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屏显示专题章节

大多数时候书家似乎只是个抄书家，只有落款才必然会考验书家的文字功夫。

书法落款包含书法的考虑和文字的斟酌两方面，恰当的落款自然应当两者兼顾，珠联璧合，非要判以轻重缓急，我宁可认为措辞成句更为迫切，这也是当代书法的软肋。

落款文字细说颇为复杂，但一些基本原则还是可以把握。

落款一般涉及事件、时间、地点、署名，这些内容未必俱全，所以款有长短之别，短之又短者称为穷款，乃至有仅署一字之穷款，如清人傅山往往在巨幅立轴之下署一“山”字（图二十五）。

穷款是极致情形，其实落款无论长短，务必措辞简洁。如“甲午年冬”，这个年字就多余。不仅多余，反受其恙，这一点详见下文。又如“某某书于京华”，对于一辈子生活在京城的书家，这京华二字也可以免了，除非确是客居。总之，落款属文，力求一字不可删减。

较长的落款一般用于记录事件。如专为雅集、宴会、庆典等活动作书，可能需要用落款说明梗概；又如为某件古物、书画、书籍等珍玩作书纪念，正文的形式或诗词，或联句，落款文字为说明原委，往往略同跋语，凡此虽都属于长款，也须力求简洁（图二十六）。

当然，简洁应不至于妨害文意，事情总得说明白，不能让人感到突兀。曾见某人题写自己的书法展，大字一行之外小字仅落“自署”二字，连名字都承上文省却了。简则简矣，一下子还真有点摸不着头脑，因为这不合古汉语行文习惯。

文字简洁是极高的要求，实际作文中往往会流于对啰唆程度的适当控制，而文字出错、闹笑话则是要严格避免的。

如刚才谈到干支纪年，以古汉语习惯，年、岁、载其实有别，干支纪落款宜称岁，如甲午岁、岁次甲午。“甲午年”虽然屡见不鲜，严格说则不伦不类。古人在书画题跋中以干支纪者确实常见，但落款则罕用干支，而是以当时年号纪，如元祐元年、庆历四年、太平兴国元年等（图二十七）。十年前我曾见到一件“宋画”，落款即有“乙酉年”字，这倒实在，分明说的是2005年啊！

2012年，友人送来其师精装书画集，画确实喜欢，字也不错，只是几件作品款中有“壬辰岁抄”字样，令人不解。2012年岁次壬辰没有问题，但当时才九月！我很惊讶，问这些作品怎么预支年末时间，岂非欺骗读者？朋友也莫名其妙。其实是“抄”字作祟，误导了我。我们现在说抄写，古作钞。而古书、手稿、书画中“木”和“扌”两个偏旁常常混用，且“岁抄”又是古人习语，所以，壬辰岁“抄”这个落款在我看来就是当年十二月的意思了。

又某家书宋人诗“春阴垂野草青青”，落款“苏钦舜《淮中晚泊犊头》”。苏舜钦误作苏钦舜，这可是展览上为数不多的“精品”，恐怕不是偶误解释得了的。纵然对宋代文学史不了解，作为书法家，应该了解一点宋代书法史。姑且不论政治上的作为，苏舜钦可是宋代文学与书法的双栖人物。再退一步说，即使对宋代书法史也不甚了了，总应该知道唐释怀素的《自叙帖》吧！而这个帖的前六行就是苏舜钦补写的（图二十八）。一句话，书法家有无数个熟知苏舜钦的理由。

从书法方面讲，落款是正文的补充，是补充，却并非次要，巧妙的落款甚至可以活跃章法，具有点睛之效。20世纪80年代末，观某名宿遗作展，其中有当代某名公题字，四尺整张竖写，两行半行草书正文，后半行末几乎同正文大小作“书为”二字，然后提行字体略小作“张某某同志雅嘱”。款字“书为”大写，人名提行以示尊敬，且用提行便利缩小落款余字，使不干扰正文，一举两得，无懈可击。

至于长款，难免多行书写。多行落款，行之多寡与每行字数大有讲究。曾见一巨大笔会，主办方领导为公共事业邀请某书法家当场挥毫，题材指定，措辞则请便。这种“命题作文”当然是最见功夫的，你必须信手拈来，援笔立就。当时书家铺四尺整纸，写四个大字，虽然扣题，但恕我浅见，从未见这种形式能够安排协调的，我甚至谬以为四尺整纸书四个大字就是书法大忌，这并非危言耸听。如此误入章法“禁区”，接踵而来便是“情怠手阑”。当时出此下策，书家自己也颇手足无措，他显然对落款位置举棋不定，犹豫片刻，他选择了在大字正文下方落款，而不是左方（后面），这是他再次出错！我以为他那天宁可在后方落简短款署，即使上下裁纸。选择下方，他显然意识到狭长的空白处落款不宜太短，因此努力为文，三两行之后便无法自如收放，硬是将自己逼到了三字一行难以打破的僵局。更为尴尬的是，最后署名，已经没有勇气破除一行三字的魔咒，竟将自己名字的两个字分别置于两行的首末！顺便建议，逢此情形，非要下方落款，我倒以为款字自右及左单行排列，占了空间藏了拙，有何不可！单行横排向左读，是殷商甲骨文就有的传统（图二十九）。

四字横幅下方落款，这样的布局天天上演，据说这是“行货”与“江湖”的招牌章法，话虽尖刻，不过书法落款确是陷阱重重，死局活局只在一瞬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