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师的收藏

盖尔·莱文

Gail Levin

《城市屋顶》（City Roof s），1932

我名叫阿萨耶·R.桑伯恩二世，大家都尊称我桑伯恩牧师。19 16年，我出生于新罕布什尔州的曼彻斯特，父母是阿萨耶·桑伯恩和安妮·昆比·桑伯恩。我先是毕业于马萨诸塞州温汉姆市的戈登学院，那是一所优秀的基督教学校，随后我又完成了安多福纽顿神学院的学业。我先后在马萨诸塞州伍德维尔、罗德岛州文索基特的浸信会任职，最后来到了纽约州的奈亚镇，负责位于百老汇大道北端的第一浸信会教堂。这份工作给了我一处紧靠教堂的分配住房，我和妻子露丝，以及四个孩子都住在这儿。

不久之后，我就在教堂里遇到了我们的邻居——教区老住户马丽昂·路易斯·霍普。她是位上了年纪的老姑娘，独自住在教堂旁家族的老房子中。她喜欢夸耀自己唯一的弟弟，说他是一位著名艺术家，名叫爱德华。然而，爱德华·霍普却似乎想要尽可能地与奈亚镇以及自己的姐姐保持距离。

1956年4月初，马丽昂病倒了，她给爱德华打了电话，希望他来帮帮她。爱德华不得不和妻子乔一道，风尘仆仆地从曼哈顿赶来奈亚镇。最终医生诊断马丽昂得了胆结石，血液状况也不容乐观。那时她已经75岁了，住在一所炉子和水管几乎都已失去作用的旧房子里。整个屋子昏暗得令人抑郁，因为马丽昂的节俭，她只愿意用25瓦的灯泡照明。她的猫瘦骨嶙峋，也是病恹恹的。

这个只比她小两岁的弟弟，发现救助自己的姐姐是如此让人生厌。他抱怨自己已经开始出现耳鸣，于是跑去纽约看自己的医生，将马丽昂留给了乔照顾。乔发现她的嫂子很难相处，于是找到我，抱怨道：“我和她在一起的话，最终两个人都要病倒，我们干扰彼此的生活太严重了。”爱德华在纽约没查出来什么大毛病，他不得不回来奈亚镇帮助乔，照看马丽昂，并确保旧房子里的炉子还可以抵御春末的暴风雪袭击。然而，乔告诉我，她希望马丽昂教会里那些“高尚”的朋友，今后能来证明一下自己的高尚情操。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卷入此事中。

随着马丽昂年岁渐长，她变得越来越虚弱和深居简出，对教会的依赖也越来越深。我亲自确保，教堂的妇女辅助员会在需要时去看望她。同时我也坚持亲自去了解她。我让马丽昂给了我房子的钥匙——以防出现紧急情况。我决定为这可怜孤单的人买一台电视机，很快她就迷上了看肥皂剧。这把我从她的唠叨中解放了出来。趁她全神贯注看电视的空当，我擅自将这所老房子上上下下彻底探索了一番。我认为应该检查下屋顶的情况，所以有一天，我爬上了阁楼。

环顾四周，我惊奇地发现这里没有渗漏，有的只是成堆成堆爱德华·霍普的早期作品：一大批素描、油画、插画。后来我来了好几次，把这里翻了个遍，我又发现了好些有价值的历史文献，包括年轻的爱德华写给家人的信，都是他从艺术学校毕业后，去往欧洲的三次旅程途中写的。我发现的东西越多，我就越是关心马丽昂死后这些珍宝该怎么办。甚至，我都无法不去想它们今后会何去何从。马丽昂的唯一继承人是她的弟弟和弟媳，而他们也就比马丽昂年轻几岁。他们都没有孩子，没人会来打理他们的遗产。

我开始想到，将这些艺术品从即将湮没的命运中拯救出来，不仅合情合理，而且拯救者还是位英雄。所以我加强了对霍普作品损害的预防。我知道一群流浪者可能会侵占一栋废弃的房子。而一栋空房则有可能遭遇火灾。古董家具和珍贵的艺术作品可能被盗、被破坏或毁掉。马丽昂肯定不会允许我转移这些艺术作品。它们属于爱德华。但他在多年前搬去纽约之前，就几乎抛弃了它们。我独自一人，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人，都关心着这些艺术作品。我看到了它们的价值。我去了图书馆，查阅了爱德华的资料。我通过学习让自己成为了专家。我研究霍普家族的家谱，一直追溯到他们17世纪到达新阿姆斯特丹^[1]的时候。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找到了可以帮助爱德华和乔的方法。对他们来说，从曼哈顿来到奈亚镇是件令人讨厌的苦差事。而当他们在科德角远端的特鲁罗南部生活的大半年时间里，这更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当那对老夫妇在每年的10月末回到纽约时，他们会驱车经过奈亚镇。爱德华会将他们的车留在家族房子那儿。只有那个时候，以及第二年春天他们回来取车时，才会拜访马丽昂。他们与她并不亲近。她在他们的视野范围之外，遭到遗忘。

马丽昂对她弟弟在纽约的生活知之甚少。当爱德华于1964年在惠特尼美术馆举办回顾画展时，马丽昂要求携朋友比阿特丽斯和我出席开幕式晚会。我非常想去。但爱德华当时已经82岁，不想为她姐姐的要求所烦扰。他写信给她：“这是一年中我能够会见美术馆馆长、评论家和重要收藏家的时刻，我应该将所有时间留给他们（言下之意是我没有时间陪你、桑伯恩牧师，以及比阿特丽斯了）。”他真是一个最不领情的人。

这样一来，爱德华就更没时间操心那些被他遗弃在他孩提时代住所阁楼里的艺术作品了。起初，我只是拯救出了几幅较小的素描和插画，将它们带回家欣赏。我尤其喜欢他画的这间阁楼的素描，以及一些早期的油画自画像。马丽昂甚至没有注意到我的这些行为。一开始，我并不知道霍普作品的市场价值。事实上，霍普的早期作品都是在他出名之前创作的，从未在市场上出售过。当他创作出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一幅也卖不出去，因为当时没人想要他的作品。

《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28节写道：“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我知道我作为一名研究者所做的工作，以及为拯救这些经过我手的霍普作品所做的努力，都足以为我的行为辩护。我与妻子和我们的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以及九个孙子孙女分享收益，他们都需要钱来接受教育、结婚，以及在生活中获得安全保障。这些有价值的画不应该被浪费。

马丽昂一直住在家族的老房子中，直到1965年5月，一个戴着粉色面罩的小偷破门而入，用手捂住她的嘴，强行将她带到楼上。马丽昂年近85岁高龄，至此健康情况急剧下降。当爱德华和乔为她聘请的管家坚持要休掉自己国庆节的假期时，他们只好充当了一周马丽昂的看护。我主动开车将他们从城市接来奈亚镇，然后又送他们回去。7月16日，马里恩被送往医院，并于第二天去世。再一次地，我开车来到城市接这对老夫妇，并主持了马丽昂在奈亚镇的葬礼。

由于爱德华不感兴趣，因此乔独自留下来整理老房子的祖传遗物和旧照片。她在奈亚镇待了六周。她告诉我：“马丽昂和我一样，什么都不舍得扔……她并不怎么喜欢我，但从坟墓的那一边，我觉得她很高兴我没有扔掉她的宝物或是卖掉她出生的这栋百年老房。”她抱怨爱德华抛下她做这些事，让她“吸进了一个世纪的灰尘”。

我等候时机，直到乔和爱德华离开奈亚镇。我还拥有着这栋装满霍普作品、家族信件以及古董的房子的钥匙。爱德华的健康状况每况越下，我继续从阁楼宝库中转移这些艺术品。我对一个荷兰古董餐柜尤其上心，我灵机一动将它从空房子中搬出来，放到一个邻居那儿去。假如体弱的爱德华或乔到访，我可以宣称我把它放在那里是为了保证它的安全。但是一旦霍普的三处房产被转让，我就会将这件我心仪已久的古董占为己有。只有我一个人关心它，这是我该得的。

爱德华的健康状况继续恶化。1966年12月，他的痛苦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乔不得不叫救护车将他送去医院。她打来电话告诉我，爱德华做了双侧疝气手术。她说自己不得不推迟矫正视力下降的白内障手术。第二年7月，爱德华又住进了医院。乔在准备去医院看望爱德华时，由于受青光眼影响，滑倒在工作室，摔伤了腿和臀部，她被送进了同一家医院，与爱德华一起在那里待了3个月。由于青光眼，她的眼睛被认为不能动手术。

1966年12月出院后，霍普夫妇已经很难处理日常生活。他们居住在破旧排房的顶楼，要上到这儿总共有74步楼梯。他们已经没有办法核对奈亚镇房子里的财物。疝气手术后9个月，爱德华又因为心脏问题住进了医院。他回家后几乎不能进食。1967年5月15日，离自己85岁生日还有2个月的时候，爱德华在工作室与世长辞。

乔被那些只想结交更出名的爱德华的朋友抛弃了，除我以外没人可以求助。我在奈亚镇主持了爱德华的葬礼。当时我正在匹兹堡拜访，不得不为此飞回来。乔将我称作是“第十三门徒”——“看管一群奈亚镇女士的强壮、英俊的足球教练……经常为她们提供必需的、通常是耗时耗力的帮助，包括去厨房给马丽昂做午餐。”她从遗产中抽出了500美元来补偿我的付出，相比我为他们出的力，这点钱显得非常微薄。

乔又孤独又虚弱。她生病了，视力受损。她和爱德华没有在世的亲戚了。她知道她应该注意遗嘱的问题，并处理好奈亚镇的财产，但是她认为自己“如此孤独又几乎瞎了”，所以“只能任其自然”。她费力过着日常生活。她的腿愈合得很慢，她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囚犯，被囚禁在这座城市这一空无一人的建筑的顶楼。纽约大学已经买下了排房，但没办法驱赶霍普夫妇，因此就等着他们去世，以便对房子进行翻修。

在乔的虚弱中，我看到了机会。爱德华死后，几乎没人来看望她，但是我不辞辛劳地来拜访她。在一次拜访快结束时，我拿走了爱德华一幅未售出的油画，1932年创作的《城市屋顶》，彼时乔的视力已经下降到几乎无法在工作室中走动。这幅画之前被孤独地遗弃在一边，直到我给它找了个好归宿。我让乔修改了她的遗嘱，并将我写了进去。不幸的是，她没有留给我任何艺术作品，并且我也不知道她一直细致地跟踪着爱德华艺术作品的下落。她在与爱德华结婚后不久就专门弄了一个记录册，每当工作室的艺术品被拿去展出、出售，或是当成礼物赠送时，她都会在记录册上记下来。之后我会宣称《城市屋顶》是她赠送给我的，因为我知道，假如她看到了我为拯救爱德华在奈亚镇的作品所做的努力，她定会这样做的。与之相反的是，她用晃晃悠悠的手，在记录册上标注我拿走的这幅画并未被售出，并且状态是“存放在工作室”。

1968年3月6日，在离她85岁生日还有12天时，乔与世长辞，彼时离她失去爱德华还不到10个月。一听到这个消息，我就冲到了邻居那里，取回了我藏在那里的荷兰餐柜，成功将其从霍普夫妇的遗产中据为己有。没有人记得乔的葬礼。根本就没有举行葬礼。谁会参加？

乔的遗嘱被进行了认证，它将爱德华的全部“艺术遗产”都留给了惠特尼美术馆。我继续照看着空房子，并一点一点为我的霍普早期作品收藏增加藏品，直到1970年，乔去世后两年，她的遗嘱执行人，一位奈亚镇的本地律师，将房屋放到了市场上出售。房子最后卖给了某位利内夫人，她认为自己买下了房子及里面所有东西。我向她讨要一些房子里的小玩意儿，但是她拒绝了我。她的贪婪让她失去了一大笔钱。因为她的吝啬，我被迫采取了行动。我通知遗产律师，告诉了他阁楼上的艺术品。无论是律师还是惠特尼美术馆都懒得去检查奈亚镇的房子里有什么，因此他们对有些什么作品一无所知。

在交易完成前，我和我的儿子将其余的作品都搬离了阁楼。我为我的收藏留下了更多的艺术品，以及所有的纪念品和书信，而剩下的则按照遗产执行人的意见，交与了霍普的艺术经纪人约翰·克兰西。最终，这些艺术品被送到了美术馆。当买家惊奇地发现，阁楼里的艺术品不见了的时候，她起诉了那位律师，并取消了交易。房子里剩下的少量奇怪家具之后被拍卖，所得收益都捐给了教堂。

在这最后一次为我的收藏增添作品之后，我开始慢慢地将霍普的作品拿来拍卖。我写信给拍卖行，提醒他们我所委托的物品要进行匿名拍卖。我还不希望目光聚集到自己身上。最终我了解到，为了拍出更高的价格，我需要为剩下的作品提供它们曾被某位认识艺术家的人拥有过的历史，因为这能证明他们的真实性。

我将一副霍普早期的自画像给了我一位收入微薄的牧师朋友出售，当波士顿美术馆为其支付了六万多美元时，我惊呆了。我又惊奇又高兴，霍普作品的价值居然上升得这么快。我有几百幅霍普的作品，其中既有成熟期的作品，也有早期作品，包括约80余幅绘画。但我没有任何书面证据，可以表明爱德华或乔·霍普曾赠予我任何艺术作品。

1972年，我联系了纽约的肯尼迪画廊。他们当时正在经营美国艺术作品。我在图书馆的艺术杂志上看过他们收购霍普作品的广告。他们派了员工来奈亚镇评估我的收藏。我只给他展示了一小部分藏品，并没有告诉他我有更多的艺术品。他们并不顾忌我是怎么得到这位美国顶尖艺术家的作品的，这个著名画廊决定寄售我给他们展示的所有作品。当天，他们就给我开了一张六万五千美元的支票，作为未来销售的押金。我跑去当地银行存入了这张支票，将其兑现后，我立马向第一浸信会教堂递交了辞呈。我于65岁开始了我的退休生活。我会用我的余生来研究和销售爱德华·霍普的作品。

结果，我出售的作品与惠特尼美术馆出售的那些形成了竞争关系。惠特尼美术馆一直在慢慢出售乔的遗赠。1976年，美术馆被曝光在出售所谓的爱德华作品的“复制品”。美术馆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么多的霍普作品，只好谎称其为“复制品”出售。《纽约时报》的艺术评论家希尔顿·克雷默公开在报纸上批评惠特尼美术馆，称其是在滥用霍普的遗产。这件事清楚表明，惠特尼美术馆不需要我的藏品。

为了停止负面宣传，美术馆通过一个基金会的资助，聘请了一位年轻的美术史学家来研究爱德华·霍普和乔遗赠的艺术品，并编撰霍普作品的完整目录。《纽约时报》的希尔顿·克雷默很是称赞聘请盖尔·莱文来当霍普作品的策展人，他写道：“她拥有敏锐的目光和专业知识来处理等着她的繁重任务。”这篇文章让我意识到，要想自己的藏品能卖出去，我需要莱文小姐对我仍持有的所有霍普作品进行鉴定。我一读完这篇文章，就立马跑去拜访她，丝毫没有耽搁。我用一个手提箱装了一小部分藏品，来到了她位于惠特尼美术馆的办公室。我向她展示着我退休后的形象：沉着、精力充沛、被太阳晒得黝黑，并且由于那是温和的6月下旬，我穿了一条齐膝短裤。

我向莱文小姐解释说，我曾是爱德华和乔·霍普的亲密朋友。我打开我的手提箱，向她展示了一些霍普少年时代的作品。作为才刚二十多岁的新策展人，莱文对我所带来的所有作品均表现出好奇和兴趣。然后她开始问我有没有什么题字或是私人信函，总之就是任何关于我是如何获得这些我称作礼物的艺术品的记录。我告诉她没有。随着她的研究逐渐深入，她会发现乔有一个记录册，每当作品离开工作室，她都会在上面详细记录爱德华·霍普当作礼物赠予她以及其他人的画作。唯一的例外也被乔记录在了她的日记里。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这个不幸的细节。但那天，莱文小姐才刚刚开始她的研究。到那时为止，她还没有理由来怀疑我。

那个夏天，莱文小姐预约拜访了我和妻子露丝位于新罕布什尔州纽波特的度假别墅。那是我用售卖一些霍普作品的钱买下来的，但她不需要知道这些。她专程从纽约赶去那里，参观我们存放在那里的霍普作品收藏，但她首次拜访时，我将大多数作品藏了起来。我不想让这位天真又好奇的年轻女士太过惊讶，或是引发更多的质疑。

莱文小姐太好奇了。她问我们为何刚好有如此多霍普成熟期画作的草图。她推测得很正确，这些东西不可能与霍普少年时代的作品一起存储在奈亚镇房屋的阁楼里。我的妻子露丝进一步解释道：“作为遗产受赠人，当霍普的作品被送到惠特尼美术馆后，桑伯恩牧师被允许购买霍普纽约工作室里的物件。里面所有的物件总价值不过一百多美元。我们占了这个便宜，买下了一个矮脚柜、一个高脚柜，以及其他一些荷兰古董家具。嗨，真想不到！我们在梳妆台的抽屉里发现了成堆的霍普作品的草图。”莱文小姐似乎对这个解释很满意。

接着在冬天，她又拜访了我们位于佛罗里达州墨尔本海滩的冬日之家，我在那里存放了更多的霍普作品。她用美术馆的经费安排了一名专业的摄影师，记录下了我们的每一幅霍普作品，放进了她为美术馆编撰的霍普作品完整目录。这将让后人知道它们的真实性。她做了我需要她做的事。

就在那个冬天，肯尼迪画廊的劳伦斯·弗莱施曼组织了一场爱德华·霍普作品展。其中所有的早期作品以及一些后来的绘画都来自我的收藏。他又添加了一些从别处买来的画作，但在作品目录中却绝口不提我所付出的非凡努力。我为此感到恼怒，不愿意再和他有进一步的生意往来。他请了莱文小姐和在惠特尼美术馆操办霍普作品展的劳埃德·古德里奇来为自己的作品目录写介绍说明，但没有一个人提到我。

当1979年莱文小姐在惠特尼组织她的第一场爱德华·霍普作品展时，我从自己的收藏中借出了许多他的插画和一些绘画。是我在它们无人问津的时候，将它们从奈亚镇的阁楼中拯救出来的。我惊讶地发现，虽然她感谢了我，但她并未认可我是爱德华和乔·霍普的密友，如同我告诉她的那样。似乎一直以来她都怀疑我的说辞。那为什么我还要满足她的要求，与她分享我收藏的霍普书信呢？

在我的收藏中，包含了从阁楼中找到的所有霍普家族的照片和书信。我有霍普从巴黎写给家里的信，以及1925年他刚与乔结婚不久，去往圣达菲的途中写给母亲的信。我还有两本霍普的记录册，其中一本我卖给了肯尼迪画廊。结果，劳埃德·古德里奇将乔在遗嘱中留给他的那些记录册都给了惠特尼美术馆。而我的两本记录册从未被计入遗产中。

1980年，莱文小姐在惠特尼美术馆开了她的第二场大型霍普作品展：《爱德华·霍普：艺术与艺术家》。再一次，我觉得她并没有为我在霍普身上所做的大量工作正名。最后，我借给她一些霍普的信件和其他文档。她引用了它们，甚至在没得到我允许的情况下复印了它们。我找到了她的老板——美术馆馆长汤姆·阿姆斯特朗。他想要我仍然持有的那本最重要的记录册。我说：“好，我们可以谈谈。”结果表明，莱文小姐对她的老板声称我从霍普工作室和奈亚镇老房阁楼里拿的那些作品是偷来的。阿姆斯特朗和我一致认为，这件事绝对不能公之于众。他主动提出，只要我愿意放弃记录册和其他一些物件，他就解雇莱文小姐。我们达成了协议。其他的，则像他说的，已成为了历史。我作为爱德华·霍普作品收藏家的身份现在得以确立。我的子孙将会继承我的遗产。

［盖尔·莱文1976—1984年担任惠特尼美术馆爱德华·霍普作品的策展人。她编撰的霍普作品目录于1995年由诺顿出版公司（W.W.Norton & Co.）为惠特尼美术馆出版发行。

阿萨耶·R.桑伯恩二世于2007年11月18日在佛罗里达州庆典镇的家中去世，享年91岁。本故事中涉及的所有人，只有作者目前依然健在。］

（刘洲 译）

【注释】

[1]7世纪时，荷兰移民于现今纽约市曼哈顿南部地区定居，将该地区命名为新阿 姆斯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