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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哈伊尔·塔萨里奇将军，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部长会议大厦，莫斯科

我，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西多罗夫上校，加入格勒乌情报局（CRU），在此写下这份关于今年11月10日发生的事件以及与此相关的死亡的报告。

首先请允许我提供一些个人信息。我要说我在世上的48年中有32年是一名为祖国母亲服务的军人。我为那些岁月感到自豪，即便给我千金也不换。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我隶属第62集团军第13近卫步兵师。（像您这样的同志可能还记得，我们的口号是：一步也不后退！哦，我们是如何坚守这个口号的啊！）在斯大林格勒，我有幸在瓦西里·崔可夫将军麾下任职，您当然也在那里指挥军队。在光荣的“天王星行动”中，我们粉碎了罗马尼亚军侧翼并包围了德国第6集团军（该军团仅仅几个月之后就投降了，这为祖国母亲战胜纳粹德国扫清了道路）。我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杀戮中多次受伤，仍然不顾伤痛继续作战。由于所付出的努力，我荣获了三级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勋章和二级光荣勋章。当然了，我的部队和将军同志您的部队一样，被授予列宁勋章。

战争结束后，我听说是由于我具备情报学的技能，鉴别和告发了许多对军队和革命理想的忠诚成问题的军人，我留在军中并加入了格勒乌。我告发的每个人都低头认罪或被法庭判定有罪，要么被处决要么被送往东部。格勒乌的军官中很少人有我这样的业绩。

我建成了好几个间谍网络，成功地终止了西方向我们祖国母亲渗透的企图，最近我被格勒乌提升为上校。

1951年3月，我被分派到一个保护某人安全的任务，那个人被认为对于我们祖国母亲自卫防御西方帝国主义的计划具有重要作用。

我所说的这个人是一名前德国科学家，名叫海因里希·迪特，现年4 7岁。

迪特同志出生在魏森费尔斯的上内萨，是一位数学教授的儿子。他的母亲是他父亲所在大学附近一家寄宿学校的科学教师。迪特同志有一个小他3岁的弟弟。迪特同志在哈勒-维滕贝格马丁路德大学学习物理学并获理学学士学位，后来在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获理学硕士学位。不久之后，他在柏林大学完成了博士学位的工作。他的专业是阿尔法粒子的柱层电离作用。不，将军同志，我并不熟悉这个深奥的课题，可是过一会儿您会发现，他所研究的学科具有相当重大的意义。

在校期间，他加入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学生支部和作为该党准军事组织的黑红黄国旗团。过了一段时间他退出了这些组织，因为他喜欢把时间投入教室和实验室，对政治没什么兴趣。据称他有部分犹太血统，因此不能加入纳粹党。由于他既不关心政治又没有公开从事宗教活动，他的教学和研究职位得以保留。纳粹的宽宏大量也归因于他杰出的才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谈到迪特同志时评价说他具有一个强大的心灵，是一个能够融会贯通物理学理论和应用两个方面的罕见的科学家。

迪特家族看到像他们那样的人（犹太血统的知识分子）在德国岌岌可危，这时他们开始计划移民。迪特的父母和弟弟（以及他的家人）成功地从柏林转道英国到达美国。迪特同志为了完成一个研究项目耽搁了，启程前夕他受到盖世太保的阻拦，在一位教授的推荐下他被迫服务于战事。由于迪特同志的研究工作的性质（前面提及的“阿尔法粒子”），他被分配去协助开发我们这个世纪最重要的武器：原子弹。

他是纳粹铀项目“第二铀团体”的一员，这个项目是由陆军军械局（HWA）和教育部的国家研究委员会（RFR）联合创立的。他的贡献意义重大，尽管犹太背景导致他在级别和薪水方面提升得并不快。

在我们祖国母亲于伟大的卫国战争中战胜纳粹之后，内务人民委员部阿尔索斯计划派驻在德国的军官确认了迪特同志是“铀团体”的科学家之一。与安全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讨论后，迪特同志自愿来苏联继续他对原子武器的研究（这次是为了我们祖国母亲的利益）。他说，帮助防范西方国家的入侵以及它们在欧洲、亚洲和世界范围内传播资本主义和颓废主义霸权的企图，在他看来是一件光荣的事情。

迪特同志立即被送到苏联并接受了一段时间的再教育和灌输训导。他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开始学习讲俄语并在人们的帮助下去理解革命的经验和无产阶级的价值。他满怀热情地接纳了我们祖国母亲的文化和人民。过渡期一结束，他就被安排到位于我国第一“原子城”（阿尔扎马斯-16保密行政区^[1]）的全苏实验物理学科研所工作。就是在这里，我被派来接受这项保护他的工作。

我有很多时间跟迪特同志在一起，可以说他立即就投入到了工作中并做出了不少贡献，其中包括协助研制去年八月引爆的我们祖国母亲的第一颗氢弹，您可能还记得，将军同志。那次试爆的氢弹RDS-6的当量为4 0万吨。最近迪特同志的团队正在努力研制一个百万吨级的裂变装置，跟美国人已经造出来的一样（虽然众所周知他们的武器在很多方面都不如我们）。

跟大部分对于我们的国防至关重要的外国科学家一样，迪特同志受到严密的监控。我的职责之一是测试他对我们祖国母亲的忠诚度并报告各个相关部委。一丝不苟的观察结果使我确信他忠于我们的事业，他的忠诚度无可非议。

例如，正如我提到的，他有部分犹太血统。他知道我告发了阿尔扎马斯-16某些具有颠覆性反革命言行的男女，纯属巧合，那些人恰好都是犹太人。我问过迪特同志我的行为是否令他不安，他向我保证说没有不安，要是有人（不管是朋友还是家人、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表现出一丝一毫的反革命倾向，他也会这么做。为了证明我对大卫王的子孙并无恶意，我解释说我过去有一个任务是鉴别我国境内的犹太人，这一任务是中央委员会现行计划的一部分，旨在帮助大卫王的子民尽快在新成立的以色列国安居乐业。他向我表示他很高兴得知此事。

迪特同志没有家室，我要为他和漂亮女人之间安排“偶遇”，目的在于让他娶一个在俄罗斯出生的妻子。（此事没有实现，但他的确跟其中几个发生过关系，时间长短不一。）这些女人都向我详细汇报了他们之间的对话，迪特同志跟她们谈话时没有吐露过一个不忠的字眼，即使在他认定毫不设防的时刻。

此外，几乎数不清有多少回我跟他带着一瓶伏特加相对而坐，我读着书中长长的段落，详尽地讲述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以此来款待他。他的俄语尽管不错但不够完美，于是我还会给他读发表在《真理报》上的尊贵的赫鲁晓夫主席的长篇演讲报告。他对我给他读的东西兴趣盎然。

在我看来，他的忠诚还鲜明地表现在他生活中的另一个方面：他对艺术的酷爱。

他解释说，对绘画和雕塑的热爱是他们家族的一个传统。他的弟弟是纽约上州一所大学的艺术史教授，他弟弟的女儿即迪特同志的侄女是堪萨斯州曼哈顿市的一名画家（和舞蹈家）。他终于得到党的批准可以跟家人通信后，他所有的信件都要经过我的仔细审查以确保不含有攻击国家或暗示不忠的内容（极少谈论他的工作）。话题只涉及他和家人对艺术的热爱。

他描述了我们祖国母亲令人振奋的艺术界，称赞努力促进革命目标的苏联艺术家。他在信中热情洋溢地对家人谈到自列宁同志时代以来代表我们文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2]，这些绘画作品出色地体现并信奉我们祖国母亲价值观的四大支柱：党的意识、思想意识、阶级内容和真实性。他寄给家人的艺术品中有一张德米特里·马耶夫斯基的风景画明信片、一张（著名的列宾美术学院的）戈尔博·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洛维奇沉思人物肖像画明信片和一张预告即将召开的党代会的海报。迪特同志将参加这次会议，海报画面中是所有爱国同胞都无比崇敬的米特洛万·格列柯夫激动人心的作品《号兵和旗手》。

他的弟弟会回赠印有绘画作品的明信片或小海报，都是他认为迪特同志会喜欢、会用来装饰宿舍的那些作品。这些明信片跟信件一样都经过格勒乌技术部的审查，确定不含秘密信息、微缩胶卷等等，尽管我认为这绝无可能。如果说我对这些礼物有疑虑的话，将军同志，那也是在别的方面。

您也许了解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国际组织部。这个阴险狡猾的部门（我必须补充一句，最初是格勒乌揭穿的）近年来企图把艺术作为一种武器，方法是把毫无条理、堕落颓废的美国“抽象表现主义”向全世界推广。杰克逊·波洛克、罗伯特·马瑟韦尔、威廉·德·库宁和马克·罗斯科之流对画布荒谬绝伦的污损被真正的艺术鉴赏家视作大逆不道的行为。要是这儿的男人（偶尔也会有女人）如此自甘堕落，他们会遭到逮捕。国际组织部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宣传西方重视言论和创作自由而我们祖国母亲不重视的可悲的尝试。单单从表面上来看都如此荒唐可笑。难怪连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提起抽象表现主义运动时都说：“如果那也叫艺术，那我就是一个霍屯督人^[3]。”

看到迪特同志的家人（当然还有他本人）也排斥这类毫无意义的滑稽作品后，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们寄给他的油画和素描均为美国画家弗雷德里克·雷明顿、乔治·因斯、爱德华·霍普以及意大利画家雅各布·维尼亚利这样的古典画家的现实主义作品，这些作品所表现的传统构图和主题并不违背革命。

实际上，有些寄给迪特同志的复制品完全就是支持我们祖国母亲价值观的宣传鼓动材料！比如说杰罗姆·迈尔斯的表现移民在纽约街头斗争场面的画作，还有德国画家奥托·迪克斯的那些嘲弄魏玛共和国之颓废的作品。

如果说会有人迷恋上自己的第二故乡，那个人就是迪特同志。作为一名情报人员，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个人身上如果存在某种危险的话，那绝不会是他的忠诚，而是外国特工或反革命分子企图谋害他，其目的在于延缓我们祖国母亲在核武器领域的发展进程。保护他免受伤害便是我的全部生命所在，我要确保他全天候安全无虞。

现在“舞台布景”已准备就绪，塔萨里奇将军同志，我该开始讲述今年11月10日的不幸事件了。

迪特同志在党内表现积极，只要有时间就去参加党代会和集会。然而阿尔扎马斯-16保密行政区很少举办这样的活动，因此他有时要去俄罗斯的大城市或苏联境内的其他共和国开会。我前面提到过海报上有艺术家格列柯夫画作的一个会议：柏林联合党代会，会议定在今年11月份召开，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和东德总理奥托·格罗提渥将在大会上讲话。大会将庆祝东德获得自治权，还将宣布为两国之间的从属关系所制定的计划。我们祖国母亲的所有人都想知道这两个先前敌对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动向。

我着手为此次旅行实施安全措施并与苏维埃联邦内务部和新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取得了联系，我希望了解他们是否掌握了对参会的苏联公民具有潜在威胁的任何情报以及特别是对迪特同志构成危险的任何言论。他们回复说没有，没有这方面的情报。我一如既往地假定会有危险存在。我不会只身陪同他参会，而是在一名克格勃安全人员尼古拉·阿莱索夫中尉的协助下前往会场。我俩会佩带武器。此外，我们将与斯塔西^[4]密切合作（我可不是东德秘密警察的粉丝，可是大家对他们的——残酷的高效？容我这么说，几乎没有争议）。

我们从格勒乌总部和我们祖国母亲的国家安全部部长那里接到命令，要求我们保证迪特同志任何时候都不能遭受来自反革命分子或外国特工的威胁，当然也不能给柏林的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这座城市以不法活动的温床而著称，尚未得到重新安置的吉普赛人、天主教徒和犹太人都在伺机而动。

我们还接到了其他指令。倘若发现西方特工或反革命分子企图绑架迪特同志，我们就要确保“他不能给我们的敌人提供任何关于核武器计划的国家机密”。

我们的上级领导对此没有细说，不过其中的含义显而易见。

说实话，将军同志，尽管我会感到有些遗憾，一旦情况发展到那个地步，我知道我会除掉迪特同志，以免他落入我们祖国母亲的敌人之手。

我们的行程是这样的。11月9日，大会开幕的前一天，我们乘坐军用飞机到华沙，然后转乘火车到柏林。我们的住处安排在潘科，离美丽堡不远。那一带的环境非常优美，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地方。由于大会第二天才开，我们一行三人晚上去观看了芭蕾舞剧（这出《天鹅湖》还可以接受，当然达不到莫斯科大剧院的水平）。演出结束之后，我们在一家法国餐馆用了餐（开玩笑说我们不用拿原子弹来对付西方，它自会饕餮至死！）。我们在宾馆里抽了香烟、喝了白兰地，然后回房间休息。我和阿莱索夫同志轮流值班守在迪特同志的门口。为了安全起见，斯塔西已经搜过宾馆，而且告诉我们所有客人的身份经过核查都没有问题。

那天晚上的确没有出现任何危险。然而，我要说尽管没有敌手，我几乎还是彻夜不眠。这并非是因为我肩负着护卫迪特同志的职责，而是由于我一直在想：我正置身于这样一个国家，就在几年以前，这个国家的人凶残地杀害了我的战友并打伤了我。如今我们共处一地，大家都怀着几乎共同的理想。这就是革命的普遍经验和无产阶级的战无不胜。我们祖国母亲定会征服世界、永葆江山！

第二天早上我们参加了党代会，事实证明这次大会是一次真正激动人心的事件！啊，亲眼见到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是多么荣幸！当时会场奏响了《国际歌》，与会者挥舞着红旗发出阵阵欢呼。似乎有一半东柏林人都在场！发言连着发言，6个小时不间断，大会结束时我们群情激昂。一个神情肃穆、面部瘦长的斯塔西特工陪同我们去一家小酒馆用了餐。后来我们前往火车站等候去华沙的夜班列车，那个秘密警察在车站跟我们告别了。

火车站就是事发现场，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我们坐在候车室里，那里十分拥挤。我们都在读报和吸烟的时候，迪特同志放下手中的报纸站起身来，对我们说上车之前他要去一趟卫生间。我和克格勃特工当然就陪着他去了。

我们走向卫生间的时候，我注意到附近有一对中年夫妇。女人坐在那里，膝头放着一本书。她身着一条玫瑰色连衣裙，而身穿长裤、衬衫和马甲的男人站在她旁边，在吸一支烟。他正望着窗外。奇怪的是，在如此寒冷的夜晚，这两个人既没穿外套也没戴帽子。我感到他们身上有什么地方似曾相识，尽管我难以断定那究竟是什么。

迪特同志突然间改变了方向，径直走向这对夫妇。他向他们低语了几句，然后朝着我和阿莱索夫同志点了点头。

我立即警觉起来，可是还没等我反应过来，那个女人已经掀开了书，书下藏着一把手枪！她抓起瓦尔特手枪对准了我和阿莱索夫，此刻没穿外套的男人拽着迪特同志就走。她操着带美音的俄语让我们把武器扔到地上。然而我和阿莱索夫同志拔出了我们的手枪。那个女人开了两枪，打死了阿莱索夫同志并打伤了我，我的手枪从我的手中飞了出去，我痛苦地跪倒在地。

不过我又立即站了起来，捡起枪跑到外面准备用左手射击，把自己的伤痛抛在脑后，也顾不上考虑个人的安危。可是来不及了，那两名特工和迪特同志已无影无踪。

国家人民军的刑事调查部门和斯塔西在火车站展开调查，不过是无关痛痒地草草了事。这是西方和苏俄之间的事情，与东德人无关。其实他们似乎怀疑是我亲手杀害了阿莱索夫同志，因为没有目击证人愿意站出来陈述事发经过。斯塔西没有为这一推测提供任何理由，只表示根本不信一个中年妇女会犯下如此罪行……当然了，尽管真正的答案是一鸟在手，胜过穿越丛林去搜寻真正的罪犯，尤其是这只鸟儿正受雇于作为竞争对手的安全机构。

两天之后，他们才判定我是无辜的，尽管可以想见我遭受了怎样极端的、非人的待遇！我被护送到波兰边境后就被可耻地搁在了那里。我不得不乞求当地（非常不合作的）警方送我到华沙以便飞回莫斯科，即便我在每一个穿制服的人面前出示了证明我是俄国情报队高级成员的证件！

回国之后，我住进了医院治疗枪伤。治愈后我奉命为将军同志您领导下的委员会提供一份呈辞，回忆11月10日事件的始末。

以上便是我给您提交的报告。

如今我清楚地认识到，劫走迪特同志实际上是华盛顿特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次行动，而且是在迪特同志的弟弟和侄女的帮助下完成的。这个家族对艺术的热爱看起来不过是一个幌子。迪特同志在他寄往美国的第一封信中谈到了这个爱好，无疑是在提醒他的家人他想到了一个与美国情报机构取得秘密联系的方法，以期成功逃往西方。现在看来，他的弟弟和侄女并未涉足艺术，他们本身只不过是知名的科学家。

迪特同志的弟弟所接触的中情局特工无疑才是上述给他寄明信片并描述画作的人。这些画作并非是随意选取的，每幅画都包藏着迪特能够搞懂的含义。我认为这些信息的线索如下：

√17世纪艺术家雅各布·维尼亚利的表现大天使米迦勒拯救濒死者灵魂的作品告诉他，美国人的确希望把他从我们祖国母亲这里营救出去。

√弗雷德里克·雷明顿题为《骑兵》的画作描绘了一个持枪的男人，意为营救中将会动用武力。

√乔治·因斯的作品是纽约山谷中田园牧歌一般的大地，他的弟弟就居住在那里，此图在召唤他与他们会合。

√关于“移民”也就是从东方逃到西方的信息可在杰罗姆·迈尔斯关于纽约城公寓的画作中找到。

您会记得迪特同志寄往美国的印刷品中有一张带有格列柯夫画作的海报。那封信的重点不是插画本身，而是关于东德党代会的详情。中情局准确地领会到迪特同志将会出席这次活动。柏林的西方特工轻而易举地查到了宾馆和火车票记录，弄清了他和他的警卫将于何时、在哪个车站离开东柏林。

奥托·迪克斯的画作（关于德国的风景）是从美国寄给迪特同志的倒数第二张明信片，它把柏林确定为与西方特工接触的合适地点。寄给迪特同志的最后一张明信片意义至关重要，那是爱德华·霍普的作品。

这幅油画题为《铁路边的旅馆》。画面中有两个人：身着一条玫瑰色连衣裙、正在读书的中年妇女和没穿外套也没戴帽子、正望着窗外的男人。（这便是车站的那对夫妇让我觉得眼熟的原因，不久以前我见过霍普画作的明信片。）这幅画通知迪特同志在东德如何认出协助他逃跑的特工，他们会装扮成霍普画作中的人物并摆出同样的姿势。

上述内容是关于劫持如何发生的。事发以后我才明白，火车站枪击之后，等候在外面的车子把两名特工和迪特同志送到东柏林的一个秘密地点，他们从那儿人不知鬼不觉地转道西方。美国空军的飞机把迪特同志先送到伦敦，然后再前往美国。

将军同志，这就是我对1954年11月10日事件及其始末的回忆和看法。

我很清楚国家安全部长在信中所陈述的克格勃的立场：我要对迪特同志从我们祖国母亲这里逃往美国以及阿莱索夫同志之死负全责。信中声称我没有看出迪特同志的本质：他实际上并非是一名忠诚的党员，对我们祖国母亲也没有赤胆忠心。他一直都在装模作样，把时间用来尽可能多地了解我们的原子弹计划，等着有朝一日伺机逃往美国。

信中进一步断言，我没有预料到这一场策划出逃的阴谋。

我要为自己辩解的是，迪特同志的手段和计划（通过使用艺术作品与西方取得联系）真是天才之举，在我看来即便是最老谋深算的情报人员（比如说我自己）也难以识破这一计谋。

因此，塔萨里奇将军同志，我谦卑地恳求您请求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从前像我一样也是一名战士）替我介入即将到来的审判，驳回克格勃因我参与这次悲惨事件而判处我在东部的无期徒刑。

然而，无论我的命运会怎样，请您知悉，我对第一书记、对党和

对我们祖国母亲的忠诚矢志不渝，并同光荣革命的理想一样永不磨灭。

[1]保密行政区是俄罗斯的一种二级特别行政单位，目前共有43个，这些行政单位多为军工或生物武器科研城市，并不对外界开放，在地图上也不标示。

[2]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具体地描绘现实，诞生在20世纪30年代。

[4]斯塔西（Stas i）全称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成立于1950年2月 8日，总部设在东柏林，曾经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情报和秘密警察机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