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多年写草书的缘故，我不得不经常面临是否酒后甚至酒醉作书的问题。问者其实一般并不期待回答，而是需要印证。因为酒之于书法，尤其是于草书助益，是人们发问前就已深信不疑的。

酒能助兴，这是事实，但书法的根本是技术、学养及偶然的情绪等内在因素，即使有助书兴，酒于书法也是末节。因此，我把书家自己所谓的醉后书一律理解为诗意的谎言，至于诗人说书家醉书，是误会，是渲染，是知错犯错，皆有可能。

津津乐道酒后而书者，一般是隔膜于书的理论家，至于书家自己乐此不疲地置书写效果于不顾，而将书写状态以酒渲染，要么他在演戏，要么他此时已经不是一个好书家，他已经近于酒徒，甚至直接目之“江湖”也不会大错。

最早传出喝酒逸事的书法家大概是汉魏之际的师宜官。西晋人卫恒的《四体书势》记载，师宜官有时不带钱就去酒家吃喝，他在酒家的墙壁上写字，收取观者的费用，酒钱收足了，他题壁的字也不会留着。汉魏时期书写的主要材料还是简牍，汉灵帝喜欢书法，师宜官是当时最有名的书法家。大概是因为名气大，他书于“柎”的字迹也常常自己焚毁。另一个书法家梁鹄就给他更多的柎让他写，等他酒醉的时候就把他写好的柎给窃走了。这两件事中，写字都与喝酒有关，但前者只是用现代众筹的方法喝酒，题壁书法是其媒介，后者纯属梁鹄阴谋夺字，其中酒不仅未见助益挥毫，反而误事。

把喝酒与书法联系，理论家早就有此雅兴。比如竹林七贤好酒，惜未闻借酒而书之状，唐人评嵇康书不忘嵇康好酒，说“如抱琴半醉”。抱琴半醉确是嵇康的写照，但相信绝不是其生活的全部。据《广川书跋》，董卣目睹《晋七贤帖》，其中刘伶书“尤怪诡”。看来，竹林七贤嗜酒，而他们的书法并未因此“凭附增价”。

不要说竹林七贤，就是王羲之，酒之于书，似乎更多是捣乱。文献记载王羲之一次进城前在墙壁上题了字，被王献之偷偷擦掉换成自己的，羲之回来后感叹说“吾去时真大醉也”。这件事仍然是名人逸事的套路，羲之这一句感叹足以说明喝多了会写坏，不管是谁。

看来，无论是书圣王羲之还是竹林七贤之类的风流名士，酒都无助于书。所以，初唐的孙过庭在《书谱》中提出五乖五合的著名论断，其五合之中，与酒无涉。但是，在后世普遍的印象中，谈到草圣张旭，却不能不提到酒，似乎无酒不书，书必酒醉，并因此得以厕身“饮中八仙”。

我以为“饮中八仙”，主要是说他们纵酒行乐、放浪形骸的生活态度，而不是说他们创作之于酒的依赖。具体说张旭，醉后肆笔作书的酒神形象其实是艺术化的结果，其始作俑者是诗圣杜甫。杜甫《饮中八仙歌》：“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文学的描述往往“高”于生活，却极易被当作生活。杜甫诗歌跳跃性的语言，再现的诚然是张旭的生活片段，但诗圣并未给出清晰的逻辑关系，不幸的是，酒与书的关系在正史中被严重坐实。《新唐书》本传说张旭“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世呼张颠”。身为文士的欧阳修并非严谨之史家于此可见一斑。从此以后，张旭大醉作书，“以头濡墨”作书的“佳话”广为流传。不仅如此，时至当下，江湖杂耍辈或身体力行，“以头濡墨”，或标榜醉书诸多神奇，凡此怪相，追本求源，实因《新唐书》为恶劣张本。唐人之浪漫不幸演变为今日之恶俗。好事不出门，坏事千里行，信然！

就在杜甫诗歌再现张旭的酒与书的时候，同时代书法史家窦臮，在《述书赋》中说“张长史则酒酣不羁”。这似乎是一个近于真实的记载，但“酒酣不羁”是其性情，与书究竟何干！何况，我以为《述书赋》虽是史笔，这里的“酒酣”很可能源于对“兴酣”状态附以酒的想象，正因为如此，紧承此处，下文说“挥笔而气有余兴”。

“兴”，倒是一个有关书的关键点，书家未必借酒，但一定乘兴。兴酣，是书家应有的创作状态，也是草圣张旭显著的过人处。对于张旭草书，比杜甫、窦臮乃至韩愈等人更具发言权的，首先是幸得张旭亲传的大书法家颜真卿。颜太史说张旭“虽姿性颠佚，而书法极入规矩”，他无疑兼具目击者和行家双重身份，他的这句话应当更近事实。所以，后来的《宣和书谱》也采纳了“张颠不颠”的民谚。

正史中张旭事迹非常简略，亲蒙授受的颜真卿除了散见的三言两语说到这位草圣以外，还留下了一篇“学书笔记”——《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文章虽简短，弥足珍贵。这篇文章记述颜真卿在洛阳裴儆宅请教张旭笔法，有两件事情颇能反映张旭性格。一是对于请教笔法的人，张旭并不多说，而是大笑，当面作书，“皆乘兴而散”。二是颜真卿向他请教的时候，他先是长时间不说话，然后带领颜真卿至竹林院小堂，“当堂踞坐床”，命真卿“居乎小榻”。这两次书法活动中的张旭，形象确有不类常人的不羁，但无关乎酒，不可或缺的仍然是“兴”，这是诸家多次提到的张旭书法状态的要点。

大约和颜真卿、杜甫同时代有蔡希综其人，他的《法书论》说张旭“乘兴之后，方肆其笔”。此外，另一位颇具发言权的是诗人李颀，他和张旭同时，有一首《赠张旭》：“露顶据胡床，长叫三五声。兴来洒素壁，挥笔如流星。”据这首诗，我以为李颀与张旭有交情，是目击张旭作书的知情人，他这首诗记录的作书过程更真实，与颜真卿、窦臮、蔡希综众口一词指向作书之“兴”，而非酒。其他细节如“据胡床”与颜说如出一辙，至于杜甫的“脱帽露顶王公前”也似乎渊源于此，只是，杜诗是为“饮中八仙”合传歌诗，所以每人都少不了酒。却不管你是“上班”时间喝的，还是“八小时”之外。

至于兴，是否必须借酒以激发，那无疑是因人而异的事情，但爱热闹的人们当然会将草书的不可端倪解读为酒的晕晕乎乎。所以，到了宋人欧阳修的《新唐书》，“大醉”“乃下笔”之类的有悖常识，“以头濡墨”的恶作剧，都俨然事实进入正史，不知种种恶相，都是酒醉，而非“兴酣”。宋人董卣的《广川书跋》似乎行文狡猾一些，将张旭作书必须“兴酣”未必酒后的事实，演绎为“酒酣兴来”，这当然是诗意的美好愿望。

看来，不论你喝不喝酒，理论家坚决相信你是喝了的，否则，以草书之不可端倪，平常人夫复何言！

2017年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