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的篇章

她的丈夫被关进集中营，她描写她的等待和丈夫的回归。她所在的抵抗组织的领袖名叫密特朗。玛格丽特·杜拉斯出版了《痛苦》：对战争时期隐秘而大胆的记录。

长久以来她对每个问题都保持沉默，陷入了某种缄默的怪圈。人们猜测她周围有一道深渊，又或者她撞上一堵墙然后逃开了：“我不知道，我没有办法。”《痛苦》中的几篇文章既没有增加内容，也没有真正标明日期。是的，它们是以前写的，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可是在哪儿，又是怎么写的？为什么把它们弃之一旁？就像这本书的前言里提到的，这种“思想和情感的紊乱现象”是沉默和遗忘造成的。这些“我不知如何定义的东西”的开篇，是某种关于等待的日记，写于四十年前一位名叫罗贝尔·L^[1]的丈夫从集中营回来的时候。除了这篇日记，书中还有三篇对抵抗组织和解放运动的描写以及两篇小说。这六篇文章像《夜与雾》（Nuit et Brouillard）一样，笼罩着不可名状的阴霾。

作者只能在斜体的简介中，简单地标注上时间。从而与那个几近疯癫的女人也就是曾经的自己拉开距离。这里“是一个真实到细节的故事”，那里“是编造的”，这里“是我。折磨告密者的人，是我”。类似舞台说明的文字。时间：战争末期。地点：一间公寓，和今天一样；奥赛火车站，从集中营开出的火车会停在这里；黎塞留街小组的据点；圣乔治大街上有盖世太保光顾的一家餐厅。人物：抵抗分子，通敌分子，朋友D^[2]，第一批集中营的幸存者，丈夫罗贝尔·L，抵抗组织的领袖弗朗索瓦·密特朗化名莫尔朗，在奥赛火车站的妓女们，义务劳动部^[3]（STO）的志愿者，保安队员，盖世太保，门房。当时的群众。几样物品：一部电话机，盖世太保的金手铐和银质公文包，格鲁耶尔干酪，为丈夫归来准备的水果蛋糕，手中折断的荨麻。它们让叙事有一个共同的指向，避免思绪彻底变得疯狂。那就是，痛苦。怎样的痛苦？打开书的人沉浸其中却并不想感同身受。没有一个字眼可以贴切地概括我所经历的一切，除了“这个”，作家杜拉斯处于隐退状态时不经意间找到的字眼，在她本人把它叫做“写作”之前。不同于只在书的最后几个虚构故事中才“抽身”的“文学”。当词汇匮乏时，气息显得短促，时间变得稍纵即逝。“不再叫做思考这个，一切悬而未决”，“句子之间不再连贯”，“看看你，”她的朋友D对她说，“你什么也不像了。”这些从黑夜中涌现的篇章非同寻常，它们的力量恰好在于这种虚空。写作类似于这个“用剃刀切断其余世界”的女人：袒露的、简短的、紧绷的。向痛苦屈服，这是一种“无法承受”的状态。所以没有停顿，为一种狂热的情绪左右，朴素地向前，最大限度地贴近所经历的一切。唯一的规则是向前，一直往前。朝向我不知道的某个字眼：或许是死亡，每一篇都有这个字眼，也可能是尖叫。又或者是断绝的其中一种关系，使得这个女人像作家一样难以预料。“出来了。”她说的是眼泪和痛苦，也可以形容写过的内容，用和《人类》（L'Espèce humaine）一样非常质朴的写法，这本书是罗贝尔·L从集中营回来后写的。“这个”，就是某种不在文学创作计划内的东西，只是要说出来，很快地说出来，说完了就再也不谈了。直到《情人》，打破了某些禁忌，开辟出向真实的故事回归的路径，终结了另一种缄默。准许人们把内心的隐秘和盘托出。“好好阅读吧，”书里语重心长地写道，“这些是神圣的篇章。”

玛利亚娜·阿尔方（Marianne Alphant，以下简称MA）如何解释《痛苦》这本书中的“遗忘”？

MD：我一直觉得这是某个人归来的故事。这类书人们已经出版了不少。没有必要再加上一篇叙述。

MA：是什么让这个文本重见天日？

MD：有多重因素。我害怕我死的时候它遗失了，不见了。还有就是我想透露一点和罗贝尔·L有关的内容。从人们对他抱有的感情来猜测他是怎样的人。

MA：促使你写作《痛苦》的原因是“它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经历之一”？

MD：那些年发生的事，对我而言，那十年的经历，就是认识了罗贝尔·L。我没有刻意去酝酿文字：它们都是信手拈来，随后就可以写下来。后来，您知道，我并没有写。我为出版所做的主要工作是删节，比如说某些和宗教、上帝有关的内容。1945年春，全世界发现德国杀害了一千一百万人，而且从1933年到1945年，整整十几年的时间里全世界对这一罪行一无所知。突然间，我们看到了浮尸遍野。报纸上几乎不再刊登文章。上面都是黑白照片。人们不知道该指责谁。许多人叫嚷着反对上帝。包括我。

MA：这些文章是什么时候写的？

MD：依我看，我是在去战俘接待站的时候开始写《痛苦》的。我想不出还有别的时候。我记得我当时跟D嘀咕：等罗贝尔·L回来应该给他拍张照片。很快就证明太晚了。我重新发掘这些文章也有这方面的考虑，担心很快这一切会太晚了，我将不再记得它们，或者还没有重读它们就死了。

MA：那么皮埃尔·拉比耶^[4]的故事呢？

MD：战争结束十年后我曾几度尝试把它写下来。最终都放弃了。大脑始终一片空白。我写了不少片段，几乎是全部。没有写出来的是日常生活。那段日子不在其中。一段黯淡的时光。那个人本身也是阴郁的，他是个刽子手。密特朗多次要求我把这个故事记录下来。我们是怎么坚持下来的。有一个像这样的人可以依靠真是太好了。后来，这个故事写出来了。

MA：如何理解您用“神圣的”一词来概括“首府的阿尔贝”（Albert des Capitales）和“保安队员泰尔”（Ter le milicien）？

MD：对我来说，我在《首府的阿尔贝^[5]》中讲述的那一幕发生当天战争就结束了。它结束了。后来还有从集中营返回的事件，但是杀戮的渴望已经终止了。在《首府的阿尔贝》中我处于一种难以名状的情绪，一种恐怖之中。我深陷其中，为其驱使。我委身于这种恐怖。我要告诉你一些事。我当时想去孚日山脉看望小格里高利（Grégory）^[6]的家人。可是随后那位父亲杀了贝尔纳·拉罗什（Bernard Laroche），于是我没有成行。我之所以想去是我以为，因为有人这么说，很可能是那位母亲杀了自己的孩子。我想把这件事写在日记里：如果她真的杀了自己的孩子，那么命运再一次向她关上了大门。她的命运如此不同寻常，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有权评判它。任何评论都是不可能的。她无需向任何人交代。她平生第一次发现自己无需辩解，她意识到她第一次为上帝服务，而上帝让她犯下的这桩罪过是如此骇人听闻，无论如何都只能由她本人完成，正是这一点让她逃脱了人类的审判。因此，她在有些人（比如黎塞留街地下室里的我）眼中成为神圣的化身。

1985年4月17日，玛利亚娜·阿尔方，《4月：夜与杜拉斯》，《解放报》

【注释】

[1]罗贝尔·昂泰尔姆在《痛苦》中的名字。

[2]迪奥尼斯·马斯科洛，杜拉斯未来的伴侣和她儿子的父亲。

[3]Le service du travail obligatoire，1943年，法国德占区通过“义务劳动制”，将七十五万法国工人强制送往德国服苦役。——译注

[4]皮埃尔·拉比耶（Pierre Rabier），真名夏尔·戴尔瓦（Charles Delval），是玛格丽特·杜拉斯在她丈夫被囚期间经常去找的一位盖世太保。她与这个男人维持着一种暧昧关系，直到他被解放组织逮捕，1945年1月在弗雷讷监狱被处决。在《痛苦》的六篇文章中，第二篇描述了这段关系。

[5]文中出现了一个名叫泰雷兹的人物，杜拉斯在前言中提到她时写道“是（她）”折磨了一位与盖世太保合作的“告密者”。

[6]格里高利谋杀案是法国犯罪史上最大的悬案之一，凶手至今未明。1984年10月，四岁的小格里高利的尸体在沃格涅河被发现，四肢被绑。贝尔纳·拉罗什是谋杀案的首名犯罪嫌疑人，释放后被男孩的父亲开枪打死。男孩的母亲克里斯蒂娜·维尔曼（Christine Villeman）也被指控杀婴罪，后重获自由。1985年7月，《解放报》发表了杜拉斯的文章“绝妙的，必然绝妙的克里斯蒂娜·V.”，引发巨大争议。——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