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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书法常会遇到基本功的说法。但什么是书法的基本功，似乎一言难尽。

古人只论功夫，无所谓“基本”。西晋卫恒《四体书势》说张芝：“凡家之衣帛，必先书而后练之。临池学书，池水尽墨。”张芝临池学书成为书法史艳称的逸事。南朝出现的天然功夫论，更是把“池水尽墨”的张芝誉为自古以来功夫第一。但张芝一生不仕，“以名臣子勤学”，他的功夫似乎是穷其一生，没有一个“基本”的限定。

许多人不假思索地把基本功理解为“写好楷书”，并以此验证一个书法家是否“合格”。把楷书作为基本功自有技术层面的道理。一般来说，楷书规范明确，上手相对简单，而笔法却相当的丰富。正因为这样，楷书的学习利于培养规矩，却不至手段单一。书法的理论产生较早，而只有在楷书已经成熟的两晋时期，形成了永字八法。永字八法深刻、生动地描述了八个不同笔画的意象，为汉字赋予了最基本的艺术表现力，而这八法就是楷书之法。

但是，如果因此说书法的基本功就是楷书却也未必，把楷书的成就作为衡量一个书法家是否“合格”，更是坐井观天。就像一个优秀的足球前锋必须具备“快”这一个素质，但球场上“球到人到”的快，却不仅是由百米速度决定的，甚至更重要的不是短跑速度，而是意识，是心领神会的配合。所以，我们曾经大搞折返跑测试以取球员，而世界级的球星绝不吃这一套。同样，让草书家交出一份楷书的作业虽不过分，但要用这份楷书作业检验一个草书家，却十分过分，那是典型地将海水以斗量。检验草书是真正的草书还是张牙舞爪地涂鸦，以及草书到了何种境界，其标尺都不是楷书，而必须是草书本身！因为只有学习草书技术才是草书最重要的实践。这个学习，除了草书的书写实践以外，还包括读帖、探讨、请教等，当然也包括参酌其他的字体。《书谱》提出，草书要“傍通二篆，俯贯八分，包括篇章，涵泳飞白”，又说“草不兼真，殆于专谨”，这无疑是正确的。但这都只是必要的汲取，而非替代。草书的瞬息万变与复杂，任何其他字体都不可以代为标识，包括楷书。

楷书的巨大成功，不能保证草书也到达应有的高度，此种情况，自古就有，宗师巨匠，亦莫能例外。

陈朝僧人智永，王羲之的七世孙，居于会稽永欣寺学书，三十年深居简出，留下“铁门限”“退笔冢”的美谈。李嗣真《书后品》说他“精熟过人，惜无奇态”，张怀瓘也说他“气调下于欧、虞，精熟过于羊、薄”。智永精湛的楷书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他的草书向更高境界的攀登。欧阳询的楷书影响几乎“古今莫二”，但行书无人问津，文献记载他也善草书，就更不值得期待了。这都是楷书这个“基本功”太厉害惹的祸。

至于“宋四家”，更说明问题。苏、黄、米的行书，以及黄的草书，都有开派之功，而他们的楷书都是“刚刚入门”的水平。另一位蔡襄，行书的风格相对不太强烈，影响力远逊于三家，但蔡的楷书比起苏黄米却正宗得多，或者可以说“基本功”过三家。宋代是一个行书的时代，楷书的过硬，并不能保证他站在时代的最高点。当代，对有志于行草书的书家而言，楷书的功夫“够用”也就可以了。基本功必须“基本”，不能过。

如果一个人就是志在楷书呢？我以为也不宜将楷书理解为纯粹的“功夫”，颜真卿的楷书成就高，是与其充满篆籀气的行书相辅相成的。所以，孙过庭还说过问题的另一面：“真不通草，殊非翰札。”

事实上，写了多年楷书，行草始终不得其门而入，甚至楷书本身也匠气十足，难有成就者，当今时代，屡见不鲜。

我们说基本功必须基本，另一个意思是，它具有普遍意义，必须到处用得上。一些人在学书的启蒙阶段，认真地满纸画一些或直或曲的漫无边际的线，以为是基本功的训练，这更是一种误会。书法的基本训练必须建立在汉字的基础之上。汉字的结构是一群有定义的“线”的组织，无定义的线没有进入组织的字法依据，强行地进入必然是扞格不通，貌合神离。合体为字，独体为文，即使简单至极的“文”（如丶、乙）也有其特定的结构，因为方向感本身就是结构。游离于汉字的法理之外的任何训练都是徒劳。

基本功的训练，必须贯穿于复杂多变的临摹与创作活动之中，常读帖，多读书，临摹的功夫才会快速增长而不至于越学越僵。多年死守一家楷书，自以为“功力深厚”者往往是抱残守缺，不思开悟，最终不是面目狰狞就是未老先衰，我以为这是书法的“侏儒症”。

我们说基本功必须基本，具备一定的基本功是否就可以无往而不适呢？当然不是。看似基本的基本功，事实上是一个动态的综合技巧，它因人而异，随时变迁。

书法的提高是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几十年如此，穷其一生亦无不如此。它体现为两种情况，一是一个人的临摹与创作在经历一段时间的进步之后，都会迎来一个“瓶颈”期。这个时候可能需要稍做调整，或者继续坚持，就会进入一个新的上升期。调整的方法固然可能是尽量跳出原有状态，对临摹的碑帖再加分析、重新审视，获得观念、认识的变化，从而重新开始，还可以是借助笔墨纸张的更换将新的认识表现出来。二是任何一次调整都有可能通过换帖实现。实际上换帖也往往是精进的契机。勇于换帖，是对基本功决定论的批判，或者是坚持基本功不“基本”，而是一个开放的，需要不断完善的能力，这种完善永无止境。

所以，王铎才会自律“一日临帖，一日应请索”。王铎中晚期的一些临作，和原作形貌相去甚远，但钱谦益在王铎的墓志铭中依然称其临摹如“对灯取影”。形似，当然是基本功，形“不似”而能神似，是对基本功最为灵活的，创造性的运用。王铎那些极富个人特征的临摹，很稳定，很统一，他反复挥洒着势大力沉，连绵不断的线，以及酣畅淋漓的墨。这样的线与墨，绝谈不上基本，却是确立王铎风格的基本要素，是王铎的基本功。所以，他不厌其烦，反复锤炼。我以为，墨色是技术层面的最后一道关，对于一般的学习者而言，墨法是极高级的技术。但任何一位树立了自己独特面貌的书家，都必须在墨法上有独到之处。那么，墨法是高级阶段的技术，对于形成风格而言，却是基本的，堪称基本功。同样，在比较复杂的墨法的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如气息、境界，这时候，意识、素养，都可能成为有规律可循，可以掌控的“基本功”，因为它一样可以通过训练而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