作行李袋里什么都没有的样子，仿佛它正等着被填满，而不是本身就装着钞票。她还没有蠢到不明白旅行是不能带这么多钱的，但她现在没有其他选择。

她不知道还有哪家银行可以信任，尤其是在旅途中目睹了那么多家银行相继倒闭。她担心，如果将自己所有的积蓄委托给一家这样的机构，她将再也不会看到一分钱。

她明白人们为什么会购买保险箱放在家里了。

但她已经没有家了。再也没有了。

她没有卖掉自己的房子。最终，她也看不出还有什么卖的意义。它差不多变成了一间棚屋。在糟糕的天气里，风从墙上的裂缝中吹进来，四个房间堆积的尘土，她一下午都清理不完。

等到弗兰克去世后，她受够了那个地方。她将弗兰克葬在家族墓园后，拿出了在遇到他之前旅行用的行李包，开始收拾衣物，它们仍然干净结实，仿佛一周前才刚用过。

她带了些内衣，一件干净的连衣裙，打算沿途买些新的。她还带走了弗兰克留给她的钱——总共200美元，并打算沿途取出自己的存款。

她为爱犯了一个错。

女人都会这样。她们在那些棕色眼睛和温暖笑容中，在拥有宝宝的最后机会中迷失自己，然而这机会终究没来，同样没有实现的，还有稳定安乐的未来。

在她遇见弗兰克之前，她一个人孤独地旅行着，坚持行善，也只有她知道怎么完成这些义举。

那时她更年轻，也有复原能力，即使看到了一些不好的事物，仍相信人性之善。

她瞥了一眼排着的队伍，他们围着关闭的银行丝毫没有移动。她轻轻摇了摇头。只需要一句话，绝望的人群就会变成暴徒——用错误的方式发泄他们的愤怒，大呼小叫。

一句话，以及和它意思相近的句子。

那是她希望自己永远不要再听见的一句话。

“是他干的！”

他们大喊着从她身边跑过去，满脸通红，举起了拳头。

露琳将自己的身体靠在杂货店旁边的柱子上，一只手抓着洋娃娃。她的母亲站在门口，手里拽着露琳的姐姐诺琳的胳膊。诺琳一直挣扎着想要跑开，但她没能成功。

父亲不在这儿。他在亚特兰大为杂货店进货。母亲花钱给他拍了一封电报，但她没收到回信。所以母亲不得不自己处理这件事，而诺琳在这件事上说谎了。

两晚前，诺琳与乔治·塔尔林之间发生了卿卿我我的肢体接触，她让露琳不要看，因为这是大人之间的事。露琳想要告诉母亲，是乔治·塔尔林干的，而不是坐在树旁的那个讨人喜欢的男孩，他来自贫民窟，总是在读书，并且还会问候露琳的娃娃。

但诺琳说是这个讨人喜欢的男孩干的。一直都是这个讨人喜欢的男孩。并且伤害她的就是他，而不是乔治·塔尔林，那个头天早上才刚因为她告诉他，没有父亲的许可，她不能嫁给他——而狠狠扇她耳光的男人。

谣言疯狂传播开，现在每个人都知道，诺琳被“玷污”了，而这一切，都是那个讨人喜欢的男孩干的，他要因此付出代价。

他们说，就是他干的！而且他也付出了代价。

他是露琳看到的第一个被吊死在镇外那棵树上的人。

当她看见他的时候，他的眼睛已经被挖走了，一半的脸被撕烂，衣服也被扯破，浑身是血。当父亲回到家后，不顾母亲的反对，要带她去那里。母亲也并非真的反对。

母亲想让露琳记住那些讨人喜欢的男孩会做些什么。

于是父亲带她去了那里，人们大喊大叫，欢呼声四起。他说他很抱歉他要做这件事。他让露琳坐在马车里，闭上眼睛，然后起身去对那具尸体做了些什么，听起来就像一把斧头砍向一只鸡脖子。

而诺琳，再也不像从前那样。她不再对任何人说话，人们都说，这是因为那个讨人喜欢的男孩造成的，因为他对她所做的事情。乔治·塔尔林也因为那个男孩对诺琳做过的事，再也不想要她了。

但是那个男孩什么也没做。

露琳和诺琳都知道。

在用父亲锋利的剃须刀自杀的前一晚，诺琳对露琳说道：“小女孩，你必须知道一件事。谎言，它们会置你于死地。它们可以杀死一切。你绝不能对自己所做的事撒谎。你绝不能在任何事上撒谎，你听到了吗？”

露琳答应了她。

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撒谎。然后她在每件事上都会撒谎。

因为，她慢慢地意识到，在每件事上都撒谎是她发现真理的唯一途径。

露琳摇了摇头。这些队伍、人群，这些沮丧的人——他们总是在害怕，害怕着人可以做出来的事。这就是为什么她将视线从队伍上移开，不再去看那破旧的孟菲斯银行，它拿走了她辛苦赚取的50美元，并且永远不会再还给她了。她看着一列火车擦身而过。

也许是因为银行或人群或是回忆，也许是绝望——不是因为她缺钱，而是她比以往更缺钱。

当这些棚车经过时，她注意到侧门是打开的，男人们坐在门边上，悬空摇晃着腿，衣服脏兮兮的，她突然产生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想法。她看到了他们的脸，和他们的衣服一样，布满一道道的污渍，但她意识到自己看到的这一道道污渍下，有的是苍白的皮肤，有的是深色皮肤。

接着她脑海中冒出一个想法：天，这会出问题的。

然后她马上打住了自己。她并不反对种族混合。这点她和其他人不一样。在她遇到弗兰克之前，她甚至认识一对不同种族的夫妇（有时她试图隐藏这一事实）。很久以前，她就意识到，肤色和头发颜色没什么不同，也许是因为她小时候遇到的那个因为姐姐的谎言而被杀的讨人喜欢的男孩。他有着黑色的皮肤，喜欢阅读。乔治·塔尔林从来不阅读，他也从来没讨人喜欢过。

露琳不再有幻想。她知道，在这里，在这样一个仍然还有战争、联邦退伍军人仍然受尊敬、对过去浪漫的沉湎压倒现实的地方，种族融合和那个谎言——是他做的——同样可怕，甚至还包含着指责。

她转过身，拖着沉重的步伐回到火车站，她将自己的其他包裹留在这里，委托一名搬运工看管，他们专门为那些真正有钱的人做这些事。

她现在需要专注自身。她在离开得州西部的时候就是这样对自己说的，她就是这样打算的。

这是她的发现之旅，是为了寻找更好的东西，正如全国一半人所做的那样，至少看起来是这样。只不过她是真正地在火车车厢里，端坐在座位上，如同上流社会的女士，周围都是其他上流社会的白人，但她不想与他们说话，因为她知道，事实上，她是憎恶他们的。

她需要将自己另一段人生所存下来的钱收集起来，那是她遇到弗兰克之前的人生。在弗兰克去世之前，她没法完成这一事业，而弗兰克等待了一年之久，才离开了这个美好的世界。

现在所有的小银行都倒闭了。那是些没有分行的、由当地人成立的个人银行，它们可以自己做决定。

在这些小银行，所有者会正眼看一个女人，并且说：“现在是新时代了，姐妹。妇女能够投票，所以是的，你也可以在没有丈夫陪同的情况下，在这里开一个账户。”他们也的确说到做到。她以为自己是在支持这些银行，是在做好事。然而结果是她所做的一切——假如弗兰克知道肯定会说——只是把钱打了水漂，是一个只在当时看起来还不错的决定。

行程只剩下几站了。纳什维尔、罗诺克、里士满，然后一路向北。真正的北方，洋基北佬的北方，自从“一战”前起，她就没有去过那里。搞笑的是，在遇到弗兰克之前，她为北方的一户人家工作过——北方的一户有色人种——而她从巴纳德学院毕业后，就没去过那里。

当然，并非全然如此。没什么是绝对的。她毕了业，租了公寓，找了份临时打字员的工作，并且和埃利奥特在一起。随后，她的父亲，当然了，将她从与那个犹太人的共同生活中拯救出来，将她拖回了家。埃利奥特并没有跟随她，他也不能跟随，正如埃利奥特在她从父亲杂货店打的那个昂贵的电话中说的那样：你能理解，对吗，亲爱的？

不，她没法理解这两个男人，等到她再次去往北方的时候——只待了很短的时间（短得她都没有算进去）——埃利奥特已经娶了一个据她母亲所说“更适合”的女子，她看着露琳，脸上带着不以为然的冷漠。

露琳逃离了这一切，并发誓再也不结婚，当她得知埃利奥特在阿贡森林的战斗中牺牲时，她假装并不在乎。但她没有停止自己已经开始着手做的慈善事业，最初她做这些事只为给埃利奥特留下好印象。

她没有停止，直到……

她将头往后靠，闭上了眼睛，没有管她黑色行李箱中的六本书。她随意阅读着塞在她行李袋手柄间的报纸，她将它们塞在那儿，是为了让行李袋看起来只是装了些纸，而不是装的钱。但她发现自己无谓思考的时间多过阅读的时间。

她想到自己在14年前是如此务实。自己收下了埃利奥特母亲给的钱，她让露琳忘记与埃利奥特曾有的婚约，她说：我们再也不谈这个话题了。显然，一名得州西部中产阶级家庭的基督徒女孩，会让一个纽约上流社会的犹太家庭感到尴尬；同样的，这个女孩得州西部的家庭，也会因为他们的女儿爱上了一个犹太人而感到尴尬。

只是没有人再在得州见过他们联络，在他们巴纳德学院的朋友中，在这件事上有很多证人。

很多人都觉得露琳和埃利奥特是天生一对，露琳也这么认为，直到那次她不愿记起的旅行之前。

那次拜访，埃利奥特的母亲给了她令人震惊的五千美元，让她忘记曾认识他，毁掉他的情书，撕毁他们为订婚所画的肖像，并退回订婚戒指。

出于怨恨、出于愤怒、出于收下这样一大笔钱会以某种方式损害埃利奥特和他遗产的希望，她收下了钱，毁掉了信件，撕毁了肖像，并将订婚戒指还给了他的母亲。

但后来，当她读到他的讣告时，她才知道他们家多有钱，并意识到，他们给她的这笔钱——比她父亲过去十年所挣的钱加起来还多——几乎只是他们的零花钱。这就是为什么埃利奥特可以关注慈善事业，为什么他不需要谋生。他知道生活自然会提供给他所需之物。

露琳所执行的计划是埃利奥特制定的。起初，他们打算一起去做这些事——他和露琳。在她苍白肌肤和深红发色的伪装下，他们能够改变这个世界。他运用自己的法学背景，将一切都标注在地图上，并确保他们获得的信息是准确的。

是埃利奥特建立起了与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的联系，也是他推断出，协会的调查机构需要派遣能够与南方白人谈判的调查人员，能够让那些白人开诚布公，承认他们每天所犯下的恐怖罪行。同样是他，将他们要做的事称作慈善事业，实际上（她之后意识到），他只是被这一过程中的兴奋刺激所吸引。

既有风险，又有危险。

就是这样的风险和危险，让他违背母亲的意愿，去往了南方。

他为他们的南方慈善之举所制定的计划，从理论上看非常不错，但在实际操作中则……在实践中，露琳意识到，他一出现就会变成一种负担，因为他那卷曲的黑发，以及不论他想不想，都会在下午三点左右出现的胡茬儿，还有他那明确无误的纽约口音。他让他们一次次被赶出城市中心区域，或是那些在战前和战后将自己装扮成城市中心区域的南方小城。

然而他将钱分散存进不同的社区银行，以防被抢或是弄丢的想法是很聪明的。每隔一段火车车程，她都存有应急基金——有时她需要每一分钱。

而她将这些钱留在这些地方七年并不是他的错。

那是属于弗兰克的年份。

她从纳什维尔的银行里取出了钱，但没能从罗诺克的银行中取出钱。那家银行不只关闭了，它整个儿都不见了——自1926年以后。显然当时曾有过一次她没有听说过的银行业危机。当她到达里士满的银行时，它正好才又开张，但并没有她所有的资金。他们只能支付她50美元存款中的25美元，她收下了这些钱，寻思着剩下的25美元以及自19 17年来产生的利息（理论上）永远都拿不到了。

然后她继续启程去往纽约。

在蒸汽的嘶嘶声中，火车抵达了宾夕法尼亚车站，售票员吼叫着：“终点站！宾夕法尼亚站！火车将停止运行！终点站！”

她拿着自己的包，感觉自己全身脏兮兮的，头发被风吹得乱糟糟的，即使她几个小时里都待在火车上。

她跟着同车的乘客出了门，走下楼梯，踏上站台，然后她就像其他乡巴佬一样，抬头张望起来。

城市的宏伟几乎让她窒息。站台的楼梯向上延伸至主城区域，从这里，她已经能够看到钢拱和强烈的光线，它们刺痛了她的眼睛。

站台混合着蒸汽、德国椒盐卷饼、香水以及汗水的味道。她紧紧抓住自己的行李袋，警惕着在她去过的每个大车站都有的小偷和扒手。她高高地仰起头，走上了楼梯。

她已经有过一次看起来像乡巴佬的举动了。她不打算再丢一次脸。现在，她需要看起来像个纽约的女士一样，知道自己要去哪里。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宾夕法尼亚车站与她记忆中的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噢，对了，这里的架构还和战争前一样——这些钢柱，这些光线——但已物是人非。当时并没有这么多的人群，没有这么吵闹，也没有摊贩，至少在她记忆中是这样。那时，所有的一切看起来都很新，就像等着被参观的博物馆一样，而如今它垫上了一层污垢，混杂着成百上千的说话回声。

纽约。它是洋基北佬快速的心跳。

她已经忘记了这个地方是多么充满活力。

她已经暴露了自己就是一个乡巴佬，所以她迈出了土里土气的最后一步，她走到服务台前，在人流中坐了下来。这个服务台和车站一样，又圆又大，管理它的疲倦男人几乎没有看她，但他告诉她这周围所有区域都有酒店，并且在下午三点左右都不会满房。

“但是，”他说道，“这其中大多数酒店都不适合像你这样一位女士。如果你是我女儿，我会让你去纽约客酒店，你只需过个马路，它位于第八大道和34街。出口在那里。他们会很好地接待你，你将很安全。”

然后他转过身去，没有发现她的眼中已充满了泪水。自从弗兰克生病后，没有人担心过她的安全，而在那之前，她青春的花朵就已经枯萎。他将她视为妻子。事实上，作为妻子她是失败的，因为她没有打扫房屋的技巧，也没有为他怀上孩子。早些时候那些激情的、激动人心的爱的时刻——已经消逝，就如同它们从不曾存在过。

她强迫自己停止想念弗兰克，因为想他会让他生命中最后六个月中她所感到的孤寂感再度袭来，这让她意识到，自弗兰克去世后（不是假设，是事实），没人关心她做了些什么。

她在靠近询问处的地方徘徊，目光越过有着钢拱和美妙光线的大厅，看向出口处。指示牌上写着“通往第八大道”几个字，她隔着大厅就可以看到。

她到了那里后能得到什么呢？一间酒店房间还有……什么呢？一份工作吗？不会有工作的，即使是符合条件的人去也得不到。况且她真的也不需要工作，即使她的钱有四分之一被盗或丢失或被她本不该信任的银行坑掉。

其他银行补偿了一些。多年的利息，尤其是好年头的利息，填补了一些损失。

并且，她必须想出如何处理现金的方法。自从美国银行于去年12月在全国范围内发布消息宣布倒闭以后，她决定从银行取出所有的钱——就像这个国家的其他人那样。这让她的旅途有了目标，然而当这个目标在这儿，在美国银行曾经的所在地结束后，如今的她，提着装满现金的行李袋，这是很鲁莽的行为。

显然，她内心深处有一部分仍然相信，任何来自纽约的东西都是好的。美好优秀，令人垂涎。

就像曾经的埃利奥特一样。

一个男人撞到了她，她一个踉跄，坚固的黑色行李箱打到了男人的腿上。他绊了一下，双手张开，里面空空如也，这足以让她意识到，他也许并不是在行窃——也可能是他并没有成功，因为她抓了个现行。她怒视着他，他跌跌撞撞继续向前走去，并没有道歉。

她的手紧紧地拽着她的行李袋。手柄中间依然插着报纸，没人能够在拿走这些报纸之前碰到拉链。

然而她不得不小心，因为，上帝知道，没有其他人会来关心。

她穿过敞开门的大厅，走上楼梯，走向街头。她出现在喧嚣的第八大道，这里阳光稀薄，喇叭声轰鸣，地上铺着石板路，弥漫着汽油的味道。马路上没有一匹马——这是个改变——同样发生改变的还有她对面的景象。

那是一栋伟岸的建筑，她要伸长脖子才能看到顶。大楼两翼分得很开，布满窗户。一个男人走过她身边，说道：“妹子，你自己发呆去吧。”接着便消失在人群中。

她的脸颊通红，闪到一边。真是个乡巴佬。许多年前她独自踏上行程来到这里，努力让自己融入进来，最终还是失败。她在这个城市里白白耗费时日来塑造自己。

在镀金大门上方，悬挂着遮挡用的雨棚，横着“纽约客酒店”几个加粗的字。

她穿过马路，小心不要再四处瞎看，尽管这很困难。一辆车边按喇叭边从她身旁呼啸而去。她闪身躲到一辆停在路边的黑色大型汽车后面。一位侍者打开后备箱，拿出箱子。同时，一位穿着制服的年长的男人伸出手，将一位女士接出乘客座位。

露琳希望自己在火车上的时候能整理下着装。那件布满旅途风尘的脏兮兮的外套让她觉得自己就像埃利奥特的母亲见过的那些白人垃圾^[1]女孩——她母亲不明白，在南方（尤其是在南方），那里的社会阶层比眼见的要复杂。

露琳设法在一位侍者看到自己之前进了门。她注意到他在宽敞大理石大斤的另一边，于是在他来到自己身边之前赶紧跑到了登记处。她克制着自己不去呆呆地看那些从镀金天花板上垂下来的吊灯，或是二楼阳台上那些看来似乎是用拉花玻璃做成的栏杆。

登记台后面的男人完全没有对她的出现产生疑问，也许是因为这顶钟形帽，或是这套时髦的衣裳，尽管它们在长途旅行后显得皱巴巴的。

他告诉她，酒店房间起步价每晚3.5美元，并询问她有什么住宿要求。她压低声音，回答要小而舒适的房间。他又问道：“女士，你想要留宿几晚？”“女士”这个称呼让她顿了一下，还从没有人这样叫过她。

但她不是黄毛丫头，再也不是了，显然也不会有人误以为她是。

“我不知道我要住多久，”她回答他的问题，“至少要几天。”

她将自己钱包里最后一张卷曲的十美元给了他，存进自己的“住宿账户”。作为交换，他给了她一间中间楼层（按他的话说）、可以看见第八大道风景的房间的钥匙。他说这间房相对来说更安静。

整个酒店都弥漫着一种安静的氛围，这在城市里并不多见，她印象中的城市是喧嚣的、充满臭味的、举步维艰的。她没有想到会有这样一个地方存在。

侍者走到了她身边，表示要为她提行李。如果她不让他这么做的话，她可能会让自己受到关注。

“我自己提行李袋，”她说道，然后自顾自绕过他往前走去，在南方的时髦酒店，她看过其他的社会名媛就是这样做的。侍者拖着黑色行李箱，跟在她身后。

她有一大群酒店雇员需要应付——侍者、电梯员、一名她所在楼层的女仆，所有人都对她说下午好。露琳点头致意，然后让侍者用钥匙打开了她房间的门，并向她介绍了这房间所有的特点——可以搜到四个电台的收音机、私人浴室，以及向上打开的窗户，（据侍者说）这让客人从窗户扔东西出去变得几乎不可能。

她想问问什么叫“几乎不可能”，以及他们怎么知道，但她没有。相反，她给了他二角五分的小费——也许有点多，但她希望他能离开房间——当他离开后，她把她的帽子放到梳妆台上，用一只手抚平了自己的头发。

然后她脱去外套，搭在紧靠着棕色桌子的椅背上，踢掉自己的鞋子，轻轻脱去了肮脏的衣服。她坐在床边，心里七上八下，她意识到自己应该洗个澡，但却并不准备这样做。

然而她也不想浑身脏兮兮地睡在这干净的白色床单上。她必须决定要做什么。

她需要整理一下自己的钱，在钱包里放上一些，再将其他的钱藏在什么地方。她不能把它们留在房间里。像这样豪华的酒店，肯定能保证客人的安全，但这会让她感到紧张。但她肯定也不会再相信任何银行，即使它们有私人保险箱。没有人能保证隔天早上，保险箱的柜门不会被打开。

她可能会拒绝女佣提供的房间服务，但这会使人们生疑——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她隐瞒了什么？

她还没有想清楚，自己的目标是什么。纽约就像是圣杯，是全部意义所在。她不想再重返学校，她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事可做。

也许她可以找到全国有色人种进步协会的办公室，并最终向怀特先生介绍自己。多年来，他一直收到她寄去的明信片，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是未署名的，上面全是不堪入目的恐怖景象——大多是私刑处死，有些则是男人被活活烧死，而围观群众正“享受”着这一时刻。

它们中的大部分后面都写有日期，她将它们寄给怀特先生，这样他就可以调查十年前的反私刑运动了。那似乎永远也不会结束。他会记得她吗？而她记得他，在为数不多的昂贵电话中，他的声音非常温暖，她在电话中将那些告知她这些暴行的人的名字说了出来。

她已经没有她的笔记本了。在她和弗兰克一起去得州西部之前，她将它们打包寄到了纽约第五大道69号518套房。她从来没有去过那个地方，她甚至不知道它们最终有没有寄到。

也许她应该弄清楚这件事，毕竟坐了这么久的火车，走一走对她有好处。

在她洗澡之后，在她休息好之后。

在她花些时间想清楚自己的计划之后。

她知道自己是在赎罪。

很久以前，露琳就明白了，她穿越南方家乡的旅行，并不是为了做什么慈善，所有这一切都与诺琳有关。如果诺琳说出了真相，也许她还活着。她和那个露琳永远没法记住名字的讨人喜欢的男孩，会各自生活在某个地方，老死不相往来。他们将各自组建隔离但平等的家庭，各自拥有隔离但平等的房子，各自拥有隔离但平等的生活。

尽管露琳已经历过太多，明白隔离并不意味着平等，通常隔离与不平等同时存在。

在她寻找真理的过程中，她看过那么多人间事，撒过那么多谎。

有时，她是露琳·泰勒，在亚特兰大“有人”。有时，她是诺琳·德雷顿，正去拜访几英里外亲戚家的路上。有时，她又是维西太太，来看看学校是否还招聘老师。有时，她只会逗留一个下午，靠撒足够多的谎，来判定这个小镇——天晓得是什么镇——的人是否能嗅出真相。

她会在被赶出镇子之前就自行离开，在她还没开始自己的工作前。

但是在有些地方，她会潜伏在社区一个星期、一个月、一个夏天。她是一个寡妇，或是一个没有结婚希望的老姑娘，或是一个已婚妇女，刚刚才收到父亲给她的买新房的基金，她要用这栋新房来给丈夫一个惊喜。

令人惊叹的是，许多人相信了这样的谎言。尤其她对口音又特别敏感，能区分北部山麓的亚特兰大口音与来自花园区的新奥尔良口音之间的区别。她说起话来就像汉茨维尔本地人，并且能够掌握足够纯熟的亚拉巴马口音，骗过来自卡罗来纳州的人。阿肯色州的口音对她的舌头来说显得太愚钝，而她也从来没搞清楚孟菲斯和纳什维尔口音之间的区别。但她遇事都能用亚特兰大口音掩盖过去，因为亚特兰大的人总是在流浪。

她几乎没被抓住过。19 19年她在阿肯色州侥幸脱险。一群当地妇女逼得她不得不逃走。接着在那个下午，她在达拉斯遇见了弗兰克。她因为问了太多问题，被一群男人跟踪，于是躲进了一家餐厅。她直接坐到了弗兰克的座位里，那时他正一个人坐在那里喝着咖啡，吃着甜苹果派，她请求他容忍自己一会儿。

他认为这些男人是群恶棍，只是因为女人裙下的肉体而追逐她，而她从来没有纠正过他。他们开始交谈，这演变成随后的通信，接着又演变成几个月之后他们共同的未来，那时她已做了逃离韦科，放弃自己追求的决定。

然而，在这一路上，她发现了许多事实。在旅馆的团体晚餐上，有些故事被悄然诉说。有些人，带着骄傲的神情，向她展示其家庭成员在一具尸体旁摆造型的明信片。还有一些人会警告她，叫她最好远离镇子某个地方，免得看到那些眼中闪着诡诈的男孩所犯下的不幸的事。

她的任务意味着她的交谈对象总是那些卑鄙的人、杀人犯、他们的家人，以及将私刑看作是一种娱乐的镇民。她总是来得太迟，只能从明信片、照片或谣言中推断出信息，然后将它们写成文章发表在《阿姆斯特丹新闻报》《危机杂志》《保卫者》或是《亚特兰大独立报》上。她与盼着这些证据的律师交谈，这些新闻报道也许能帮到他们的客户。

她甚至为了一个案子，冒着暴露自己身份的危险，与最负盛名的达罗律师交谈过，但他最终放弃了这个案子。

她的路途充满了刺激与恐惧，以及真实的生活。她做着自己真正相信的事，这是埃利奥特的慈善之举，也是诺琳的赎罪。

独自拥有一段时间，同样是她人生的意义。

她犹豫不决了半个晚上，才整理好她的钱。她把二十美元的钞票放在钱包里，手提袋里塞进四个信封，里面各有一百美元。还有一个装着一百美元的信封，被她压在行李箱的底部，此外，她在浴室的一块瓷砖下，也藏了一百美元。

其余的钱都被放在行李袋中，外面裹着层层叠叠的内衣和睡衣，上面放着装有她结婚戒指和珍珠项链的盒子。她让酒店经理将行李袋放进保险箱，她说这是因为她信赖他的看管。尽管如此，她还是用两根带子绑住了行李袋手柄，并用她父亲教她的方法打了个双环结，这样只要有人动过她的行李袋，她就会知道。

她离开酒店沿着曼哈顿岛走，她知道自己要去的地方——第五大道69号，根据她的地图，它位于第五大道与西14街的交叉处。她忘记了在城市中行走的特殊乐趣和不安。穿着笔挺西装的男人，匆忙赶着去上班；穿着漂亮连衣裙的女人，浏览着橱窗。他们路过穿着破旧西装或是肮脏工作裤的男人，这些年长的男人，在脖子上挂着一块牌匾，上面写着：工作换食物。穿着破旧连衣裙的女人坐在他们身后，大腿上趴着萎靡的孩子。

露琳像其他人一样移开了自己的目光——太多的穷苦，但与她无关。她在前行途中发现了三家开着的银行。她一家都没有调查过，但她已经不在乎了。所有人都认为美国银行是国内最可靠的银行。有人曾宣传它是纽约最好的银行，而仅仅六个月之后它就倒闭了，这给每个人都提了个醒：没有银行是安全的。

但它们还是比将钱一直装在钱包里或是旅行袋里安全。她的钱够了，再损失一点儿也无所谓。

她在每家银行分别存入90美元，然后从两个信封里各取出5美元，将它们分别给了她最先看到的两个拖家带口的寒酸女人。说来奇怪，她边走边想，她觉得男人们会拿着这些钱去买酒喝。但她认为女人会用这些钱为孩子们买些东西。

她的赠予并没有让她感觉好些。因为每个街区，事实上每半个街区，她都会看到至少还有五个需要钱的人，他们需要钱来再维系一周或是一个月的生活。他们需要工作，需要帮助，以及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

当露琳提着手提袋走到西14街的时候，她又开始边走边四处打量。要是在穿过第六大道后，她没有抬头看的话，她肯定就错过了那面迎着凉爽的春风飘扬的旗帜。隔着半个街区，它所传达的消息可能比走近后还清楚：

一个男人昨天被私刑处死了。

有那么片刻，它闪现成了另一个场景——在韦科的那个男人^[2]，当他们沿着主街拖拽他时，他尖叫着，大喊救命，他那惊慌失措的黑色眼睛接触到了她的目光。她跟着他，这是她眼见着发生的第一场，也是唯一一场私刑。

她记录下了所有这一切，写下她知道的名字，甚至随意画了一些草图，这并不是说她需要这样做，当地的报纸摄影记者已经拍了许多照片，其中一些或许还被做成了明信片。

这个年轻男人一直尖叫着，她最后跌跌撞撞地走开了。没有人去帮忙，没有人来阻止它，没有人讲道理。有关当局全都在现场——警察、两个法官、几个律师、市长——他们全部都在，而他们正在欢呼，或者说是他们下了结论，判定这个年轻人有罪。

她没有拯救他。相反，她坐着下午的火车逃到了达拉斯，记着她的笔记。当地人问她在做什么。然后她呢——

她奔向了弗兰克，坠入爱河，至少她是这样告诉自己的。

因为爱是唯一可以让她放弃善举的事。因为像她这样的好女人，有着良好品德的女人，是不会逃跑的。她们会挺身而出，与他们讲道理，让事情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然而她从来没这样做过。

露琳从回忆中挣脱出来，视线从旗帜上移开，继续向前走。她要去往那栋棕色的建筑。她得保证大楼较低的楼层在视线范围内，而不是它的旗帜，不是它的声明。

但是她不能控制自己。

又走过半个街区，她看到了另一个横跨同一层楼窗户的指示牌：

危机。确实。有好几个危机。它们全都潜伏在她仍然不能完全理解的某些事情中。但她知道这里的指示牌指的是什么。《危机》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杂志，多年来她一直是该杂志的忠实读者。即使是弗兰克也没能阻止她定期阅读。他会在她面前挥舞着它——你为什么要读这种垃圾？他问道，而她会告诉他，实则是在请求他，自己读的是里面的文学作品，里面的诗歌、故事，以及观点。

但他并不买账。实际上，她没有期望能得到他的理解。鉴于他的成长背景，他已经尽自己最大努力做到思想开明。他从不会伤害任何人，但他也并没有看到种族隔离中的问题。

他们只为此吵过一次，然后她停了下来。因为要是她再多说一点，就要坦白这么多年旅行背后自己所做的事了。她知道，如果她告诉弗兰克，自己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一名调查员——为律师收集证据的无偿调查员——他可能会……好吧，她从来都不想知道他会作何反应。但她猜弗兰克会轻则甩给她一个“我不理解你”的表情，重则无情地将她赶出去。

她感到全身一阵战栗。然后她意识到她自己又像个土包子一样站在人行道的中间，盯着旗帜和窗户上的字。

她将手提袋拽得更紧了些，穿过第五大道，强迫自己走进这栋大楼。它的线条简洁，装饰有大量金饰，像酒店一样。一排电梯在大理石地板的另一头等着，一些电梯门是开着的，可以看见里面站着操作员。

她走进最近的电梯，拘谨地说道：“请到五楼。”她没有看操作员。今天不宜看任何人。

电梯中弥漫着烟草味和另一个女人淡淡的香水味。在上升的过程中，电梯微微颠簸了一下，但是露琳并不介意。她仍然对这一切感到很神奇。

电梯门开了，露出了走廊，地上铺着磨损的瓷砖或是类似楼下大理石地板的更便宜的材料。两侧竖立着许多关闭着的磨砂玻璃门，这让它看上去更加幽魅。

“小姐，五楼到了。”操作员提醒她，显然等着她走出电梯。

她吞了吞口水，点点头，步入走廊。她等到电梯门关上后，才沿着走廊前行，寻找518号套房。

她很容易就找到了它。房间门半掩着，她听见里面传来打字机的敲击声和“嗡嗡”的声音。

她的喉咙已经完全干了。她透过门缝，看到男人们和女人们在桌子旁弯着腰，女人正在打字，而男人在打电话。墙上贴着一排文件和海报，其中一些警告黑人要注意防范安全，另一些则宣传为了实现全面的民主，来参加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吧。

里面的每个人都是黑皮肤。每一个人。

她并不是其中一员。

她转身打算离开，却听到一个女人说：“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吗？”露琳深吸了一口气。她可以说，不，对不起，我进错办公室了，没有人会知道的。

但她有比做这件事更多的勇气——或是她从前曾有过。

她将身体转了回来。“我……呃……是来见怀特先生的。”

靠着门的女人年轻又漂亮，她的头发从脸上拨开，露出富有同情心的眼睛。“进来吧，”她说道，“我知道他在。”

露琳收紧腹部。她跨过磨砂门，走进一个满是办公桌和响铃电话的世界，索引卡被放在一个靠墙的木箱里，而且这房间里的对话甚至比她在走廊里听到的还要多。

房间里的每个人都抬头看了看她，然后又扭过头去，大多数人都没有接触到她的目光，然后她意识到自己又重蹈覆辙了。她给自己定了一个目的地，却没有真正的目的。她该对怀特先生说什么呢？为他做调查感到很荣幸？自己真的很荣幸吗？除了电话里的一个声音、信封上的一个名字外，她真的有将他看作是其他什么过吗？

“怀特先生正在开会。”一个年轻人向她走来。他比弗兰克更高，穿着硬领西装。他棕色的眼睛让她想起自己在韦科看到的那个被处以私刑的年轻人。“有什么我能帮你的吗？”

她摇了摇头。她需要离开。她到这里来并没有什么目的，她困扰到了这些好人。

“他们正在讨论亚拉巴马州的那件事，”年轻人说，好像她应该知道那件事是什么，“如果你愿意等等的话，他们应该快要结束了。”

她尴尬地站着，不知道该做些什么。这么多投入的面孔、这么多忙碌的手，她周围的每个人都努力工作着，对他们做的事充满信仰，努力地改变着世界。

她的所有“慈善之举”，都不曾试图去改变世界，即使她是在为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工作。相反，她一直远远地研究着这个病态的世界——她病态的世界——利用自己的特权来“帮忙”，而实际上，也许她不过是个偷窥狂，窥视着别人的生活。

她根本就没有帮忙，当她有机会帮忙，需要她冒险，挺身而出，也许可以拯救生命的时候，她逃走了。她消失在了她一出生就拥有的特权之中，与弗兰克的婚姻中——并不是完全出于恋爱，或是不可控制的激情的结果，而只是逃回到她被教育要做的事，和要成为的人的观点中，并且，当然了，在这件事上她也失败了。

“不，”她平静地说，“我不想等了。你要做的事情更重要。”

她说话的时候，肩膀上的肌肉微微放松了一些，手提袋也没有拽得那么紧了。然后她意识到自己带着的东西。

“我……呃……我想捐款，”她说道，“我是把钱给你吗？”

“是的，”年轻人说着，坐到了最近的一张空桌子后面。他从抽屉里取出一本收据，抓起一支笔。

她把手伸进她的手袋，拿出了最后一个信封。

“名字？”他问道。

她舔了舔嘴唇。她在他们的名册上——曾经在那上面，不管怎样，正是这样她才接触到《危机》杂志。她不想再告诉他们名字了。

“我可以匿名吗？”她问道。

“当然，”他回答道，仿佛这是他意料之中的事。她的脸颊有些发烫。

她打开信封，将钱呈扇形张开，这样每个人都能看到它。她不希望任何人将它私吞

“一百美元。”她说道。

附近的喘息声清晰可闻。他抬头看了看她，又看了看钱，最后目光落到收据上。他写下数目的时候，钢笔微微颤抖着。

“你想将这笔捐款提献给谁吗？”他问道，仿佛期望她说不。

“是的，”她说道，“请写献给诺琳·夸尔斯。”

他让她拼写出姓，然后看了一眼附近的门。她注意到磨砂玻璃的背后有一些朦胧的身影。可能那就是怀特先生正在参加的会议。

年轻人撕下收据，将它折叠起来夹住钱，然后将复写纸后面的那一页交给了她，显然它们夹在收据本中就是为着这个目的。

“非常感谢你。”年轻人说。

她收下了复印件，仿佛她真的会用到它。然后她点点头，退出了房间。“至少拿张报纸或什么走吧，”年轻人说道，“或者一则公告，看看我们正在做什么。”

他挥动手臂指向一张桌子，上面散落着报纸、一些日刊、一些周刊，以及多余的《危机》杂志。她还没有看过这期，所以她拿了一本。她看了看报纸，但是她并没有将它们拿起来。相反，她的目光被新奥尔良的一份报纸《时代小报》折起来的一个版面所吸引，那是两天前的报道，被回形针固定在拍纸簿上：

她不能控制自己，她轻轻地敲了敲这张报纸。

“这就是亚拉巴马州的那件事吗？”她问道。

“是的，”年轻人回答，“你听说过那些男孩吗？他们两周前被从一辆棚车中抓出来，而且他们已经被判了死刑。”

“几乎是私刑。”有人轻声说。露琳抬起头来。她不知道是谁在说话。

“我们试图决定出我们之中谁可以代表他们上诉。”年轻人说。他用手拍了拍她给他的信封。

“这能够为我们提供路费。”

她点了点头，感觉她至少做了些什么，不管有多微小。然后她走出办公室。走到走廊中时，她才意识到自己没有说再见。

她在电梯中时，意识到捐赠这笔钱留给她的，只是和她给穷人5美元一样的空虚感。她是在帮忙，略尽绵力，但只是片刻的——给了一些律师和代表的路费。一次性的费用，花掉就没有了。

回旅馆的归途似乎比到办公室的来路更长。她在第八大道的入口处穿过玻璃门，在大厅里停了下来，意识到所有的这些金箔、华丽的天花板、装饰品，可以养活一个家庭好几个月了。

当然，弗兰克会说，建造这个地方能让数百个家庭生活许多年。更不用说，如果人们都像她一样，不待在昂贵的房间里的话，那么许多工作机会都不会出现。

她等电梯的时候，在一张桌子周围徘徊着，上面堆满了宣传册和时间表，囊括了从地铁到火车等各种交通工具。她拿了一些在手中，只是为了有东西可看，这样电梯操作员就不会和她说话。

她根本不必担心。她告诉他楼层时他点头问好，就没再说什么。他甚至连看都没看她。当他让她走出她的楼层时，他甚至没有祝她度过愉快的一天。

别的人，别的有权势的人，可能会因此投诉他。她觉得他只是和她一样，这一天过得筋疲力尽。

总是会有危机，总是有事出错。总是有人因为自己没做过的事而死去。

从来没有人说，他并没有这样做。他从来没这样做过。他不可能这样做。

再说，管事的人谁的话也听不进去。

她打开自己房门时皱起了眉头，一些事让她不安。她关上了门，然后拿起在火车上随手抓起的旧报纸。那是几周以前的《纽约时报》——在她去孟菲斯之前印刷的。

她翻阅着报纸，想起她曾读到的一些内容。她在中间版面发现了它，就在广告版前面：

露琳趴在桌子上读完了这篇文章，试图看清楚字里行间的所有内容。这九个男孩从棚车中被拉出来，被指控袭击了两个女孩。但其中提到他们与白人打了场架，这些白人在不同的车站离开了棚车，然后发了份电报，要求逮捕这些黑人。

然后暴民来了。

她打了个寒战。

警长叫来了军队，以阻止这些白人明显非常渴望实施的私刑，但这九个男孩——几周后依然活着——却已经被审判、定罪，并且被判处死刑。

难怪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想要上诉。她知道，只是从报道来看，这件事与强奸无关，真正的原因是他们共享了一辆棚车，呼吸了同样的空气，在于他们没表现得不平等。

她瞥了一眼日期。这是在她去往孟菲斯前的事，发生在她看见那辆挤着不同肤色的男人的棚车之前。他们坐在一起，看起来很不高兴。

在她冒出那个异常的想法前：天，这会出问题的。她之所以会这样想，因为这种情况已经引起了问题。

显然，她当时已经浏览过这个报道，但她选择忽视了它，因为在过去的几年里，她训练自己不要去读这样的报道，这种会让她想起其他地方、其他时候发生的事的报道。她将报纸扔在书桌上，然后脱下她的帽子，将它放在梳妆台上的老地方。她褪去自己的衣服将它挂起来，这样它就不会起皱。

然后她踢掉了自己的鞋子。她本应要在吃晚饭之前打个盹儿，虽然她无法让自己入睡。但与此相反，她拿起了一张铁路时刻表，她的手已经知道了她的大脑尚未意识到的事。钱能够起到一些作用，它能帮上忙。但它无法遏止不幸的浪潮。它甚至比不上已出现缺口的水坝上的一块石头。

她不能阻止他人滥用私刑或是那些叫不出名字的恐怖死状的发生：被活活烧死的死法，猎枪朝着脑门开枪的死法。

她没有勇气做这些事。她是真的没有勇气。她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办公室时一直不舒服。

她不属于那里。

但她可以进行调查。她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她有本事让她自己的人承认他们犯下的恐怖罪行。他们吹嘘炫耀那些罪行。

她通常会在死亡发生后倾听其过程。但是这些亚拉巴马州斯科茨伯勒的年轻人，他们还活着。如果有人讲出他们的故事，调查他们的故事，也许，有人可以拯救他们。进行法律辩护的人已经聚集起来。他们“讨论在亚拉巴马州的那件事”，如果她知道任何关于这些讨论的事，就有人会去到这些家庭，鼓励他们战斗，狠狠地战斗。

要想战斗，他们就需要证据。要有证据，他们就需要有人来跟两方周旋——让他们承认那些甚至不应该被讨论的事。

她再也不会将这些调查称作“善意之举”。它们不是慈善行为。它们是“必要之恶”——由一个花了大量时间与恶同行的女人实施，一个不能在适当的时候站出来的女人。

她可以为了真理撒谎。

她俯身看着时刻表，寻找驶出纽约的火车，一辆能够让她登上去往亚拉巴马州斯科茨伯勒火车的火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需要来到这里才能意识到自己必须再次前往家乡，自己需要再伪装几年，来揭露真实发生的事，好让另外的人——有着真正勇气的人，全心全意的有着使命感的人——能够冒着生命危险去拯救其他人的生命。

她永远都不会成为那种人。

她总是躲在阴影中，将新闻报道寄送到阳光之下。

这是她所能做的基本的——真的是最基本的事。

这不是为了诺琳，她曾经指控别人并撒了谎。

这是为了被指控的那个年轻人，他拿着一本书，向一个牵着洋娃娃的小女孩微笑，友善待她，就像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那样——这在当今世界已是如此罕见，令人难忘。

这一切都是为了他，以及和他一样的人。他们最好的结局是成为上诉名单上的名字，最糟的结局是成为明信片上的名字。

她将竭尽全力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直到所有的钱都花光。

[1]白人垃圾（white trash）是美国社会对穷苦白人的贬义称谓，犹指南方乡村地区的穷人。

[2]此处指的是黑人男子杰西·华盛顿（J es se Washington），1916年5月他在得州韦科城被私刑处死。此案是美国种族歧视政策的著名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