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锋应当是毛笔最初的使用之法，侧锋晚出，这当然是指有明确意识的侧锋，胡乱的涂抹理应除外。

毛笔发明之初，文字尚在篆书的体系，书写基本不需要侧锋。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商代龟甲片上的墨书真迹，就是对中锋用笔的很好阐释。所以，《说文解字》说：“篆，引也。”这个引字，也是中锋用笔过程非常贴切的描绘。西周名器《大盂鼎》中大量出现的方笔，不论是书写的本然，还是工艺修饰的结果，都不足以说明侧锋已经可以和中锋分庭抗礼，至少那个时代侧锋方笔的运用是个别的现象。

图六十六 上海博物馆《战国楚墓竹书》

一直到了战国时代，由于文字使用的飞速发展，书写的加快，侧锋自然而然上升为一种有意识的用笔方法，不仅笔画的起笔大量使用侧锋，许多时候运笔过程中的中、侧转换也极其频繁。侧锋的大量运用，使得字迹生动爽利，游刃有余，这些在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墓竹书》中有非常精彩的表现（图六十六）。至于文字发生隶变以后，不论是较早的草书、隶书，还是晚出的行书、楷书，都是中锋与侧锋交替使用，巧妙转换，连绵不断。

当然，中锋用笔是毛笔书写最初的，也是最直接的要求，因此有持论者盛称中锋诸多优势，甚至不加分别地一概排斥侧锋，以至有所谓笔笔中锋的骇人之说。异议者则揭示凡是写字过程就不可能笔笔中锋的客观事实。其实，分歧虽然存在，但重要的问题却在于对于中锋这个概念的理解。

侧锋在概念上没有异议，倒是中锋颇有歧义。我以为传统的中锋利好之说，主要是就笔画运行过程而言，它不会无视起、收、硬折等处笔姿剧烈转换的实情，因为这些过程的侧锋用笔不可避免。这些时候的侧锋，与笔画运行过程中长距离的铺笔横扫，一利一弊，不可同日而语。侧锋批判，针对的应该是这种粗劣的横扫。

当然，即使起收笔及硬折等合理的侧锋，传统的理论也一直是激赏与限制并存。比如，蔡邕的《九势》是书法技术方面最早的理论，其中前四势转笔、藏锋、藏头、护尾，都有限制偏侧，防止锋芒过于外露的意思。这些思想方法，无非是让字的笔力内含，否则，即生浮怯之弊。所以，蔡邕前文明确提出“藏头护尾，力在字中”。

随着草书、行书、楷书的发展，这些今文字系统内的各体，都要求笔的使用更为多样，表现更加丰富，古老的审美习惯注定要受到挑战。即以《九势》而言，虽然没有为侧笔留一席之地，但转笔过程中侧笔的司空见惯显然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所以，未立侧锋之目，却提出了偏侧限制的具体方法，即转笔“宜左右回顾，无使节目孤露”。这个方法其实是通过对圆转过程的努力控制，来解决硬折问题。

但是，毫无疑问，最终解决这个问题的良方是直接面对，所以，至迟在王羲之的时代，侧的概念在理论中就已经出现。王羲之《书论》 说：“或转侧之势似飞鸟空坠，或棱侧之形如流水激来。”而且，王羲之对于转折之处的侧锋运用，提供了细致入微的书写经验，《笔势论十二章》说：“夫作右边折角，疾牵下微开，左畔斡转。”这不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内圆外方之法吗？王羲之能够成为书圣，从中锋侧锋这一对矛盾的处理上，就可以看到他的包容圆通，实事求是。

众所周知，王羲之的笔下，侧锋运用十分广泛，这既是那个时代的特征，也是他个人的风格特征。如果将王羲之和王献之一做比较，就能发现其侧锋的无处不在。尤其是和后代如唐宋比较，侧锋的确是晋人的显著特征。王羲之草书笔下的连绵不断毕竟比唐人草书要少，那么，起笔的动作就多，侧锋也就多。还有一个因素，今天见到晋人的字都是小字，小字笔画就短，侧锋起笔之后刚转换为中锋就结束了，甚至不用或者来不及转换就结束了，那真是名副其实的侧锋了。一个短小的笔画可以侧锋完成，但较长的笔画则很难用侧锋完成。

可以说，侧锋是字体及书体风格的要求，更是书写便捷的要求。晋人的高明在于侧而不薄，甚至王羲之以侧锋获爽利之致，仍能不失于轻巧浮薄，他笔下的侧锋一样势大力沉。对此，他自有绝技在身。《书论》说：“第一须存筋藏锋，灭迹隐端。用尖笔须落锋混成，无使毫露浮怯。”不论中锋侧锋，皆须藏锋，这是关键所在。至于“尖笔”其实可以视作圆的极端状态。除了顺滑连续的笔迹，写圆和尖也需要中锋，写方则须侧锋。那么可以粗略地说中锋管圆，侧锋管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约定？是毛笔只能这样。按照毛笔的基本形状，只有侧面，即圆锥的棱线是直线，所以方笔只能由它来完成，其余的基本动作中锋都可以实现。

笔腹之圆与棱线之直，是颇富哲意的基本之形，如此巧妙地实现了方圆中侧，无论中锋侧锋，都不是书写的妨碍，都是表现的手段，在合适的字体中恰当运用是关键所在，中侧无所谓天生的短长。

2017年4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