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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书法基本都是写在宣纸上，而其中写熟宣者为数甚众，写生宣者少之又少。生宣很难驾驭，人们为了给自己写熟宣找理由，往往而称古代没有生宣纸，再往古没有宣纸，进而演变为古代的纸一概不吸墨，这一认识不仅昧于历史，更有害于当代书法。

早期书写不用宣纸，用麻纸。1957年在西安市灞桥出土的麻纸不晚于西汉武帝时期，是至今可见的最早的纸，只是还没有字迹。1942年秋天，劳幹博士在甘肃额济纳河沿岸居延地区的查科尔帖烽燧下面，考古发掘出一张西汉麻纸，上面残存八行字迹，隶书（图六十四）。出土地正是瑞典人沃尔克·贝格曼（Folke Bergman）发掘著名的《永元器物簿》的地点，这个残纸至少不晚于永元十年（98）。1990年，敦煌甜水井汉悬泉置遗址出土三枚有字麻纸，其中“持书”二字是清晰可辨、字法成熟的草书，入纸感非常强烈，年代大约是宣帝至成帝（前73—前7）（图六十五）。

图六十四 1942年甘肃居延查科尔帖烽燧遗址出土的西汉麻纸（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藏）

造纸史研究者一般倾向认为纸是为替代帛而发明的，如果出于经济、折叠、携带方便的考虑，以及宽幅面的用途如绘制地图等因素，诚然如此。但是，纸用于写字，毋宁说接替的却是简牍。这就不难理解查科尔帖及悬泉置的麻纸书，为何与《永元器物簿》简书的字法、墨色如出一辙。虽然前人每称纸像帛一样平滑“受墨”，但实际上，古纸的受墨性更近于简牍，因为它们同属于植物纤维，而帛是动物纤维，总有墨不能渗及的更深层次。所以，纸书的伟大之处是与生俱来的。这一点令现代人也“细思极恐”。

当代书画家所谓的吸墨性，并非宣纸大量使用以来才有的要求，而是亘古已有的经验。陈梦家指出甲骨的正面“富胶质和磁质”，所以商代甲骨文的墨书朱书都写在甲骨的背面。三千多年前的古人对书写材料的感受其实和我们基本没有不同。

《尚书·多士》有句名言：“惟殷先人，有典有册。”学者正是据此断定商代已有典册，虽然迄今未见出土，但我们相信，竹木简册应该出现得相当早。我有时候猜测简册比文字的发明晚不了多少，甚至这种极具天赋的书写材料本身就是文字发明“一刹那”就必须跟上的必要条件！这当然是一个没有根据的臆说，但是，没有简册的时代，朱与墨施于何处呢？甲骨，只是特定用途的产物，文字产生直至甲骨时代的一般的书写呢？岩石，性能及方便程度是最初就会面临的问题，陶的书写性没有问题，但便利及易碎都是问题，而简册，是自然界本来就可以采择而来的材料，它的吸墨与停墨效果很容易被发现，整治也容易得多。所以，竹木简册是纸发明前最好的书写材料。

有人以为殷人典册是用龟甲片编成的，这恐怕也是误会，大量甲骨及其出土地并无一例有编简迹象，这就已经说明问题，何况龟甲治理为整齐统一的尺寸及样式要比竹木简难得多。为了追求书写的吸墨性，殷人虽然聪明地选择了龟甲背面，但并未见材料本身表面的处理技术出现。这似乎也可以说明甲骨文并不是日常的书写方式，而是特定场合的一种文字应用。

与甲骨不同，竹木简的治理，除了外形的整治有成熟技术，如两端倒角削圆，中段止绳的豁口等，在材料的保存、书写性等方面也有相关技术，比如众所周知的“汗青”；又比如为了将吸墨性调控至恰到好处而采取的施胶技术。

可见，写在“富胶质磁质”的甲骨正面还是比较受墨的背面，用光滑的青竹皮还是经过治护处理的竹简，是几乎无须探索就可以获得的书写经验，就像坐在石头上凉快而木头坐着温和一样，都是自古的常识。在这些基本感受上，古人并不比我们愚钝。

对于书写材料吸墨性的调控，不仅自古就有，而且从未暂停。汉代以来，麻纸渐渐广泛使用，其间一千多年，书写用麻纸都沿用了竹简时代的施胶技术来调整纸的吸墨性。早期表面施胶用淀粉，淀粉本身就是亲水的材料，纸不会因此彻底变熟。而淀粉的微颗粒效果，想必与卫铄《笔阵图》提到的东阳鱼卵笺有非常近似的书写感。而西北楼兰地区出土的“济白”“淮白”等残纸，其吸水性非常明显，则是珍贵的实物验证。由于这些残纸真迹与王羲之同时代，我们当然可以想见书圣的真迹用纸，恐怕也并非今天一些人想象的那样死板。

刘宋时期虞龢《论书表》说宋明帝命张永所造御纸，“一点竟纸”，这一句话从未引起人们注意，我以为这四个字其实可以给我们传达出刘宋御纸的书写特性。竟，此处是透的意思，那么，刘宋的御纸无疑具有相当的吸墨性。虞龢的这四个字，简直就是魏晋南北朝纸性的文献记载。

唐代开始有宣纸，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说置宣纸“以备摹写”。我曾经特别指出，唐代所谓“写”，多指原封不动地照抄或者模仿。事实上，宣纸的出现，其初衷正是用于摹拓。摹拓用纸必须透明的要求更进一步，促使了唐代最为著名的“硬黄”的产生。硬黄是一种加蜡处理过的加工纸，它可以说是特种纸而非书写纸。

若是用硬黄写字，普通的墨是上不去的。小时候在家乡写字，偶尔需要写一种近似硬黄的光亮纸张，我们采用的“秘方”是用皂角水或肥皂水调制墨，才可以附着，据说这是古代宫廷写硬黄的技术传到了民间。当然已无从查证了。

硬黄不是大量书写用纸，即使在其盛行的唐代，一般的书写也还使用麻纸。杜牧的《张好好诗》，杨凝式的《神仙起居法》都是麻纸，神龙本《兰亭序》似乎是桑皮纸，至少并非硬黄。当时，成都产的白麻纸是唐王朝中央的主要办公纸，进贡的白麻纸到了中央，才由宫廷的专门匠人进行施胶熟化这一道工序，这就是米芾《十纸说》所说的“川麻不浆”。至于熟化程度也是根据书手的要求有所不同。即使严肃近乎死板的诏、敕书写也并不是十足的熟纸。

二王书法是当代书坛经久不衰的显学。因为二王的墨迹帖子多是唐人硬黄本，所以大家误以为学习二王书法必须用十足的熟纸。殊不知二王的时代，不论是当时盛行的麻纸，还是偶尔兼用的“棐版”、笺素都是吸墨适度的材料，不致如后来的皮纸这样砑光细密，熟化得厉害，与唐人硬黄更是天壤之别。

宋代以后，纸的熟化由施明矾代替施胶，可以说，古纸书写的通透性几乎被彻底堵死，这可能与越来越严格的科举考试对书写的要求有关。但物极必反，这个时候，原本用于摹拓的宣纸，取代古益都的麻纸，渐渐成为书法家书写的主要用纸。宣纸的材质是皮料，纤维比麻纸纤维短得多，所以宣纸可以很细腻，而沿用了几千年的施胶、砑光等技术可以让它熟，也可以听任它的生，这一切都根据实际需要而定。

但是，书写材料的吸墨性无疑是自古以来的要求，彻底熟化的纸，无论其产生的时代、动因还是给人的感受，都如同科举后期的馆阁之字、八股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