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所未有的轰动
贝尔纳·毕沃（Bernard Pivot，以下简称BP）：大家晚上好。电影方面，有《广岛之恋》《印度之歌》；戏剧方面，有《塞纳-瓦兹的高架桥》《萨瓦纳湾》；小说方面，有《抵挡太平洋的堤坝》《琴声如诉》《劳儿之劫》《副领事》——在她丰富多样的作品中，以上几部令玛格丽特·杜拉斯名声大噪。这位作家特立独行，带有神秘色彩，难以归类——有些人图省事将她勉强归入现代派麾下——她的新作《情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轰动。这足以证明玛格丽特·杜拉斯依然懂得带给我们惊喜，她今晚参加“猛浪谭”的直播又是一个惊喜。玛格丽特·杜拉斯！
我很清楚，玛格丽特·杜拉斯，您有过大大小小的成功，我在开场之前也列举过，但这次是大获成功！四周售出十万册，太神奇了！您那异常灵敏的直觉是否料到有这样的成功？
MD：不，完全没有。恰恰相反。《死亡的疾病》获得成功后，这本书让我感到害怕。不过要知道，这害怕是相对的。我怕自己达不到人们的预期。就是这样。
BP：放眼评论界……好评如潮……
MD：啊，还是有人说坏话的。
BP：真的？啊，的确有一位！
MD：是的。我的编辑告诉我了。有人说：“我不理解一名编辑怎能放过这样的语法错误！”（笑）
BP：好吧……言归正传，谈谈风格。评论家们近几年的确对您有些苛刻，然后一夜之间，他们重新发现了您，把您捧上了天！这让您高兴吗？
MD：也有些不安。有点尴尬。要知道，已经十年了……我四周的静默持续了十年……的确有些难熬。我没办法摊开报纸……有点难受。自尊心在作祟。后果就是逃避。一本书出版的时候总是很难熬的时候。有点……
BP：过犹不及，或许……
MD：评论界习惯认为一本书多少都是有罪的。您也赞成吧。
BP：的确如此，是的，对作者而言，不过……有个传闻传遍了巴黎：龚古尔奖委员会的某些委员可能会问：“为什么不颁给她龚古尔奖？”我浏览了一下统计资料：1950年，当您出版了那部杰作，对我来说是杰作，它的名字叫《抵挡太平洋的堤坝》，您与奖项失之交臂；龚古尔奖委员会……选择了别的作品——那是1950年，和今天的评委完全不是一拨人——因为他们把奖颁给了保罗·科林[1]的《野蛮游戏》（Les Jeux sauvages），《抵挡太平洋的堤坝》落选了。他们应该会后悔！
MD：他们当初不愿意！他们不想把奖颁给《堤坝》。因为我是左派，当时还是共产主义分子，说白了我当时是共产党员。《堤坝》对我的家庭和我母亲来说变得十分可怕；我也因此受到了惩罚，在我每次谈起它、写到它的时候。
BP：让我们回到《情人》。我们置身于两次大战之间的西贡，时间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您十五岁半，站在横渡湄公河的船上。您的打扮有些怪异，毕竟，您不想……您是怎么打扮的？给我们讲讲吧。
MD：我戴了一顶男式帽子。一顶毡帽。
BP：“一顶玫瑰木色的毡帽，上面围着一条很宽的黑色饰带。”脚上呢？
MD：是的，我有那顶帽子。我真的有！脚上穿着缀有金丝的皮鞋。是为跳舞准备的。
BP：所以在渡轮上，您应该……人们一定会注意您！放在今天可能就不大显眼，因为这种打扮在年轻女孩中间很流行。
MD：是这样。
BP：今天可能不显眼，可当时却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而且有人从一辆黑色的“利穆辛”大轿车里看到了您，你们的视线交会了。那么是否可以说那一刻交换的眼神将改变您的一生？
MD：是的。这本书原来叫《绝对的形象》。这本书，注意，是人家要求我写的。那张照片并没有拍下。那一刻，在渡轮上。只能看到一个男人，一辆黑色轿车，一个少女，还有当地人乘坐的客车，然而——一切从这里开始。河流已然穿过。
BP：谁在黑色轿车里？那可是一辆莫里斯-莱昂·博莱。
MD：是的；不过这种车，我再也没见过了。
BP：是啊，不对，不管怎么说，它们早就进了博物馆。
MD：我想如果是前后座的话，在车里大概离得这么远（她指了指自己和毕沃之间的距离，两人对坐于桌边）。真够远的！
BP：那么是谁在看您？
MD：一个中国男子。非常有钱。
BP：可您当时并不知道他有钱，对吗？
MD：不，我看到轿车还有司机就知道了。我了解这种事。
BP：他比您大十二岁。
MD：我十五，他二十七，的确如此。
BP：您知道，大家都觉得您知道他将成为您的情人，您的第一个爱人。很快就会成真。
MD：就是说……后来我知道自己不讨厌他。在渡轮上。不过当时我并没有想法，除了对他满身奢侈的派头表示吃惊。我有点惊讶……当然，也有点被吸引。
BP：您写道：“我十五岁时就有了一张耽于逸乐的脸，尽管我还不懂什么是逸乐。这张脸看起来十分触目。恐怕妈妈早就看出来了，我的两个哥哥也看得出来。对我来说，一切就是这样，从我这张醒目的、疲乏不堪的面庞和这双过早带有黑圈的眼睛开始的。”
MD：fait这个词被换成了experiment。（微笑）
BP：人们有种感觉，也是我读这本书时的感觉，您自打第一眼，与中国男人交换了眼神，您就知道他会带给您逸乐，知道您会和他一起领略欢愉和逸乐。
MD：仔细回想的话，这话我在书里说过，在某一特定的时刻。我说过，即便在渡轮上他已让我感到愉悦。可我没法说清楚，像您说得这样，说我当时就知道这些。不，我和他一起上岸，走入大家的视线。我必须要从众人的目光中走过。可这并没有让我不悦，反而让我心里满满的有一种欢喜；还有一种忧愁。因为说到底是我母亲的错。不过我还是高兴；高兴自己像别人一样。
BP：他身上有什么吸引您？
MD：他的钱。他的温柔。还有一点很奇怪，就是——我是克里奥尔人，您知道，我在那边出生。他跟我也能扯上点老乡的关系。这也有点忤逆我的母亲。总之，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BP：很快，您去了他的公寓……
MD：很快，是的，非常快。
BP：在那儿他爱上了您，为您而疯狂。
MD：是的。这很正常，一个这样的小女孩……那么娇小，那么……
BP：可您不爱他。
MD：（笑）我不知道。我不能这么说。
BP：那是什么，你们之间除了欢愉还有什么？
MD：您知道，当事情没有说出口，我对这些话讳莫如深的时候；它们已经清晰地印入我的脑海，在我后来乘坐邮轮去往法国的途中。您还记得吗？一个年轻人投水自杀，当时是半夜，救生船来得太晚，人已经咽了气；这个年轻人的遗体令我意识到我曾经爱过他。与年轻人的遗体告别令我意识到这显而易见的事实。我或许爱过他。
BP：上他的车去往他的公寓时，您知道你们当时会制造出一起双重丑闻；一边是您的丑闻，另一边是他的。
MD：他的丑闻，您的意思是，累及他的家族名誉？
BP：是的。
MD：我没想过这些。我不觉得羞耻，之所以我用了这个词，是因为那是我母亲说的……是的，我没想过。我觉得应该去找他。我和两个在这方面懂得远远比我多的小伙子生活在一起，我想要赶上我的哥哥们。
BP：可您还是做得很出格！因为您只有十五岁半，尚未成年……
MD：就当时而言，是的。
BP：……您还成了一个中国人的情妇！可真是双重打击！
MD：（神情疑惑）：是吧……
BP：您的家人对此难以接受。
MD：您是说“情妇”？是的，我不知道……
BP：好吧，是“情人”……对应的另一方就是情妇！
MD：是的，一开始是这样。对，首先是欢愉。那感觉实在……太强烈了。可以延续一生……（笑）
BP：然后您还提到，真不可思议，他请您的家人吃饭。
MD：是的，是这样。
BP：没人和他说一句话！尤其是您母亲，您的两个哥哥，他们完全无视他，一句话也没说！这种场景太可怕了！
MD：噢，他们在吃！他们没空理会别的。每个人的胃口都很大。他们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东西，没有吃过那么贵的。我已经开始习惯了，因为我总是和他一起出去，可我的两个哥哥，真的是狼吞虎咽地吃下每一口。然后气氛有所缓和，他们……他们表现得极为粗暴。我妈妈，她没管教过她的孩子。我们人前人后一个样，总之，我们是放养的。这一点，我的哥哥们和我都有责任。我们像一群骄傲的动物。凶猛。是的，说实话，我最常想到的就是“野蛮”这个词。所以他们在他面前根本不必客气，他们也是这么做的。可这还没有完，他是黄种人，还是中国人，而我们是白种人。
BP：您当时上的是寄宿学校——不过您想去的时候才会去，真是不可思议……
MD：的确！
BP：您藐视纪律，可大家还是知道了，于是您被隔离，因为除了旷课还有中国人来找你……
MD：不是在寄宿学校，那里都是穷人和混血儿。他们没什么好隔离的。
BP：不对，游泳池里就有！
MD：不不，那是在高中。上高中时，大家都不跟我说话。
BP：您的个性得有多要强才能承受这一切！
MD：噢要知道……想想我的母亲所经历的一切，还有童年那些可怕的回忆，这根本不算什么！西贡的有钱人告诫他们的女儿：“不许和她讲话，和那个女孩，因为她和中国人上床。”好吧……
BP：您母亲，来谈谈她吧。我们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看到了她的形象，而且她主导了全书。她当时是小学老师？
MD：她在法国教过小学，随后她加入了殖民大军，可以这么说——投身公共教育。她当过小学老师，是的，终其一生，都在当地的小学执教。因此我们几乎一直在丛林里生活，度过了整个童年。
BP：那她为什么要离开学校转而买下租让地？
MD：她没有离开学校，仍旧在那儿教书。因为生活还是很艰难，她有三个孩子，可她挣的工资太少了。她想为了我们成为有钱人。当时法国政府正在出售柬埔寨南部的土地，位于暹罗和象山山脉之间，那里有人们称为……叫什么来着，那些出产橡浆和橡胶的大种植园？……殖民地那里有一种叫法……
BP：不是叫租让地吗？
MD：我们的叫租让地，可那些红色的种植园……我会想起来的。她买了一块地种水稻；而且她的确，是的，她向地籍管理部门提出了申请——当时还没有诸如银行贷款之类的东西，她毫无经验——她投入了二十年的积蓄，那些人看到她进来：她来自丛林，丈夫去世，要养三个孩子，在当地的小学执教，这些意味着她处于白人社会的最底层。于是他们面带微笑，轻而易举地给了她一块完全贫瘠后来又被海水淹没的土地。事情就是这样。
BP：这就是《抵挡太平洋的堤坝》的全部内容，并且因为她要抗争，她不想让海水，让来自中国的海水，淹没她的土地，她找人筑起了堤坝，唉，堤坝最终坍塌了，因为它们被虫子啃烂了，我不知道具体是哪种虫子……
MD：是螃蟹，不过也有潮水的侵蚀！
BP：所以她被骗了……您曾经说过她疯了。您说：“她的疯狂与生俱来，流淌在她的血液里。”
MD：是的。我就是这么想的。要知道，我无法具体告诉您她的问题出在哪里。也许是因为买了那块地让她发疯；这种天真也证明了她的疯狂。总之，她开始疯疯癫癫，是的，当她回到卢瓦尔居住，直到生命尽头，她都在发疯。
BP：后来您提到，我想是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您提到她在一间影院里弹了十年钢琴。
MD：是的，这不是真的。她弹钢琴，但是……
BP：好吧，原来是杜撰的！
MD：是的，其实是我认识的另一个女人。
BP：唉，因为我心想：她在影院里弹了十年钢琴，那么她从没看过电影，因为放电影的时候她在弹琴，我对自己说：瞧，玛格丽特·杜拉斯投身电影业，好让她妈妈看她拍的电影——这些就是我的想法，不过显然，是大错特错了。我们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看到的人物形象，是否对应的是您母亲：“再也不能怨恨她了。她曾经过度地热爱着生活，正是她那持续不懈、无可救药的希望使她变成了对希望本身完全绝望的人。这个希望已经使她精疲力竭，摧毁了她，使她陷入赤贫的境地，以至于这使她得以在此休息的睡眠，甚至死亡，似乎都无法再超越它。”这就是您母亲。
MD：是的。
BP：当她谴责那些欺骗她的官员，她用令人惊叹的五页信纸来辱骂他们，并且说：“我会永远诅咒你们，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MD：您知道，她没有听众，所以只能向我们倾诉这一切。那块租让地的事情成了我的催眠曲。我们听着这些长大，总是跑到《堤坝》中那块不可思议的土地上，有时趁着放假一待就是几个月。她和我们说话，她就是电影，我母亲。她没有弹奏音乐，她在表演电影。
BP：那么您的大哥哥呢？关于他……“一个家里的混混，一只翻箱倒柜的家鼠，一个赤手空拳的杀人犯……”
MD：的确如此。
BP：他是一个混混？
MD：是的。不过您也承认我美化了他们每个人。对吗？我想在《情人》中是这样。所有人都被美化了，包括我的哥哥。也许在这个意义上他才真正是我哥哥。当一切结束的时候。我想说，我对他不再恨之入骨。都结束了。可能就是从那以后。
BP：因为他死了？
MD：从这本书开始，从我自由地讲述他的所作所为开始。
BP：还有一个小哥哥，他在1942年去世了……
MD：是的。是这样，不过谈论这些对我来说很难。
BP：是的。以上种种，是怎样的家庭关系！爱恨完全交织在一起！
MD：就像别的家庭一样，不是吗？
BP：啊，在这点上不是！我认为像你们这样特别的家庭并不多！
MD：听着，当我见到一些沉浸在幸福中的孩子，他们轻松、礼貌、迷人……我心想有些东西已经被扭曲了。大概是某种天性。一条定律。物种遵循的定律。您注意到家长们总是说：“以后，你等着瞧……以后，你做这个……”为什么？意思就是童年是在驯养！我今天在一次专访中也提到了这点。是一种矫正行为！我就是这样长大的。只是我拥有一片乐土，还有一个母亲，集合了种种矛盾的意义：不幸、爱、不公、恐惧……
BP：如果您母亲换成别人，比如一个法国贵妇，您还会写作吗？
MD：（笑）您想知道我的想法？
BP：是的，当然了！
MD：我想会的。
BP：不管怎样都会写作？
MD：是的。这比我母亲给我的感受更强烈。这是唯一比她让我感受至深的东西。也许过去我对小哥哥的感受更强烈。因为毕竟，我认为他死于谋杀；他是被大哥杀死的。我摆脱不了这个想法。
BP：可您还是原谅了他？
MD：我原谅了他。但是我无法摆脱这种……这种因果关系。是他杀了小哥哥。
BP：我想到了阿尔伯特·科恩[2]的一本书，书名是《母亲之书》（Le Livre de ma mère），您也同样为母亲感到羞耻。
MD：是的。可以说满腹牢骚！她……（笑）胡乱打扮，不分场合。比如，我从未见她穿过得体的鞋子。她的鞋子总是坏的，裹着一堆棉布……不过每个孩子都会为母亲感到羞耻。当她穿着邋遢的时候，当她把头发梳紧的时候，当她……尤其在您所上的中学，同学的母亲有时会来，而且总是光彩照人。
BP：她乘B12过来，而旁边却有一辆带司机的“利穆辛”轿车在等您！我理解您当时的窘迫！
MD：的确！（笑）
BP：您觉得丢人，现在您还觉得丢人吗？
MD：不会了。那些没什么，只是一点羞耻的感觉，我骂过她，后来都了结了……
BP：那么您和那个中国男人的关系让她感到耻辱吗？
MD：她不知道。
BP：什么叫她不知道！可她和你们一起用餐！……
MD：是的，可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BP：我不相信。
MD：在她心中，有样东西比堤坝更重要，就是对白人种族的归属感。她是种族主义者，我们和所有殖民者一样，都是种族主义者。如果她发现自己的女儿和一个中国男人上床问题就太严重了。比堤坝倒塌还严重。我对您说的这些，唉，绝不是危言耸听。事情会很糟糕。她没发现！一直被蒙在鼓里！
BP：真是难以置信。
MD：我的大哥哥，我从来不敢告诉他！……他一直求我，六年后，七年后，求我告诉他一回！
BP：那您……
MD：我没有说。
BP：他到死也不知道。
MD：是的。
BP：您母亲也是？
MD：是的。小哥哥什么也不问；他从未要求什么。
BP：和那个中国男人的关系持续了多久，又是怎么结束的？
MD：持续了一年半。我离开了。回法国。
BP：坐船回的……
MD：坐邮轮，是的……
BP：那也是令人赞叹的一幕，就像您讲述的那样。不过有件事有点奇怪，就是你们定居法国后有人见到您母亲住在一幢带家具的别墅里——既然她已经穷困潦倒，人们不禁要问：她在法国怎么买得起一幢别墅？
MD：（笑）她重新开办了一所小学。“新法语学校”。她收的法国学生、混血学生和安南学生中，有些孩子家里很有钱，明白了？然后她又赚了一些钱。她用这笔钱买了两处房产。一处给我哥哥，一处给她自己。又把它们都卖了……总之是贴补哥哥。
BP：您哥哥，那个混混，他死了……就是您叫他混混的那个人，唉，我一时想不到别的称呼……
MD：是的，我这么叫他，是的……
BP：对对，一个混混！他是什么时候又是怎么死的？
MD：没过去多久，就在前几年。他被发现死在卧室里。
BP：您母亲呢？
MD：她去世很久了，具体时间我记不清。应该有二十多年了。
BP：不过对您母亲来说，大儿子才是她的牵挂？
MD：那是她的孩子。那是她的孩子。我不知道——我只有一个孩子——我不知道偏心是怎样产生的。因为通常来说，一个母亲，就是一个奇迹！她的首要义务就是同等地爱她的每个孩子。
BP：但她不是。
MD：就是。
BP：他们葬在一起？母亲和儿子？
MD：您猜对了，是的，他们俩合葬在一处。就像中国的恋人们那样！（微笑）
BP：现在我们来谈谈《情人》的风格。我要读一个片段，因为它打动了我，我觉得这段话好极了，因为它会让电视机前的观众了解何谓风格。这是一个爱情场景，写的是那个情人，他正看着你。“他瞧着她。甚至闭上双眼也仍然在瞧着她。……它并不调皮，而且机智灵巧，令人吃惊。”这种风格可以……它是经过精雕细琢还是恰恰相反，像这样自然而然，听从灵感的支配？
MD：这段话我写第一遍时就是这个样子。
BP：就是现在的样子？
MD：是的，不是全书都这样！有时一遍就定稿了。通常与他有关的内容，我不再改动。就是我描写情人的段落。我雕琢的是其他地方。
BP：因为他还在继续带给您灵感？
MD：是的！是的，他……可以说，这是种嵌套手法。他令我生命中的其他几段感情黯然失色。这很奇妙，我……或许是因为他不善言辞。不曾表白什么。的确，他身上有某种取之不竭的东西。无论是在情感，还是肉体方面，我都要这么说。肉体方面亦然。
BP：您到今天仍然记得肉体上的欢愉？
MD：是的。从写这本书开始我意识到当时我有多么渴望我的哥哥们。特别是小哥哥。准确地说，他身上有某种东西，同样属于小哥哥。因为对我们来说，作为黄种人他低于我们白种人。对他而言是种族问题。对我的小哥哥则是他显得……迟钝。发育缓慢。我们现在都用滞后一词，不是吗？他们在我心里重合了。我说的这些，可以理解吧？
BP：绝对可以。回到风格的问题。每个评论家都在琢磨：“天哪，太了不起了！这种风格是怎么形成的，它的魅力，它的吸引力从何而来？”就这一点……
MD：要知道，我认为原因在于我不去考虑它。
BP：您如何做到不考虑它？
MD：我不去想风格的问题。在书里，我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仿佛它们来到我面前一样。我做出动作，对，就是这样。仿佛它们在攻击我，让我头晕眼花。我不断冒出一些词。首先是一个个词，明白吗？就好像句子的长度由词语的位置标定的。接着，句子抓住这些词，笼络它们并且尽可能适应它们。不过我在这上面花的功夫比选择词语少得多。
BP：令人不解的是您会刻意重复……
MD：是的，我翻来覆去，反复地讲……
BP：……您排列词语的方式有些奇怪，可能会触怒那些对语言有洁癖的教授，这是明摆着的！
MD：是的！（笑）可这种不正确，我从《广岛之恋》就开始了！
BP：的确。这种略显怪异、特立独行的风格，正是它的魅力所在，这会让您得到……您可以用一种恰当、精准、快速的方式来写作。这一点令人惊叹。
MD：（微笑）不过在人们读到它之前，我不能完全肯定。我心想，用这种风格，我可能坚持不下去！我会想要几个句子，想要更加古典的造句方式。不过没有！……我的尝试成功了，像这样自成一体。您知道，我一直以来追求的流动的写作，在这本书中实现了。我说的流动的写作，几乎是一种随心所欲的创作，信马由缰，急于捕捉而不是吐露什么。我还要谈谈词语的波峰。这种顺着波峰移动的写作方式，速度更快，不容退却，因为下笔的瞬间会马上忘记一切，这是悲剧。有时很可怕。
BP：说到底您写这本书的时候，有一种紧迫感？
MD：是啊！紧张的是故事情节。
BP：不，还有风格！因为您说……
MD：可故事情节逼迫你把它们写出来。我是这样感觉的。
BP：您是怎么写的？和我说说，这是怎么一回事？
MD：我先写几页……有时那几页就留下来了。
BP：不过在您动笔之前要做什么？是在上午、下午还是晚土？……
MD：时间随意。有时，在接近结尾的时候……我完全被这本书霸占了……我觉得只有停下笔才会听到周围的声音。我甚至一天工作十个小时。
BP：我在一篇专访中读到如果您没有把床铺好就无法写作。是真的吗？
MD：是真的。不过自从接受了治疗，我现在没法铺床。有人帮我铺。很贴心。房间里有张未铺好的床，的确……
BP：会干扰……
MD：……是的。身后的东西也要井然有序。比如厨房里的碗碟。不过这不是个好习惯。
BP：应该把它们放好、洗干净然后再收好？
MD：是的，外面也要井井有条。
BP：您不用打字机，而是用笔写？
MD：我年轻时也用打字机。现在不用了，我不再打字了。
BP：这本书，也就是《情人》，您写了多久？
MD：三个月。
BP：在我们一会儿要谈到的《玛·杜》中，您对扬·安德烈亚说：“人们以为写作很简单，其实不然。你知道，它是地狱。”您这话说得，多少有点夸张了吧？……
MD：是的。不过这本除外。（她指了指《情人》。）
BP：以前是地狱？这本除外？
MD：是的。就像巴枯宁说的，幸福的诀窍在于写作的同时不用吃苦。不用吃太多苦。因为这本书带我走进了未知，我这么想，可是……我完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它比我还要强硬。是的，写作很难。（微笑）
BP：在一篇评论您的电影《印度之歌》的文章中，您说过这样一句话：“作家让人吃不消，让人难受。”我想听听您的解释。
MD：是让自己难受，还是让别人难受？……
BP：“让人难受，让人吃不消。”
MD：作为一名作家，是的……我们心不在焉。没有自己的生活。生活在别处。写作是个很奇怪的事儿。为什么要带着它，带着观察现实的另一重视角，为什么书写的路径始终与生活并驾齐驱？并且完全无法摆脱它？关于这些我说过很多。而且……我不清楚它是什么。写作，我不知道。
BP：您一直都不清楚？
MD：是的。可我说过很多关于写作的话，以为自己知道。有人反复追问，可我已经给出了线索！我透露了一些和写作有关的事情。可它到底是怎样运作的，我并不了解。我不知道，有些在我看来赫赫有名的人物那不叫写作。
BP：比如？
MD：萨特。
BP：萨特，怎么会？
MD：他那不叫写作。
BP：他那怎么会不算写作？
MD：对我来说，他那不算写作，他没有弄明白何为写作。
BP：哦，啦啦……
MD：他总是，如果一定要说的话……他总是关注细枝末节，关注那些不重要的东西。他从未触及真正的写作。萨特，他是个道学家。他总是从社会、从他所处的环境中汲取灵感。有政治的，也有文学的环境。可我不会说：他在写作。我甚至没有这么想过。我在《境况种种》（Situations）中读到一篇让我感兴趣的内容。他探讨了美国文学——除此之外，乏善可陈。
BP：您指的是《词语》[3]（Les Mots）？
MD：对，我读了这篇。是的。我可以说布朗肖那叫写作，巴塔耶那叫写作。
BP：是的。您什么时候知道您会成为一名作家？
MD：要知道，我所做的并非价值判断！有些人自以为在写作……还有些人真的在写作。可这样的人太少了。
BP：您什么时候知道自己会成为一名作家？我看到您母亲曾经鼓动您参加数学的教师资格会考！
MD：是的。
BP：当您告诉她：“不，我想写书，写小说……”那一刻……
MD：她很淡定，我的母亲，对此毫不在乎。她对我说：“你还是做点小生意更好。”她的确这么说，也是这么想的。这些事……很可笑。什么时候——我忘了，您刚才问我什么？
BP：我问您：您什么时候强烈地感觉到您在写作，觉得自己会成为一名作家？
MD：是格诺告诉我的。
BP：可格诺，您不是……
MD：没有人喜欢我的第一本书。
BP：我要说的不是这个，您当时在印度支那，您对您母亲说：“不不，我啊，我想写作！”
MD：啊对，就是我决定写作的时候！
BP：您当时十五岁，还是十四岁，我不知道……
MD：十二岁。
BP：十二岁！
MD：是的。
BP：我想了解这个！
MD：读书让我产生了写作的欲望。
BP：什么书？
MD：甚至是课本。
BP：但是……您的大哥哥……
MD：我们没有藏书，所以只有课本。
BP：您说“他是一只翻箱倒柜的家鼠”，我喜欢这个比喻。可是那些作家，还有您！您也是一只翻箱倒柜的家鼠。您忙个不停，那些床！……所有地方，五斗橱，每一个抽屉！您都不停地翻找！
MD：您把我跟别人弄混了吧。（微笑）
BP：怎么，我把您和谁弄混了，不，不会的！……
MD：您的确把我当成了别人。我没有翻找任何东西，一切都是想象的！
BP：怎么会都是想象的……
MD：因为是虚构作品，我的创作，我写的书！
BP：不，不……一切都源于……
MD：那是我第一次写作……
BP：是的——一切都有迹可循！这个故事以不同的面貌出现在您的每本书里。
MD：我感兴趣的正是这一点，您仔细想想！为什么我要在那里找寻？我八岁的时候认识了安娜-玛丽·斯特雷特。为什么我要为了拍《印度之歌》而去找寻那个女人？太奇怪了！它让我产生这样的想法：我要写写那段日子。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这一切，都来自虚构！《琴声如诉》中的人物，我一个也不认识……甚至《80年夏》也是虚构的。
BP：既然您谁都不认识，有没有人从您的书中认出了自己？有没有人跑来告诉您：“啊对，这就是我”？
MD：劳儿·V·斯泰因？
BP：安娜-玛丽·斯特雷特，劳儿·V·斯泰因，或者其他人？副领事？
MD：副领事，还有很多人，是的，很多人。关于这个我想告诉您一些事情，可我不记得了。
BP：再来谈谈《情人》。
MD：我在书里抄袭了自己！有关女乞丐的内容，都是写过的。
BP：是的！
MD：基本上，基本上都写过。
BP：可那些人物在您的每本书里都会出现！
MD：是的！
BP：不论是女乞丐，还是副领事，熟悉您作品的读者都会认出他们的不同面貌。《情人》的开头用两页纸描写了您的面容。这很有意思，因为观众可以看到你的脸。您说您的脸在十八岁时发生了剧变。您的脸在您遇见那个中国男人、遇见您的情人时是一个样子，然后到了十八岁你说：不，我的脸，它变了。它变成现在的样子。
MD：是的，不是在十八岁，不过……是的，我在十六到十八岁之间变化很大。看看我的这些照片，在一本名叫《玛格丽特·杜拉斯的领地》（Les Lieux）的书里。
BP：是的，有人给我看了……
MD：对，不过……您看到了吗，那张有黑眼圈的脸？
BP：是的。黑眼圈。您说这张脸，现在您用“备受摧残”来形容它，您对自己也够无情了，因为您说：“现在我有一副面容衰老、布满枯深皱纹的面孔。可它却不像某些容貌清秀的面孔那样骤然沉陷下去，它依旧保留着原来的轮廓，只不过质地被毁坏了。我有一张被毁坏的脸。”
MD：我喜欢这句：“我有一张被毁坏的脸。”
BP：是的。您认为您的脸被毁坏了吗？
MD：是的。不，因为它……总之……我脸上的皮肤毁了。可以看得很清楚。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写这一句。
BP：或许是因为您当时刚刚结束戒酒治疗？而且紧接着，您提到了酒精。
MD：在演播大厅里和我说话的那个人，是普雷维尔[4]的兄弟。
BP：他对您说……
MD：“我更喜欢您现在的样子。”
BP：我要朗读这段话：“我始终认识您。大家都说您年轻的时候很美。而我是来告诉您，在我看来，您现在比年轻的时候更美。比起从前那张少女的脸孔，我更爱您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他在演播大厅里对您说了这些。
MD：是的。
BP：有什么……您当时有什么反应？
MD：他好像没有说“备受摧残的”……噢我很高兴！我觉得他……特别是想到他说的这些。他从斜对面走来，径直走到我面前说了这番话。我觉得他说得好极了。
BP：好吧，您亲口说过，这张脸被酒精毁掉了。
MD：不只是酒精。
BP：不只酒精，简单地说是生活。
MD：还有和情人在一起！
BP：或许还有写作。
MD：它排在情人之后。
BP：我们应该抽出两分钟来谈谈……
MD：对，还有写作，当然了。扬对我说是写作的原因。
BP：写作，是的，当然了！写作令作者生出皱纹。是吗？
MD：是的……（微笑）还有读者也是！（笑）
BP：（笑）去年，您的朋友扬·安德烈亚出版了一本直接以《玛·杜》命名的书。这本书很可怕……
MD：我觉得很好。
BP：那就很好吧，他在书里讲述了您的……一开始是您用烈酒自杀，然后是您的戒酒治疗，治疗的过程非常可怕。可问题是：为什么您，玛格丽特·杜拉斯，您要用烈酒和红酒自杀？为什么？
MD：因为我是一个酒鬼！这是事实！
BP：好吧，可您为什么酗酒？为什么？
MD：因为我认识几个带我喝酒的人。就是这样开始的。我每晚和他们一起出去。
BP：然后逐渐变成了酒鬼？
MD：是的！不过我现在是不喝酒的酒鬼。刚才我本想喝一杯威士忌，我忍住了。
BP：您现在一滴酒也不能喝？
MD：是的。医生怎么说的：“连一根朗姆酒味棒棒糖也不行。”
BP：一根朗姆酒味棒棒糖也不行。好吧，另外，您写过一本书叫《毁灭，她说》，我猜想：难道您在某一刻，出于我不知道的原因，或许跟文学有关，因为您的书卖得不好，又或者写作不顺畅，没有想过自我毁灭？
MD：要知道，喝酒是因为上帝不存在。他被酒精取代了。可以说，不再有烦恼了。确实是……曾经有某种……我知道是什么但我讲不出来。它让我开始一个人在家喝酒。从你独自在家喝酒的那一刻起……你就完蛋了。我的酒瘾复发了三次。
BP：于是有了这次戒酒治疗——太可怕了，您所承受的治疗，令人感到恐惧。此外您还说过一句我认为绝妙的话：“我刚刚经历的，简直骇人听闻，就好像把炸药放入体内却永远不会引爆。”这是您对扬·安德烈亚说的。
MD：是的。不过这本书也很好玩啊！
BP：不。
MD：啊！
BP：不。不是的。
MD：当我说……我感到一片混沌，我还说北回归线穿过十七区……
BP：当然了，您发酒疯的时候的确有些可笑的事，不过当您因为酒精处于崩溃的边缘，看到周围都是小虫子，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好笑的！
MD：是的，一点也不好笑。
BP：唉，这可不是开玩笑。
MD：很糟。很糟，糟透了。可他还是抓住了某些东西，促使我后来写了这本书。我发现自己的样子就像我妈妈说的：“这个人总是抱怨，永远不会满足……还喜欢想东想西……”看到了吧？比如，我如何在走廊里大喊大叫为了早上喝到咖啡。
BP：您不是一个好对付的病人……
MD：（笑）我看到的自己就是这个样子！这让我感到高兴，我很高兴能够保留这份天性，瞧，就是我的本性。它没有受损。至于我，我已经被毁坏了，可我的天性没有。这一点在书中非常明显。
BP：《情人》明确宣告您回归生活了。
MD：是的……我不能说我已经活过来了。
BP：怎么……
MD：不，当您接受过这样一次治疗，就不可能再回来了。
BP：可我认为是一次新生！在书里面，您差点完蛋了。（他指指那本书。）
MD：（笑）之所以是一次新生，是因为您总是朝前看！
BP：的确，我读完之后对自己说：她的经历令人难以置信。您差点就死了，而且医生一度认为：她最多再撑三天，她必死无疑！
MD：那也不能说我离开那里就是一次新生！还是有东西失去了。我再也不能喝酒了。
BP：是的，可您……
MD：我不能喝酒了。这很严重。
BP：可您恢复了健康！
MD：是的，可我不能喝酒了！
BP：可这让您写出了《情人》！
MD：嗯。
BP：我甚至在心里揣测假如您没有写出《情人》……我发现《情人》中有一股活力……
MD：（笑）在那之前？如果我之前写了这本书？
BP：不，不是的，我猜想它是否和这次……和这次回归有关……
MD：我没有想过，但有这个可能。
BP：您感觉到在《情人》中您的写作有一股活力？
MD：一种幸福。是的，一种写作的幸福。
BP：一种幸福！我在想是否恰恰因为您逃脱了那里的一切，从地狱中归来！听着，您从地狱中归来，可这本书，依然很可怕！
MD：可您不知道，如果您也像现在这个样子，已经很好了，嗯！但一旦开始喝酒。我当时快死了，一天昏迷十五次；但我自己不知道，醒来的时候还会开开玩笑。（微笑）
BP：（微笑）真可怕。您的作品中有几大主题：比如汽车。那些汽车令人惊叹，因为——有《情人》中的莫里斯-莱昂·博莱，而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里也有一个中国男人，总是在汽车旁等待……
MD：是的，他有两辆莱昂·博莱。
BP：《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有一辆德拉奇牌（Delage）的八汽缸敞篷汽车，还有黑色的蓝旗亚（Lancia）……
MD：……《堤坝》里是辆雪铁龙！
BP：是的，一辆雪铁龙。然后还有《副领事》的黑色蓝旗亚……
MD：……是法国大使馆的车。
BP：……是法国大使馆的车，您还记得《印度之歌》的开头，就是“黑色的蓝旗亚飞快地行驶在金德讷戈尔[5]（Chandernagor）公路上”。
MD：对，是这句。
BP：这些黑色的汽车到底是什么，是一种执念？有什么象征意义？
MD：那些黑色汽车，我称为童年的“灵车”，不是吗？是的，它们……首先是财富的外部象征；可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不可企及。对这个家庭，对我母亲、我的哥哥们，都是如此。它还意味着旅行。我们在一些不可思议的情况下开车：车顶篷全掉了，轮胎全磨坏了，我们把香蕉叶填进去，最后……车灯也坏了，这些您都可以读到。汽车就是奢侈品，的的确确象征着财富。那，就是财富。
BP：然后是网球场……这个发现同样令我印象深刻：网球场经常出现在您的……
MD：它就是财富。
BP：它同样是财富。
MD：只有殖民地当局的花园里才有网球场。网球场和接待处。可我都没去过，我当时八岁。
BP：那里进不去吗？
MD：当初是的，可随时随地都能看到网球场。
BP：接下来是叫喊声。在您的书里，那可真能叫喊！……副领事的叫喊成了经典，那是爱的呼喊；女乞丐的叫声回荡在您的每本书中；还有您母亲的叫喊！
MD：女乞丐的叫声，是欢乐的叫声。她叫着，笑着，不停地嚷嚷着，就像在说话……我们可以说一个人喋喋不休，她则是叫嚷不停。
BP：《坐在走廊里的男人》中女人的叫声；您母亲的叫声；叫声此起彼伏……
MD：听着，这些叫声是不同的。
BP：当然，我没说它们是一样的！不过真的很能叫。
MD：是的，我妈妈一直在喊叫。就像摩西（Moïse）在沙漠中那样。他沉浸在上帝的旨意中口不能言。只能喊叫。我母亲则满脑子想着她遭受的不公，叫嚷着这些事情。向虚无叫嚷。
BP：您在生活中会大喊大叫吗？
MD：唔，有时会。可我叫得很响亮！当拍摄时需要安静，大家就让我喊一嗓子。
BP：（笑）
MD：总之我叫喊不是为了……不，我不会故意大喊大叫。
BP：此外还有一个短语，似乎在《情人》中也出现过，就是“被情欲折磨”。一些被情欲折磨的人物。
MD：是的。
BP：……在我看来，它准确地描述了您笔下的人物，他们被情欲折磨。
MD：是的。我用它来形容埃莱娜·拉戈内尔。
BP：对，埃莱娜·拉戈内尔，书中一个人物——您在书里用了四页篇幅来写她，她是一个，总之和您年纪差不多大……
MD：是的，她比我大一岁。
BP：您写到，比方说，这个埃莱娜的乳房，好像昨天才见过一样！
MD：（微笑）是的，她的身体我看得很清楚，那具华美的身体……您也看到了！
BP：是的，我自然看到了！
MD：它令人难以忘怀，看着吧。她的那对乳房，耸起的乳房似乎就要送到手中……是的，这是一种爱恋，一种从未表白的欲望。对，它会折磨人。彻底折磨人。可它只是附加的，只是一种欲望，怎么说呢，是对中国男人的情欲之外的调剂。
BP：您还记得情人的身体？
MD：是的，很清楚。脸庞要模糊得多。我描写那具躯体。和小哥哥的有点像。我了解他的身体胜过我自己的身体。
BP：是这样！
MD：是的。
BP：因为您看他的时间比看自己多。
MD：的确！
BP：好吧。所以，情欲小说家，或者更普遍的说法是情欲作家，可以恰当地概括您吗？
MD：（怀疑地撇嘴。）
BP：您知道，我们当记者的，经常要找一个东西放在报纸标题里。
MD：……作家？
BP：当然可以，但是“作家”不是确指，还是应当有限定词！
MD：可你们不会说“科西嘉作家”，或者“佩里戈尔作家”！……
BP：为什么不呢？
MD：不过我不这样说。
BP：那是，但这就是记者，您很清楚，这是他们的工作。
MD：萨特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
BP：啊，我不知道，这个问题难住我了，不过总会找到的！比如存在主义作家！（笑）
MD：（笑）呃……不，我不是情欲作家。我不要这个称呼！（微笑）
BP：我要重新翻开《情人》，因为我想引用这段话，在57页，是您母亲的原话——您会看到……“她大叫（她大叫！）永远也不要等待什么，无论是哪一个人，哪个国家，无论是什么上帝，统统都不要对他们有所期待。”这也是您的想法？
MD：是的。比如那些期待得到帮助才动笔的人，明白吗？等他们有时间，等周围平静下来，在安静的屋子里……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都是一些借口。他们只需要写，随时随地，哪里都可以写。我要说，那些人不是作家，就是这样。
BP：好是，可是……
MD：我反对的是这个！
BP：不会吧！
MD：就是！
BP：您反对的是这个？！
MD：如果人们什么都不相信，包括他们自己，那么我就要做点什么！如果我对自己说：“噢，我最好到乡下去写《情人》，或者去海边……”我没有专门写作的地方，我带着我的手稿辗转于各地。您看，他们没有要求我写这个故事。从这个意义上我告诉您这些。在这一点上我不会给自己找借口，我不会给自己找借口。我知道如果不动手去写，就不会去写。要知道，您所说的就是这个，不，两者的意思是相通的。
BP：您知道第85页让有些人感到不快，甚至是气愤。您说战争期间您认识了拉蒙·费尔南代斯[6]，他是个通敌分子，于是您写了这样一段话：“有多少通敌合作的人，就会引出多少费尔南代斯。还有我，我在战后第二年参加了法共。这种对应关系是绝对的，确定不移的。一样的怜悯，同样的声援救助，同样是判断上的软弱无力，同样的执著，不妨说，执著于相信个人问题可以通过政治途径得到解决。”
MD：嗯。
BP：您知道您这样写会得罪很多人？
MD：这是我的看法。我只要了解事实就够了。知道发生了哪些事就好了。1933年的审判，苏德合作，割让波兰……这一切都发生了！1936年背叛合作；我只要了解就好。
BP：好吧，可是……
MD：是的，这的确有些冒险。也就是说我处于一种完全恐慌的情绪中。就是这样，“相信个人问题可以通过政治途径得到解决”。我的丈夫被送进集中营，十四名同志被送进集中营，我彻底……我不知道他是否还活着，总之这太可怕了[7]！于是我对自己说——后来戴高乐解除了巴黎的爱国武装，让我震惊不已——我对自己说：我要在党内寻找团结的力量。
BP：好吧，可那些通敌分子……
MD：通敌分子都是一样的。通敌合作会提供一些机会，就像大战后期提供了一个入党的机会。暴力增多，换言之就是纳粹暴力、谋杀和凶杀，给另外一些人带来了新的冒险。我认识的那些人，他们没有走到这一步；可这是一张新的版图，一个新的欧洲，一个新的视角，而当时法国的政治视野却很狭窄。这是一个改变人生方向的机会，仿佛是一种诱导——诱导你迷路。这里面有一种迷失的危险。
BP：可是，玛格丽特·杜拉斯，那些通敌分子……敌人已经在我们的土地上并且……那是出于利益……
MD：可这些通敌分子到底是什么，他们是通敌分子——他们是通敌分子，然后就没有下文了！这些人，他们连一只虫子都没有伤害过！从来没有！我见过一些女人因为爱上德国人而被剃了光头，战争期间发生的这些事同样令我恐惧！
BP：可是也有人成了斯大林主义者……
MD：为什么我要漂白自己然后抹黑布拉西亚克[8]（Brasillach）？布拉西亚克，他做了什么？他当时几岁？他很年轻，我不知道他的年纪有多大。
BP：他的确年轻。不过有人同样在空想中成了共产主义者、斯大林主义者！这同样因为他们相信明天的幸福！
MD：就好像您现在对我说：“我对阿富汗一无所知。我不清楚马尔歇[9]和朱甘[10]的反应。”因为他们在搞笑，您明白吗？在电视上，一脸轻松！谈论着苏联出兵阿富汗。假如您突然对我说：“我不清楚，那天我没看电视。”那我没有什么好说的，我对这些事很了解！不过我和大多数人一样，认为这些事无法避免。一些野蛮的行径，甚至是暴行，都是无法避免的。至于他们对集中营了解多少，我们也不清楚！我们对集中营知之甚少。我们知道多拉[11]的存在，仅此而已。那些大屠杀……
BP：您一直是左派？
MD：我现在什么派别都不是。我是密特朗主义者。
BP：啊。
MD：是的！（微笑）我拥护密特朗本人。
BP：左派女性，不是吗？您说不是？
MD：不是，我什么派别都不是。
BP：可是密特朗主义。为什么，因为密特朗是一个出色的作家……？
MD：因为……（笑）不是的。
BP：那是为什么？
MD：因为他是一个完美的人。他没有任何见不得光的东西；在金钱上也清清白白；并且没有意识形态的倾向。总之，他大大改变了意识形态，从而……这是他的手段。他身上有某种上位者的气质，散发着个人的光辉。我发现他本人像一个高贵的领主。（微笑）有些事他干得很漂亮。一旦最终确定，就再也不会回到老路上。比如死刑的问题。他创造了一个奇迹，他用文化的手段抵御了经济危机！我不大喜欢这个新词“culturisé”，但是最终你会发现：现在人人都在反思这个问题。人们在思考危机。他们不光承受，他们还思考。这就是密特朗。
BP：我还发现在那些知识分子的请愿书下面再也找不到您的名字……
MD：噢！不会的。我还是签名的。
BP：真的吗？……
MD：当然当然，我签了名。不，我做了不少事！我加入了大赦国际[12]。
BP：啊！……
MD：是的。已经很久了。我主要都在外国人的请愿书上签名。
BP：简而言之，您不再相信会唱歌的明天、普世的幸福。
MD：（笑）这些话让人发笑……可是都过去了。共产党成了过去式！您和我提到它是因为它很可笑！可是都过去了。百分之六，这就是结局。
BP：噢不不，我……
有些东西始终存在，那就是法兰西学院。它屹立了几个世纪。您知道法兰西学院中已经有了一个著名的玛格丽特，她是第一位入选的女性——玛格丽特·尤瑟纳尔；那么玛格丽特·杜拉斯，如果一群院士强烈呼吁她加入——她会怎样对待他们的请求？
MD：要知道，我准备好了面对一切！可我不相信，学院……
BP：您“准备好了面对一切”是什么意思？不可能，您还没准备好面对一切……
MD：我可以，瞧，我现在在这儿！
BP：噢，好吧，听着……
MD：我在这儿，参加“猛浪谭”。六个月前，我还觉得我永远不会来到这里！
BP：是的，不过要在合适的时候到来……
MD：然后我见到了您，在这儿，您依然很……（微笑）充满了魅力。
BP：（迷人地笑着。）
MD：是真的，有人这么说过。我想我同意。
BP：您真是太好了！您知道有些院士也很有魅力？
MD：是的……
BP：他们会笼络您！
MD：是的，可我有一个过于混乱的过去，您认为这样一本书能够进入学院吗？
BP：您觉得呢？
MD：“十五岁，这是家庭的耻辱，社会的耻辱……”不，我做得太过火了，我太冒险所以进不了学院。风险太大。酒精也是个问题。
BP：因为您认为有些人不喝酒？
MD：不过至少他们没有公开说……
BP：……那就是您看走眼了！
MD：可他们没有公开说！
BP：（笑）只是他们比您谨慎，仅此而已！
现在还剩最后几分钟，在节目即将结束时——我想回到《情人》之前的玛格丽特·杜拉斯。您在租让地时期是什么样子，是一个怎样的小女孩？因为您生活在充满敌意的大自然中，那里有凯门鳄，有蛇，有各种猫科动物——您当时害怕吗？
MD：（微笑）是的，我那时在丛林里，和小哥哥一起！我一直感到害怕。可这也许正是好玩之处，对吗？我们总是趁午睡的时候溜走——这些我在《堤坝》里写过。我们跑到暹罗湾对面的大山里。永远的暹罗！……（微笑）有时会听到老虎的叫声。我们一直跑到河口；杀几条鳄鱼——好吧，动手的是他！还有一些黑豹。这样一个童年，和你们的截然不同！（笑）
BP：是啊，当然了！您是真的无忧无虑，还是……
MD：我感到害怕。他带着我似乎可以到达世界的尽头，我跟着他，我跟着他去任何地方，从森林一直到山顶的村庄……这些地方的照片我一张也没有。
BP：经历了这一切，我想您在生活中再没有什么好怕的？
MD：我怕过德国人，怕过德国警察；其他就没有了。法国没有什么让我害怕的。如果有的话，可能是一些政治党派。您知道，就是那种在害怕被警察逮捕的恐惧中过了三年……我和现场害怕警察的人说了也是白搭，我想这种感觉别人无法体会。
BP：您到法国的时候几岁？
MD：准确地说我来过两次，最后一次……对，我是在十七岁半到十八岁之间过来的。
BP：您很快安顿下来，很轻松就适应了？
MD：我先是住在哥哥那里，因为我妈妈要求我……
BP：可您是怎么……法国对您来说还是一个全新的国家！
MD：噢我以为自己快无聊死了。因为她的关系。很奇怪，一个十八岁的孩子，对母亲厌烦到这个地步。随后，我有了一些情人。在两年之后，因为我已经过了两年。
BP：一些情人，几个丈夫？
MD：一个。
BP：一个丈夫。是的。留到最后的是那个中国男人，那个情人……
MD：您别白费力气找了，我真的和大家一样。（微笑）
BP：是的。留下的只有那个情人，不仅因为他是第一个，而且他始终是最特别的，最令人惊叹的，最……
MD：他依然闪闪发光。因为爱，或许吧。
BP：以下是这本书的最后几行，写得太精彩了。
MD：最美的是中国。当我写到那个中国新娘的时候，对吗？
BP：不，是结尾，您等着瞧。
MD：噢……
BP：“战后许多年过去了，经历几次结婚，生孩子，离婚，还要写书，这时他带着他的女人来到巴黎。他给她打来电话：是我。她一听那声音，就听出是他。他说：我只想听听你的声音。她说：是我，你好。他是胆怯的，仍然和过去一样，胆小害怕。突然间，他的声音打颤了，听到这颤抖的声音，她猛然在那语音中听出那种中国口音。他知道她已经在写作。他曾经在西贡见到她的母亲，从她那里知道她在写作。后来他把这意思对她讲了。他对她说，和过去一样，他依然爱她，他根本不能停止爱她，他爱她将一直爱到他死。”临终前您躺在床上，是否会有一瞬间想到这个情人，您的第一个爱人？
MD：有可能……（微笑）有可能。
BP：谢谢您，玛格丽特·杜拉斯。
1984年9月28日，贝尔纳·毕沃，“猛浪谭”，2台
【注释】
[1]保罗·科林（Paul Colin，1920— ），法国小说家，1950年凭借小说《野蛮游戏》获得龚古尔文学奖。——译注
[2]阿尔伯特·科恩（Albert Cohen，1895—1981），瑞士小说家，用法语写作，代表作品为《魂断日内瓦》《哦，你们，人类的兄弟们》。——译注
[3]中文版也有译为《文字生涯》。——译注
[4]普雷维尔（Jacques Prévert，1900—1977），法国二十世纪著名诗人，编剧，参与多部电影台词及歌词创作，代表作品为诗集《话语》。——译注
[5]印度西孟加拉邦的一个城镇，加尔各答以北约三十五公里，过去是法属印度的一部分。——译注
[6]拉蒙·费尔南代斯（Ramon Fernandez，1894—1944），法国文学理论家，巴尔扎克研究专家。——译注
[7]参见玛格丽特·杜拉斯，《痛苦》，同前引。
[8]布拉西亚克（Robert Brasillach，1909—1945），法国作家，因鼓吹法西斯主义战后被处决。——译注
[9]马尔歇（Georges Marchais，1920—1997），1972—1994年担任法国共产党领袖，曾经参选法国总统。——译注
[10]朱甘（Pierre Juquin，1930— ），法国政治家，法国共产党成员。——译注
[11]多拉（Dora）是巴黎二战期间失踪的一位犹太少女，最后很可能葬身在纳粹集中营。——译注
[12]也称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1961年5月28日在伦敦成立。其宗旨是动员公众舆论，促使国际机构保障人权宣言中提出的言论和宗教自由，致力于为释放由于信仰而被监禁的人以及给他们的家庭发放救济等方面的工作。——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