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皇设言民不违，五帝画像世顺机。”我曾经猜想，所谓“设言”，恐怕与文字不无关系，而关于文字产生时代的分歧，可能源于对三皇五帝的不同解说。比如，皇甫谧的《帝王世纪》就是把伏羲、神农、黄帝作为三皇的。而古代的文献普遍地认为文字产生于黄帝的时代，如《世本》《大戴记》《史记·五帝本纪》《礼记·月令》《战国策》《吕氏春秋》等都是把黄帝列为五帝的，这是“三皇无文”说得以产生的一个基本的古史背景。

三皇五帝的古史观，先秦已有，如《庄子·天运》说：“三皇五帝之礼法度，不矜于同而矜于治。”三皇无文，其言外之意是稍后的五帝时期是文字的时代。黄帝史官仓颉造字，是先秦诸子普遍采信的文字起源学说。《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世本》都有仓颉造字的记载。汉代的文献如《淮南子》《论衡》《春秋元命苞》等也遵从这个说法，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说文解字·叙》。《说文解字·叙》梳理出来的伏羲画卦、神农结绳记事、仓颉造字这样一个历史演进之迹，成为传统的文字起源学说所主张的基本过程，虽然，这并非许慎的创举而应当是一个旧有的历史观。比如，《周易·系辞下》关于圣人造书契的叙述，就与《说文解字·叙》十分近似，只是，《系辞》叙事更为广泛，从八卦到书契共九件事，其中前六事是原创，后三事是替代。按照唐人《疏》的说法，前六事是“未造此器之前，更无余物之用”，后三事皆是“未造此物之前，已更别有所用”。所以，不论是《周易》经文的“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还是唐《疏》，文字的出现是对结绳记事的完全替代而非改良，这一点清清楚楚。

但是，误会几乎是同时产生的。孔安国《尚书序》说：“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从此以后，文字与八卦乃至结绳一直纠缠不清，不是误以为在八卦和结绳的基础上产了文字，就是解释它们毫不相干，殊不知事情原本清晰。孔安国的《传》及《序》，是西晋豫章内史梅赜献于朝廷的，其书出于伪托，历代学者早有辨析。至于伏羲氏时造书契的说法，显然是一种误读。误读的出现与古史的叙事方式有关。

既然八卦、结绳、造字这三件事出于不同历史时代，是替代而非衍生，为何文字起源必须从八卦说起？我以为古人的这个文字史观，是着眼于其社会功用——治天下。除此之外，如果要说它们之间的相似，可能就是各自产生的过程。包牺氏的仰观俯察，“观鸟兽之文”，与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如出一辙，只是，八卦抽象，所以“以垂宪象”，文字具体，所以“万品以察”。至于结绳，应当处于抽象与具体之间，其抽象的一面，可以“统其事”；其具体的一面，表现在商代的甲骨文中，仍然有个别字可能与绳结有关，如十、系、朋。这些字的取义也许符合神农氏结绳记事的大体原则，但这不足以说明后来的文字延续了结绳时代的原有符号，很可能只是一种暗合。

这三个历史阶段成为广泛认同的文字发生史。它的开端不是文字已经出现的轩辕氏时代，而是文思涌动的伏羲氏时期。这一历史系统的内在机理，是八卦、结绳、文字三者产生过程中观察世界的活动具有一致性和继承性。不仅观察活动在三个历史阶段具有一致性，其目的以及基本方法也并无显著不同。所以，伏羲氏、神农氏、轩辕氏这一三段式的文字历史观的形成，是着眼于文字产生的内在的社会活动的，而不是将眼光局限在文字的表象。

《书断·序》说：“爰自黄帝、史籀、仓颉，迄于皇朝黄门侍郎卢藏用，凡三千二百余年。”这是张怀瓘的史识。从初唐的卢藏用至今一千三百多年，那么，从仓颉至今则为四千五六百年，这与陈梦家四千六百多年的推算基本吻合。陈先生距今又几十年，所以，仓颉造字，是一个发生在四千七百年前的真切的事实。自从有了文字，华夏民族真正进入了文明的时代，所以说中华文明五千年。

从仓颉造字到商代晚期甲骨文，有一千四五百年的时间，这个阶段的文字资料尚未发现，殷周以下，才是有实物文字资料可考的时期。但是，此前也是一个文字繁衍生息的历史阶段，《说文解字·叙》说“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甚至，那历史曾经有过文字多元的时代。据《世本》等文献的记载，造字者仓颉之外另有沮诵。

不知是否就是针对沮诵，《荀子》其实早就说过：“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只是这个说法几乎从未引起史家的注意，因为人们被这个司空见惯的“壹”字蒙蔽了。此处壹，即善，《说文解字》给出的本义正如此。而“唯一”之意义，已由前文“独”表示出来。那么，这句话其实揭示了文字由多元时代向一元迈进的历史，弃取原则当然已经暗含其中。

仓颉的字为何走过了多元的时代，最终得以传承？因为它好。

2018年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