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想装聪明谁就完蛋

皮埃尔·阿苏里（Pierre Assouline，以下简称PA）：您怎样看待《情人》引起的反响？

MD：我想我保持了相对客观的态度。《情人》是阅读史的一个里程碑。它的销量已经超过了四十五万册，这还只是十二月初……我可以想见读者的狂热，就好像这些年他们欠缺的不是通俗易懂的文学，而是值得一读的文学。只有作者不去刻意关注才会产生这样的现象，《情人》就是如此。我还担心这本书不如以前的书卖得好，因为大部分内容都是写过的。结果，它们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读者——忠实读者，无条件支持的读者——认出了书中的所有人物：我的母亲，我的哥哥，我的情人，我本人，还有我描写的那些地名，从暹罗的大山一直到卡提拿街……只有两个人物玛丽-克洛德·卡彭特和贝蒂·费尔南代斯除外。为什么写这两个女人？这是读者普遍的疑虑。我怕对内容的熟知会让读者厌烦，没想到反而是这份未知让我受到了指责。

PA：那些评论文章呢，您怎么看？

MD：我读了波罗-德尔贝什（Poirot-Delpech）、里纳尔迪（Rinaldi）和鲁瓦（Claude Roy）^[1]的文章……我的反应和平常一样。

PA：还有呢？

MD：《情人》的成功很正常。我重读了这本书。事实上，各种身份、各个阶层的人都可以读它。要知道这不是一本随便翻翻或一目十行而是需要一字字一句句去阅读的书，那么，这个数字所代表的庞大的阅读量怎么能不让人惊骇！

PA：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情人》的故事。您的是什么？

MD：我现在没有，以后也不会有。这本书已经离我而去。它脱离了我的掌控，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它是我所有书里意见分歧最大的一本。只有一句话跟全书的叙述风格不搭，在第14—15页：“我生命的历史并不存在”……这是我唯一一次道出了对我来说写作是什么：“写作什么也不是。”所有书都在这儿。令人惊讶的是，我收到了获奖的信函。

PA：作为玛格丽特·杜拉斯，获得1984年的龚古尔文学奖对您有意义吗？

MD：过去，他们没少把奖颁给他们心仪的对象。不过对《情人》来说毫无意义。这本书已经有了足够的分量，不需要为奖项所累。它完全可以靠自己。至于雷诺多（Renaudot）文学奖，我很高兴安妮·埃尔诺^[2]得到了它。我认为《位置》（La Place）是一本美妙的书。我很遗憾去年布丽吉特·法夫雷斯（Brigitte Favresse）的《巴黎-沙滩》（Parisplage，伽利玛出版社）没有得到任何奖项。这是一本令人赞叹的书。没有获奖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PA：《情人》的成功令您的生活发生了改变？

MD：是的：害怕每天都要花时间拒绝别人，不论是打电话还是回信；最后这占用了我的大部分时间。让我有些焦虑。不过我的书没有受到任何影响。龚古尔奖始终是外部因素。当我重读这本书后，我知道它是经得起考验的。

PA：您为什么离开伽利玛去了午夜出版社？他们对您不够好吗？

MD：伽利玛对我不闻不问。我在《〈娜塔莉·格朗热〉附〈恒河女子〉》（1973年）出版后离开了他们。这本书十月上市。到了来年三月，伽利玛出版社还没有人读过它……

PA：您会改编《情人》吗？

MD：不会有戏剧或电影版，就像《劳儿之劫》一样。

PA：您现在在读什么书？

MD：我刚刚重读了卢梭的《忏悔录》。我无法舍弃古典文学。这五六年读下来，仿佛只有在古典作品中才能发现阅读的真味。当代作品我读得很少。现在已经不读了。

PA：当您受邀参加《猛浪谭》节目，虽然您曾几次提出想在自己家中录制，但未果。为什么？

MD：上电视直面三百万观众有点类似自杀行为。毕沃坚持不让节目在我家录制。由于我在生活中承受了不少风险，从政治介入到酗酒，他一定要在现场直播中采访我。自从上了《猛浪谭》，我每天都会收到电视台的邀约。我统统拒绝了。不是因为我已经接受过一次……我可不想开启我的电视生涯！

PA：您是一个晦涩难懂的作家吗？

MD：《劳儿之劫》《副领事》和《爱》都是非常晦涩的作品。可它们也卖得很好。所以晦涩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可以克服并且不影响阅读，另一种则相反。正是这种晦涩难懂的属性使得一些书畅销而另一些书乏人问津。

PA：在您眼里谁是“晦涩难懂的作家”？

MD：布朗肖和巴塔耶都是，不过没有大家说的那样晦涩。并且他们的读者越来越多。当一本书的内容中有了刻意模仿的痕迹，读者就会放弃再读它。谁想装聪明谁就完蛋。靠引经据典写作是很可怕的……有些作者，比如索莱尔斯，想成功想疯了。他们的结果就是欲速而不达。

PA：您怎么看待您收到的信件？

MD：这是一种狂热。通常，他们并不期待收到回复。这种狂热只需发泄出来。最敏锐、最深刻的评论往往藏在这些信件中。从第一封到最后一封令人眼花缭乱。它们让我相信一件可怕的事：写信的人不一定就是应该写信的人。应该写信的人不知道他们可以写信。给我写信的人里有男人也有女人，还有不少年轻人。

PA：重读《情人》您是否有遗憾的地方？

MD：没有，除了结尾。最后十行写到的那通电话。它和其他内容一样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为什么要把它藏起来？它让故事有了结局。而我写的书一直是开放式的。而在这里，离开把全书合上了……

1985年1月，皮埃尔·阿苏里，《读书》（Lire）

【注释】

[1]贝特朗·波罗-德尔贝什，《不听我们说的那些人可要注意了》，《书界》；安吉罗·里纳尔迪，《快报》；克洛德·鲁瓦，《与语言密不可分的杜拉斯》，《新观察家》。三篇文章均发表于1984年8月31日。

[2]安妮·埃尔诺（Annie Ernaux，1940— ），法国当代著名女作家，代表作品为自传体小说《位置》《一个女人》。——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