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语言

贝尔纳·拉普（Bernard Rapp，以下简称BR）：玛格丽特·杜拉斯，我们现在在您位于诺弗勒堡的家中；这幢房子您经常来吗？

MD：我甚至在这里长住过。这是我的房子。

BR：您在这里写作吗？

MD：我在这里拍过电影。我和雷乃一起，在这里拍摄了《广岛之恋》。我们两个都在这儿。

BR：您就坐在这里……

MD：是的，就在这个位置上。我在这儿大概写了十几本书。

BR：其中包括这本《中国北方的情人》？

MD：不。因为我现在把房子留给了儿子。这本书我是在特鲁维尔、在巴黎写的。

BR：您写这本书的时候，没有担心过那些买了——一百万册！——《情人》（第一本，获得龚古尔奖的那本）的读者会在心里琢磨：也许这是同一本书，同一个故事？

MD：我这么想过，觉得有点害怕。但是写作时的幸福胜过所有的恐惧。的确是这样。我心想：“他们会有一点想法；（此处听不清）；可阅读时的幸福会胜过其他。”我相信这一点。毫不夸张；我真的相信。

BR：也就是说您和《情人》已经没关系了。

MD：我甚至没有重读《情人》。一句也没有。

BR：那为什么？

MD：我觉得没必要。要知道对作者来说，有些书已经被榨干了。我的许多书不存在这种情况：有些甚至……直到今天……依然和我写它们的时候一样鲜活。比如《埃米莉·L》。

BR：是的。不包括《情人》？

MD：不包括。《情人》就是这本。（她指指《中国北方的情人》。）对你们也一样。

BR：有一个情人，一个中国男人。我们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看到了他的身影，接着是《情人》，现在他又出现在《中国北方的情人》中，这个人物的成长和变化令人感到不可思议。他已经变得丰满，再也不是您当初向我们描绘的那个男人了。

MD：我感到很高兴。不管怎么说，这是事实。

BR：这是最后一本吗？

MD：是的。我还是无法说我爱他。因为我在《堤坝》中撤了谎；我笑话他。

BR：是的。

MD：我叫他若先生。他令我发笑。在书里我是这么说的。而我母亲信了我的话；所以我撤了谎。为了让她相信。我怕她会杀了我，我哥哥会杀了我，一旦他们得知真相，知道我在十四岁半的年纪成了中国男人的情人。

BR：假如您再写一本关于他的书，假如那本书依旧是老调重弹，找不到新的内容，那么大家会考虑读读这本书。

MD：在这本书里我感到自己背弃了他，真正地离开了他。这是第三回。不，不。您知道我是克里奥尔人；我在那边出生。这个故事中似乎有一种非常激烈或者说强烈的种族色彩，是我后来再也没有遇到过的。欲望中有一种中国式的温柔，夹杂着暴力；几近残酷。所有这些，或许都是他带给我的。我想我再也没有这样的体会。触摸一个男人，触摸他的皮肤时感到的幸福；发现他躺在床上，触碰他的皮肤、寻觅他的气味时感到的幸福。

BR：还有手，您描写了他的手……

MD：啊他的手，是的……中国人，他们不这样和人接触（她摆出一个双手抓取的姿势）。那些动作缓慢，轻柔；也令人有些不快。我不该说这些。

BR：为什么？

MD：嗯……我没有把它们写下来。

BR：它们就在书里，您知道的！

MD：皮肤，还有皮肤的味道，是的。

（玛格丽特·杜拉斯朗读）“女孩体内一阵疼痛。开头剧烈。然后变得可怕……它占据整个身体，头脑，身体与头脑的全部力量”，以及思想的力量。被打倒的思想。就是这样。

您看，我……（微笑）

BR：是的，您作了改动。

MD：这样更好。我刚刚读的比写出来的要好。

BR：那些词换了一种排列方式，出现在您面前。

MD：是的，几乎可以说是一种带有肉欲的动作。

BR：对。那么在您描写您的第一段爱情、第一份痛苦、第一次欢愉的时候，我们的第一感觉是一切在您的笔下重生，您重新经历了那一刻。

MD：啊是的，我彻头彻尾地经历了那一刻。我无法谈论那间公寓。

BR：为什么？

MD：因为那里的回忆太过激烈。非同寻常。不过我对这类感情有种狂热。这类错位的、危险的感情。

BR：引发丑闻的感情？

MD：危险是因为可以引发丑闻。我想我的内心会一直保留这种喜好；还有那个中国人身上的无耻和勇气。他必须越过他的家人、他的雇员、他的佣人……才能每天来学校找我。像这样，面对每一个白人。白人学生，白人老师，还有学监。他来了。他来了，他有一个情妇，就是我，一个十四岁的白人女孩。不过他有金钱的庇护。

BR：一个情妇，也是书里他爱上的“孩子”，您不停地对他说：“把我当成其他女人，假如你不爱我这样反而更好。就像对其他人那样和我做爱。”

MD：我也为卖淫的想法着迷。在我看来，城市里的那些夫人，真正的贵妇是妓女。那些独自走在人行道上，无所事事的女人，就是妓女。

BR：您当时十四岁半，面对一个男人，比如那个中国人，您首先感到的不是爱情？而是比爱情更为强烈的欲望？

MD：是他的欲望。后来这种欲望感染了我。我不知道，他应该爱了我很久。对他来说都一样。我自己到后来也分不清了。

BR：您后来再也没有见过他，可您在书中透露您和他通过电话。

MD：在巴黎通过一次，是的。那是一个下午。是某个季节过半的时候；我不记得是几月份。他对我说：“是我。”他对我说了他的名字……

BR：于是那些画面又回来了？

MD：那些画面一直都在。

BR：说到母亲和孩子，我觉得这本书里可以感受到对母亲更多的温情，更多的理解。

MD：母亲……我一直喜欢我的母亲。可她从来没有爱过我。

BR：您确定？

MD：我是这么以为的。很奇怪。就像她对我们的称呼一样有趣。她说：“这是我的大儿子；这是我的二儿子；这个是我的小讨债鬼。”那就是我。现在我觉得这种说法很有意思。

BR：我读这本书时尤其印象深刻的是，我觉得写作，也就是把你的回忆诉诸笔端的行为，让回忆完全淹没你。

MD：的确如此。我常常感到我应该停下来，冷静一下。可是这个故事比我更有力量，更需要倾诉——它从各个方向包围了我。有了这些，我又怕自己忘记，忘记某些细节。最后完全可以写出一本上千页的书来。

我写啊写。我填满一张张纸。有时把它们丢掉。我写得很快。我在焦虑中飞快地写，因为——我一直在读，先于纸上呈现的内容。我害怕自己追赶不上。可以说，我在和自己较劲。有时扬受够了我这个样子。可他不理解我想表达的这些。仿佛这本书早已存在。在某个地方等着我。

BR：它在您脑海中已经预先写好了。

MD：是的。我可以肯定。我所做的就是追上它。我是落后的一方。一直以来都是这样。

我把我的秘密告诉了你……人们会试图赶上来……这本书标志着与电影的彻底决裂。除了我脑海中的内容，比如那个等待被我写下的中国情人的故事，电影不管拍成什么样，作者是谁，不管怎样，都是下流的。一切高贵的、纯洁的字眼都与它无关。

BR：只有文字能够表达？

MD：我再也不会去电影院，我做不到。唯有语言，是的。写作。写作。

BR：您说，在序言的末尾，您写道……

MD：我不知道我说了什么。好吧，继续。

BR：您说：“我又成为一个作家……

MD：……写小说的作家。”

BR：“写小说的作家”。为什么？

MD：我不知道。我对这句话十分满意。它让我十分满意，我不能……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写出来的内容。

BR：关于写作，多读几遍你的作品，或者说这本书里有几处，让人感觉写作成了一种报复行为。

MD：一开始的时候会这样。每个人都不例外。一场事后的指控。即便写的是爱情故事。这是最强烈、最常见的动机。对过去进行清算。随着这本书的进展，我改变了追赶的路径。最终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结果。

BR：今天您心中依然有报复的欲望？

MD：面对不公，是的。我的政治觉悟来源于此，我永远不会改变。

BR：一切都来源于此？

MD：共产主义，是的。我仍然是共产主义者。可我知道它成了过去式，永远不会实现，因为那一天不可能到来。永远都不可能。

BR：所以呢？

MD：我们继续前进，就像我们正在做的那样。伴随着战乱频仍，政权更迭……还有广大的人民群众，没有人把他们当一回事。一群不幸的人。我生命中这些短暂的意外，这些外部事件，它们彻底改变了我。首先是一种普遍的掠夺。我母亲曾经深受其害。然后是上一次大战。那些犹太人。我永远，永远不会忘怀。我相信我临终前最后想到的依然是它。我完全无法克服这个心理障碍。而我最大的恐惧，最让我感到吃惊的是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从未考虑过这些。

BR：在这本书里，开头出现了一支乐曲……

MD：《绝望圆舞曲》（La Valse désespérée）。

BR：是的。您写书时脑子里就有这支曲子？

MD：我写了《绝望圆舞曲》。

1991年7月5日，贝尔纳·拉普，“性格”，让-吕克·勒里东（Jean-Luc Leridon）导演，2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