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是排在“文房四宝”第一位的书法用具，而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却有纸无笔。我猜度这不单是名额的限制，这可能是从国际视野看整个人类文明得出的结果。因为，纸对于文化的传播作用的确是毛笔不可比拟的。

不过，我们快乐地接受四大发明的名额限制，却是因为更深层次的书法原因。我曾经说过，若要给书法一个定义，将所有可能去除的书法因素一一剔除，只留下最不可移易的核心，那么，这个结果是汉字。今天，如果以同样的方法给文房四宝排一个次序，看看哪一个才是“宝中之宝”，毫无疑问，最具书法特质的用具是毛笔。

虽然未能“进四”，但这不妨碍毛笔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它巧妙利用动物毫毛天然有锋颖的特点，只是将一束扎紧，便具备了尖圆齐健“四德”，书法的一切千变万化由此产生。毛笔书写的最基本形状无非是方与圆，为何可以变幻无穷？一是因为它软，此外，自然万物的复杂形状经多次分解也无非表现为方圆二者，所以，毛笔可以曲尽万物。对于自然物象、意象的模仿是书法一开始就具有的目标。所以，笔的特性与书法的要求相辅相成，都是先民的智慧所在。

我不止一次地提到商代的毛笔真迹，它们因时代久远、数量极少而弥足珍贵，虽说一鳞半爪，但商代甲骨片上的毛笔真迹对于圆转的表现，陶片上的那个“祀”字对于铺毫的展示，都已经和今天的写法并无二致。当然，充分发挥毛笔特性的字体不是古文字时代的篆字系统，而是隶变以后的草隶行楷诸体，尤其以隶草二体为主，拓展出建立于方圆二象之上的复杂得难以名状的书法意象。这个字体事件发生的年代大约是战国晚期，区域是秦，所以，当时在秦国出现了蒙恬这样一位制笔的革新家并非偶然，他是和隶变，这个字体发展史上最为重要的环节密切联系的。

至于对毛笔进一步提出要求，依然是出于书写的需要。如文献盛传汉末的张芝、钟繇及后来的书圣王羲之都用鼠须笔，而钟、张时代的蔡邕，在其《笔论》中对于中山兔毫笔予以侧面标榜。鼠须笔、中山兔毫笔今皆已罕见，从文献的描述看其主要优点是锋芒锐利，因为这两种毫毛都很硬。

汉晋用笔尚硬，这也是由当时的书写决定的。首先，古代字小，软毫容易糊弄不清，硬笔则可以毫厘不爽。这一点在今天仍然是择笔的一个经验。我们可以在毛笔匠师那里看到所谓“纯狼毫小楷”“纯羊毫小楷”等制品，但我写小楷往往用“七紫三羊”。这种笔主毫长而且硬，写起来爽利无比，提按转折动作分明，它可以写出比常见的小楷更小的字，而副毫柔软易蓄墨，持续能力较强，便于行气的表现。

近现代以来，在西北地区出土了数量颇丰的汉晋木简，这是当时主要的书写材料，除此以外，汉晋时期也仍然使用帛，这两种书写材料，都以用硬笔比较适合。王羲之说：“若书虚纸，用强笔；若书强纸，用弱笔。”不仅是纸，简牍及帛也是这个道理。简牍似乎是硬质材料，但它的吸墨性极强，所以，就书写感而言它似硬实软。

就书法审美而言，相信自古以来就不会在因为笔的软硬而生成的柔刚之间有所偏颇，所以，即使无意中透露了中山兔毫的得心应手，蔡邕在其《九势》中依然说出了“惟笔软则奇怪生焉”的话。当代一些人盛称王羲之时代用笔硬，并以此喻示今天的书写实践，实际上，我们不仅不可能复原那个时代，也没有必要，艺术要有时代风貌，笔也不能只往后看。何况，我们有时候提示书圣处于一个硬笔时代，其中也不乏掩饰自身对软毫无能为力的实情。比如，我们为何不在笔毫之长短上以古人为准绳呢！应当承认，至迟在刘宋时期，虞龢已经提出过长锋的问题，但他所谓的长锋和今天相比恐怕还是望尘莫及。而今天一些所谓“长锋”究竟有多长？可以说，毫毛后半段完全用不上。那么，要这么长干什么？无非两个用途：第一是唬外行，属于欺人；第二是确保前半段不听使唤，属于自欺。可以看到，以这样的笔书写，谈不上用笔，只是人与笔相互愚弄，“惟笔软则奇怪生焉”早已沦为“惟笔长则奇怪生焉”。

在《书法没有秘密》中，我提出书法史是一部刀笔合流的历史。刀笔为何不断地相互借鉴，就是因为书法讲究刚柔相济，笔同样要刚柔合度，长短合理。甲骨文的契刻和金文的铸造流露出对于毛笔本然状态的肯定，因为刀明显在追逐模仿笔。后代，书法中刀味、金石气，则是毛笔从三代金文、汉魏刻石书法得到的启示。以柔软之笔，写出刚劲有力之字，这是书法的妙处，也是笔的伟大。

2017年5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