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我这样的丑闻

MD：她写作。她写作，玛格丽特·杜拉斯。是的。玛·杜。她写作。她只有铅笔和水笔，然后她写作。就是这样。除此之外她一无所有。

还有像我这样的丑闻。这点我忘记了。为什么我永远是丑闻的对象？这里有政治因素；但是不仅如此，右派对我的攻击如此猛烈以至于……它超越了我生命中最重要、最确定的政治取向：对左派的归属。有这样的丑闻还有，好吧，还有文学的丑闻。我认为文学是可耻的。因为它稀有，而且令人发疯。这一丑闻，它是否缺乏依据？我是否也是可耻的？一直无所顾忌，跌倒了，还敢继续？是的，敢作敢当，依然无所顾忌。我觉得我可以在外面写，公然地写……用不得体的方式。而且丑闻就在那儿。我不知道我怎么会相信这些。我不知道，造成这些的是我写的那种文学。您不信？我几乎是在公开写作。人们所掩饰的，我要像在阳光下一样把它写出来。不过这不是事实，因为我长年累月地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我的每本书几乎都引起了文学丑闻。不过首当其冲的是《劳儿之劫》和《副领事》。以前，我认为……人人都可以写作，这句话我说了几十年。我用不同的调子唱过，和着我的共产主义。我想相信它是事实，我无法接受并非人人都写作，并非人人都会写作。我再也不信了。我根本不清楚写作是什么；可我知道并非人人都会写作。

现在，我再也见不到会写作的人，或者说这样的人很少。他们距离事物极其遥远。这种差距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简直无法想象。不写作的人和写作的人之间的差距。我觉得不写作的人对此会有一种预感。对这种差距的预感。并且他应该无法理解。正是因为身处一个秘密的地方他们才打不开，他们无法打开，什么也看不到。我写作，我说不出下一页会出现什么；我徒劳地看着写好的一页——人们可以读，它触手可及——但我在落笔之前根本不清楚下一页会出现什么。我们知道坐标，知道我们想触碰到的事件；但是，得把文本引向那里。应该抵达，走完整段路程！有时，它——我想这项活动的确可以使人每日思考死亡。

做不到这一点，写作就没有意义，写作就是要努力为写作而死。做不到这一点就没有必要写作。我想我的大部分书都是这样署上名字的。一个黯淡的、要命的签名。人们曾经问我《埃米莉·L》是否是我的最后一本书；我无法知晓！但是，我的确想再写她。可以说，由童年、河流、安娜-玛丽·斯特雷特、吉大港（Chittagong）和加尔各答的女乞丐组成的三部曲，现在完结了。还有暹罗的天空，当我走神时就会看到那片黄色的天空，我走神，就像在医院我几度陷入，我不知道怎么说，陷入澹妄；不过都结束了。在七十三岁的年纪，看着家人像这样远去，感觉有些奇怪……或许，我终于开始长大成人了！（笑）

我的近亲是埃米莉。不是我的孩子，而是我的亲人。可以的话，是我的姐姐。我希望人们，尤其是女人，读读《埃米莉·L》。我是说，它写的是一个女人，埃米莉。你不相信？她身上有真正属于女性的一面，这个纯真的女人，甚至不知道她生活在怎样的嘲讽之中。我不打算谈论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房间》里的那些大人物，这些已经成名的女人，通过她们的丈夫……把手稿藏在琴谱下面，我甚至不会谈论这些。不，我谈论的是不写作的女人。因为我发现生活中离我最近的那些女人，到现在为止，像这样最为接近……我不知道在亲缘关系上该用哪个词，总之她们都是不写作的女人。我觉得如果不停地写下去，继续在写作中生活，我会面对一种单一文化，单一生活，这种生活几近单调，只有书可以带来意外。

我不建议人们写作。这不妨碍，这不妨碍比方说，我原先想要六个孩子。我原本打算永远不住在城市。仍然停留在北方，在我母亲的家中。这些事融入了我的整个生命，现在依然在那儿。同时也是一种放逐。这些年，我不断地找一些房子买下来，买给自己。为了离开。这种情况持续了多年。不要离得太远，因为有了孩子，而且还有我丈夫；可我依然想离开。这些表现有点接近精神错乱。可我的感觉不是这样，甚至更加危险。现在我不这么想了。除非是从这里，我想从这里离开。在死之前，我想从这里离开。在我咽气之前，在我看到另一间有着种种便利设施的公寓之前。一段生命的结果就是趋于无限……甚至可以说，完全走向反面。在这个过程中你并非一事无成，人们——不是你，而是女人们并非一事无成，这一事实对我来说特别重要。

作家的生活是不存在的。写作代替了一切。我没有去过印度，我没有环游世界，我……另一件当我面对它时不曾退却的事情，就是情感的冒险。可这是因为它和书一样都能给人强烈的体验，并且作为结束……它总是显得急不可耐。书或许还能等待，可是欲望不行，激情不行……

（她喝了一口。）我要说这是薄荷。绿色的。

我在《物质生活》（La Vie matérielle）中常常控诉男性，这很可怕。他们不会原谅我，我想，他们永远不会原谅我。我为此感到高兴。因为我所说的关于他们的话，的确是我的想法，我想得甚至比说出来的还要出格。在女性的问题上，我反对他们。我再也不会为此发笑，为那些男人。我想女性所处的从属地位很可怕，他们想让我们处于从属地位。这简直骇人听闻。我道歉——不，我不道歉，我就是这么想的。这很可怕。对我们来说很可怕。万幸的是女性摆脱了大部分事务，摆脱了在日常生活中对她们悄然实施的、几乎看不见的大部分掠夺行为。它们在沉默中进行。女性可以感觉到它们，但是很模糊，很……像是，怎么说呢？有点像是一种回忆。就好像一旦女性承受了这些事情，它们就会立即被时间吞没。女人们，她们就是这样得救的。

不过我要问她们怎么能承受这些，这……这始终令人惊讶。完全没有改变，还是老样子，老样子，老样子，太神奇了！（笑）和三十年前、四十年前一模一样。这也是我妈妈所承受的。并且，我妈妈还知道抗争。至于我，我摆脱这种处境的方法，是欺骗和我一起生活的男人。我不断地离开。这救了我。我是不忠的。不是一直如此，而是大部分时候。就是说我喜欢这样。我喜欢爱情，喜欢去爱。以至于……以至于我可以说它和写作一样，或者更确切一点，和写作的事实一样——写作的事实和这种对爱的渴望，以及对用身体去爱的渴望，总之，它们以相同的方式——拯救了我。因为如果回想一下这件事，如果我安静、顺从地待在家里，就不可能写出我曾经写出的以及现在正在写的东西。我的书引领我向前。我的书改变了我。每写完一本书，我会变得更坚强。

仅仅逃离是不够的。我还应该认识新的情人，新的男人，这是不可抗拒的。后来，我开始和一些人一起生活，不过我最终都会离开。要知道，在这些时候我心里会想，应当……当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最终还是会离开。离开那些人。这很不一般，当你身上有件事比你自己还重要。这很不一般，当你毫无存在感，最后成为一片被卷走的羽毛……

我们这一对，所有人都说我们是天生一对，这一对，是巴黎的最佳情侣！多么和谐，多么般配！它曾经是灾难。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可我没有离开。我没有离开，我的小家伙当时七岁，我留下来照顾他。不过最终，我恢复了自由。我每晚回来……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杀了我，他还是有些长处！他没有杀了我。这一切都是隐秘的，我不知道是否应该说出来……因为在这方面我无法指责那些男人！因为我表现得和他们一样。正是这一点拯救了我，我的表现一贯如此。我是自由的！

我总是自己做选择。

我不能什么都说，这是不可能的……可这很危险，因为……如此需要男人，会让男人再也离不开你，同时避免陷入一种巨大的不幸。要知道，不应该欺骗自己：这一切不是在脑海中，而是在身体中进行的。正是对某个男人的欲望让你像这样离开。让你抛弃另一个男人，甚至是孩子们。我不知道现在的女性是否……大部分人有想死的欲望。我经常思考这个问题。肉体之爱也有令人感到恐怖的地方。在女性身上体现为一种无意义，一种……她们觉得这样做没有意义，不需要改变她们的生活来满足它。不过您要知道，如果我们谈论这个，会就这个话题一起谈下去！……这件事很重要！

我听到人们说：“杜拉斯，她疯了。”这些话对我来说都差不多。（笑）我和大家一样，不是一点毛病也没有。可我不觉得自己受到迫害。是的，我现在没有受到迫害。我曾经和别的女人一样有过这种经历，后来就再也没有了。我有过这种经历，当然了，就像您也会有这种经历一样，就像……意思是当一个女人对某件事感兴趣，没有人会和她谈论这件事。我从事写作多年，十一年，从来没有人问起我在写什么，问起我是如何写作的。从来没有。除了一些读者，我前几本书的读者。一旦我拥有了读者，我就得救了。结果是，我有些游离在生活之外，不时从生活中退场——当然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候除外。这就是我能说的，我能说的有限……我想说我喜欢这些，喜欢我正在做的事。以及我做事的方式。不宣扬，顺其自然，不哗众取宠，也不……不大声疾呼。

当你不断接近死亡，你会发现，对每个人来说，我想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安排时间。我们比年轻时要悠闲得多，自在得多，因为我们没有理由不这样做，我们不再受到外界的影响，或者说影响要小得多。我们想要写几本书，当然也可以不写。《埃米莉·L》就是一本意外之作，无聊而生的意外。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活动，任何一种，包括爱情，可以代替一本书的写作。并且很难戒掉这个习惯，扼杀它的生命力。

这里有一种无聊。任何东西都不能缓和它，不能充实它，除了……“充实”一词并没有……没有贬义。除了文学，除了写作，除了和未知在一起时感到的孤独。

人在家庭中是孤独的。这是肯定的。我想那里可以形成一种最深刻的孤独。在家里，有一个追求完美的母亲，还有几个哥哥……（笑）我从未像这样生活，像我儿时一样生活。后来，伴随着离开母亲必须承受的痛苦，我始终没能适应。很长一段时间里，大约有两年，我想我一直希望回到她的身边，因为我们的联系是那么紧密。当然，也是从那时起我学会了离开。从那里逃离。一个家庭是有毒的。它会被父母的偏爱荼毒，这种偏爱不可避免，它在家庭中生根发芽，从而造成某些孩子的不幸。这是肯定的。因为这么说根本没用：“噢我母亲更喜欢我姐姐，但我可以理解。”这不是事实。我永远无法理解！如果有什么事我永远无法理解，那么一定是这件事。是母亲从骨子里偏爱某些孩子，偏爱那些，据说，最讨人喜欢的……

吕丝·佩罗（Luce Perrot，以下简称LP）：离开母亲，这难道不是最痛苦的分离？

MD：不是。我不知道她是如何做到那样对我放手的。我现在还记得将我带走的那艘船，一艘邮轮……这令人难以忍受。她把我送上船。可她希望我好好学习；这是她的心愿。有一个高学历的孩子。就是这么傻的想法。我做到了，我拿到了文凭……所有她想要的，她都得到了！可我不再爱她。我像对待情人一样放弃了对她的爱。然后有一天，一切都结束了。我想是小哥哥去世的时候。当我的小哥哥死在印度支那，我却在这里，我想随他而去；我在书里也提到过……我真的想死去，我用头撞墙，我想死。因为这是双重打击，我离开的时候就像是我把他抛下了，明白吗？我抛弃了我母亲，可我也抛下了我的小哥哥。

说到底，我原本不想……谈论我的童年。

《情人》基本上就是我说过的那些。可以说它就是我说过的内容，只不过我没有花太多时间说明这份爱是怎么产生的，单身公寓是怎么出现在女孩眼中的。还有她怎样在夜晚逃离，出去寻找年轻男孩，她是难以管束的。然后是夜间沿着河畔散步。人们喜欢这个小女孩和中国人在一起的故事。不包括那些女人！那些女人，噢，她们不喜欢我谈论爱情！“噢，”她们说，“您是怎么想的，为什么在您这个年纪还要谈论这些！”（笑）“这些不是凭空出现的，从某个年纪开始，不应该再谈论这些，可以继续写书，但是不要再谈论爱情！特别是肉体之爱！千万要忘记！”

LP：《情人》即将拍成电影，您现在负责它的改编？

MD：《情人》，我写了这个故事的主体，也就是我负责小女孩和中国人之间发生的事。即便从来没有成为一本书，它也会变成别的东西。对于小女孩和中国人的关系，我比书里想得更远。它可以称为“白人女孩的失贞”。这种天性的释放发生在……十五岁，非常小的年纪。很危险，很危险。因为我避开了所有人！我避开了我的母亲，避开了学校……我还避开了中国人！

我对人们感到担心的是——唉，我不该说这个——有太多的读者。他们的脑海中已经有了自己的电影，这些在阅读中形成的画面是最有冲击力的。无论做什么都无法代替它们。好吧，你想怎么……电影迟早会出来的。这个故事很有画面感。里面有漂泊，有故乡，还有异域风情。家庭中无处不在的乱伦关系……

像这样，有不同的区域（她一个字一个字地拼读“区-域”），母爱的区域，对小哥哥的爱的区域——每次提起“小哥哥”他的名字就在嘴边，但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说出口过——正是这一点，这一点很奇怪，这个依靠，这份爱，是如此自由！

我忍不住相信这个小女孩会投身写作。为什么不是随便哪个小女孩？她从来不是随便哪个孩子。在电影里也是一样，有一种拍摄童年的手法，一种拍摄孩童的，像这样，千篇一律，扁平化的手法——孩子们总是活泼可爱的，脸上挂着同样的笑容——他们被极度简化了。可她不是。她是她自己，也是小哥哥。他活在恐惧中，但我没有让他说一句蠢话！我只是说因为大哥哥的关系，他经常受到死亡的威胁。我没有让他做出那些奇怪的举动，那些让人诟病他很迟钝的举动。我没有这样做，因为这不是我所看到的！我看到的是一个超凡入圣的孩子，是美的化身……我渴望着他，我的小哥哥。我已经和你们说起过他。正是因为所有这些，这些经历过的事情，让我不能完全地背离，让我不能……也许一点也不能背离……《情人》中或许还留下些什么。在我看来，当我创作的时候，有时无法还原的是时间，是那些地点，是一条条一望无尽的笔直的道路，路旁是一块块四四方方的梯田——因而是笔直的；还有那些河流，那种溽热，那座漂亮的殖民城市中的街道。我们从来没有谈起过西贡的美。一条条金灿灿、红彤彤的令人惊叹的大道！……诺罗敦广场（La place Norodom），泰斯塔尔街（La rue Testard）。我们从来没有谈起这些。这些地方，做梦都想去的游泳池！大家总是放学后去游泳，当然要付得起——我从来不去，不过还是可以从外面看到……供白人使用的游泳池、网球场……这些体现不公平的地方很漂亮，是的，有一种罕见的美，罕见的高贵。这些，我希望他们在那里重新找到，但是……卡提拿街大概已经不在了，我不清楚。咖啡馆露天的大阳台。那些咖啡馆可以追溯到1880年，也可能是1890—1900年。然后是森林。租让的稻田中的路，堤坝上的路。通向暹罗。我提到了夜间的情形。满月时分热带的天空，如果你不曾见过，不会知道它是什么样子。我谈到了……是的，谈到了小哥哥。小哥哥的事讲了很多，很多。事实上，小哥哥简直就是印度支那人，这是我的秘密。因为我们对印度支那人要亲近得多——我的小哥哥和我，剩下的那个在法国待的时间更长——就像大家说的，我们对“本地”孩子比对白人孩子亲近得多。我还说，我认为他的皮肤——他有着中国人的皮肤，我的小哥哥，他的皮肤很光滑。当地人的贫穷是固有的，我们的贫穷则是暂时的——但它很可怕；尤其是发生在很久之前的殖民地。人们变卖了我们的东西，这种事现在没有，过去也不曾有，白人从未遇到这种情况！这是真正的贫穷。真正的、深刻的贫穷，什么都没有了。可我经历过这种贫穷……我在一旁经历过，和我的母亲一起！还有我的小哥哥。甚至包括大哥，他帮助我们的母亲，让她不至于太过不幸！有时，经历贫穷就像度过一场危机。随后，我们再次出发，我们卖掉了所有的东西，卖掉了家具，所有……我们再次前往法国，在那里我们再也不用发愁那些放高利贷的印度人（chetty），他们遍布印度支那的邮政部门，不过主要是和安南人打交道，而不是和我们。在法国，她把工资存起来，我们的境况才有所改善。她在巴黎找到一处住所。可我还是被迫——准确地说不是偷钱，而是要钱。我向一些人要钱。向我班上的年轻人；我知道他们有钱，我向他们要钱。持续了一年。然后警察来了。他们没有说，可还是发现了我。不过卖淫一次也没有，嗯！绝无卖淫行为。很奇怪，可事实就是如此。

我母亲很不一般，她把这事当玩笑……她接待那些警察，跟我开着玩笑。她对我说：“随他们去，哼……”她有高傲的一面，有股霸气……这并没有对我造成深刻的影响……做这些事让我目瞪口呆。可我还是做了，而且做得很自然。我只是开了个头，这才是重点。我生活中从未偷过一根火柴！我从未偷过一根火柴，从来不撒谎！我有过冒失的行为，一天我从教室出来——我当时八岁——把书包扔到了老师的头上，于是我在外面被打了；看吧，我做的都是这样的事，而不是……我没有身陷谎言和欺骗的泥潭里，我没有。而这些会指向哪里，当然是指向文学！是的！

LP：您和母亲的关系有时还是很紧张？

MD：噢，她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她打我，是的，她打我。这有过一段时间，可所有这些，这些……发生在不同的阶段，那时是在印度支那。然后在法国她又开始打我，是的，再一次。是我哥哥让她干的。我哥哥递给她一根扫帚柄，太可怕了！那根扫帚柄，她往我的背上敲！噢，都是一些纯朴的人，北方的农民……而我的父亲，他父亲是洛特河畔维尔纳夫（Villeneuve-sur-Lot）的一名鞋匠。我呀，我可不是让·端木松^[1]！（笑）我有点像密特朗，他父亲是铁路工人……

有一点很有意思，我也是今晚才发现我的每本书都有海边的情节！每一本都是！《堤坝》《琴声如诉》……甚至是《平静的生活》，也有一段海边的情节！这点很有意思。而那三本，最近的三本，那三本的背景在海边。不，《情人》没有……它的背景在河上。离入海口不远，不过说到底……就跟基耶伯夫一样。这是最后一班渡船。《死亡的疾病》发生在……是的，每本书都有海边。是的。

LP：您以前从未发现过这一点，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MD：没有。我是否有本书的背景在巴黎？《水手》中有一段，是吗？我觉得有。她年轻的时候不是在巴黎遇见了他，那个直布罗陀的水手？

LP：《情人》中有河流……

MD：河流，是的，接着……还有天空，最后连成一片，一片——怎么说呢，广阔的空间？我想法语是这么说——空间如此广阔，有点像是大海。稻田像大海一样，一望无际，波澜起伏。在船上也一样……我看到了它们，那些书，每一本都在我眼前浮现。我看到了它们的背景……我可以制成明信片：《塔尔奎尼亚的小马》的中心，靠近码头；不远处是基耶伯夫。

还有《80年夏》，是我写的一本重要的书。是最重要的几本之一。书中有大海，所以我……是的……都是一些短篇。您知道我念叨了很久，现在可能还要不时强调一下，我写过的最美的文本是《大西洋人》？这也是最美的书名。不过《埃米莉·L》中已经有了《大西洋人》的影子。这甚至是其中，或许是最重要的部分。

一本书从来不会像预想的那样到来。我从不揣测我书里的内容。当我落笔的时候我不知道会写出什么，于是……过后，如果我不嫌麻烦地找寻书里情节的出处，我也许可以找到。可我从来不为此大费周折，因为我压根不知道它们从何而来。也许《直布罗陀水手》是例外。它源自海明威的一本书《非洲的青山》（Les Vertes Collines d'Afrique，以下有时简称《青山》）。我是在狂热地阅读《青山》的过程中写下了安娜的故事。她的名字是安娜。我很喜欢他们在卡车的噪声中亲吻，在丹吉尔（Tanger），那些卡车……它们穿过街道，街上到处是满载废铁的卡车。在破铜烂铁的撞击声中他对她说他爱她，我记得这个情节。写的时候我还乐在其中。格诺气坏了！他本来希望我继续写一些——我不知道如何形容——类似《堤坝》的作品。这很奇怪，呃？他从未向我正儿八经解释过他的理由；总之，他始终没有说服我。因为我已经出版了这本书。他对我说：“在《堤坝》之后出版这本书不会让您感到惭愧吗？”那是在双叟咖啡馆（Deux Magots）^[2]，他约我见面。我说：“一点儿也不！”这是——如果，我还能想起来什么的话——借鉴虚构的手法。他更喜欢我在《堤坝》中所用的借鉴现实的手法，我想事实就是这样。“您不感到惭愧”，他这句话的意思是我应该“在堤坝中耕耘”。他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惊呆了！就好像我出了什么事。或许也是，突然间，我的过于自信。

《卡车》中的这个女人，这个带着空空的旅行袋——我猜旅行袋是空的——沿着海岸拦车的女人，她身处世界的中心。无需工作，免除了一切义务。她也来自一所疯人院，她四处旅行。可她身处世界的中心，而我，对这个女人，我叫她超市中的圣母。在普莱吉尔（Plaisir）和克拉耶（Les Clayes）之间，欧尚超市（Auchan）的一角。这是葡萄牙和黑非洲的几处圣地。当我穿越这一地区，我同样感到我占据了那里，它属于我。可人们总是对我说，这个四处旅行、叫停卡车的娇小女人，就是你。人们见过我这个样子，他们依然这么认为。这让我很得意；我为电影所做的一切，这是其中的一份回报，也许是最接近我本人的一份回报。

超市中的圣母，就是我，是的……除了欧尚超市，我也可以是其他超市的圣母；总之，总之我是超市中的圣母。（笑）也是高速公路的圣母；是旅途中的圣母。

很奇怪，《卡车》，它不会过时；这部片子永葆鲜活。而且我没有一个词要删去，即便是那些政治标语，现在人们仍在引用，仍在书写，打招呼的时候人们对我说：“让世界走向毁灭，这是唯一的政治。”我仍然全心全意地相信这一点。走向世界的毁灭，出走，就像这个超市中的女人一样……她走向人群。就是走向本质。走向事情发生的地方，一切上演的舞台。

LP：变得自由，是什么意思？

MD：就是成为我自己。我有名气，他们对我无计可施。因为我写作。我太有名了，他们不能把我关起来。我想过离开法国。我经常想。离开这里。去做另一件事，也许是同样的事，但……我不习惯这里。也许我从来没有完全适应这个国家。

我浪费更多的时间。这让我很高兴。我不再有时间概念，常常夜里看电视……有些事已经起头，等着我去做。

LP：您这样安排时间是最近的事？

MD：不，以前也有过。我浪费了很多时间和男人在一起。当然了，还要算上那些故事。我把时间浪费在书上，我在书上也找回了很多时光……不过那也是我付出的光阴。

1988年7月，“作品之外”，节目由吕丝·佩罗主持，居伊·洛佩（Guy Lopez）导演，法国1台，1988年2月

【注释】

[1]让·端木松（Jean d'Ormesson，1925— ），法国著名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著有《帝国的荣誉》《夏多布里昂传》。——译注

[2]坐落于塞纳河左岸拉丁区的圣日耳曼大道，曾经是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的大本营及存在主义作家的聚会地点。——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