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永不枯竭的平庸

《印度之歌》的作者正在把她的剧本《萨瓦纳湾》搬上舞台。以此为契机，她在《晨报》的独家专访中，谈到了戏剧、电影、玛德莱娜·雷诺和布勒·欧吉、拉辛、皮雅芙……

玛格丽特·杜拉斯主宰着当代戏剧，虽然是事实，但这样说未免有些“粗暴”，不够聪明。更准确的说法是她的影子无处不在。无论上演的是否是她的作品，她都在每一位编剧、演员、戏剧工作者的脑海中。今天，她迈出了新的一步。她要亲自执导《萨瓦纳湾》在圆点剧院的演出。和她一起工作的演员有玛德莱娜·雷诺和布勒·欧吉，负责布景和服装的分别是罗伯托·普拉特（Roberto Plate）和伊夫·圣洛朗^[1]。

借此机会——也是《阿嘉塔》（Agatha）在埃萨伊翁剧院^[2]首演之际——她接受了《晨报》的访问，这是她唯一授权给纸媒的访问。时间是9月19日周一，地点是剧院对面的咖啡馆，访问于两次排练间隙进行。

《晨报》：玛格丽特·杜拉斯，您亲自导演《萨瓦纳湾》这出戏。此前，您的剧本都由戏剧业内人士执导，他们与您合作得很好：只要看看克洛德·雷吉和让-克洛德·阿米尔就知道了。为什么您要把这出戏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MD：我想这是巴罗夫妇坚持的结果。我找雷吉谈过。他手头有另一档事，一部彼得·汉德克^[3]的戏。我们聊过。他对我说：“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找导演，你完全可以自己来。”于是就成了现在这样，当时似乎觉得没有讨论的必要。

《晨报》：对您来说，导戏是什么？我想比起导电影，导戏对您似乎更难，或许也更神秘。

MD：更激进，更危险。比导电影危险得多。究其根源，到剧院看戏和到影院看电影的心情是截然不同的。在这里，舞台和观众之间有一种冲突，影院里是没有的。就像我不久前跟您说起过，电影是工业产品，不受突发事件的干扰，在沙漠里放映和在香榭丽舍大街上放映效果是一样的。在剧院，让您动情或不快的源头就杵在那儿，杵在您面前，活生生的。他们与您建立了一种联系，这种联系不可避免，循环往复，仿佛已经穿透并跳出到剧本以外，是一种直接的交流，不绕圈子，有可能非常可怕。

《晨报》：我想知道《萨瓦纳湾》的排练情形是怎样的。您是一步步摸索，还是给明确的指导？技术手段显然对戏剧没那么重要，您会在意它吗，还是一点也不？

MD：技术方面要困难得多。在影院里，这根本不是问题。可在剧场，你只有一个景深，一个背景，一个镜头：人的眼睛。我让两个人物在四十到八十平米的空间里活动一个半小时。我只有一个取景的视角。我跟您说，这事可说不准。我可能会把一切搞砸，变成一场空。因为，想要避免戏剧中的套路，真的非常难。

《晨报》：这几次排练……我知道你们先在公寓里做了剧本朗读……

MD：我们只在玛德莱娜·雷诺家里读过一次。之后她接受了腿部手术，您知道，手术成功极了。随后，我们立即投入舞台排练。我拍电影时多用远景。在这里也一样。尤其是第三幕，我改变了演员说话的朝向。整部剧不再依靠两个女人“之间”的对话来推进，而是常常“面向”观众诉说。因为，《萨瓦纳湾》里没有人物。它是把文本搬上舞台的一次尝试。搬运文本的两名演员可能被当成戏剧中的人物，但她们不是。这两名演员就是玛德莱娜·雷诺和布勒·欧吉。

《晨报》：您是为玛德莱娜·雷诺写的这出戏？

MD：应她的要求，是的。我为她写的。

《晨报》：所以其中一个人物（如果称得上是人物的话）也叫玛德莱娜？

MD：不。不过非常接近。非常接近我们看她演戏时的感受。基于长期合作中我对她的了解，我创作了《萨瓦纳湾》。是的，可以这么说。但在这儿，剧本里的不是玛德莱娜·雷诺。

《晨报》：当您从朗读剧本的公寓转入剧场，是否感觉不适？剧场这个地方您还习惯吗？

MD：这里不是我熟悉的地方。在今天排练的这出戏和《阿嘉塔》之前，我没有导过一部戏。我的剧本，都是别人改编或者要求我改编的小说，或者是一些可供演出的中篇小说。但我从来没有直接参与舞台工作。除了十五年前的《音乐》，那还是为英国广播公司写的。是的，我不认为公寓是演戏的场所，是倾听话语的地方。剧场意味着大厅的空间，意味着危险，意味着演员与观众同时在场的风险。

《晨报》：您觉得您是在指导演员还是根本是另一回事？

MD：就这出戏而言，我觉得我在指导。

《晨报》：那么，在别的戏里，您没有这种感觉？

MD：对，不完全是这种感觉。拍电影时，我试着让演员进入文本，体会角色的所思所想。戏剧演员有着某种极为普遍的投入表演的方式。一种开场白。但仅限于此。它不同于对舞台的积极调度，对细节的孜孜追求，因为我完全无法容忍我听到的文本是别的样子。

《晨报》：可见您在指导。是强制的吗？对于习惯了调动自己内心情绪的玛德莱娜和布勒来说，大概不会轻松吧？

MD：是的。换谁都不会轻松。不过还好，还好。

《晨报》：您今天显得相当平静。可您肯定也有……“怕得要死”的时候吧？

MD：没有。我一点也不怕。即便演出失败了。我只害怕一件事，这和第一天的感觉有点像。那就是推出一个文本。出版一本新书。

《晨报》：彩排那天晚上您打算怎么过？编剧和导演们通常会兴奋地待在对面的咖啡馆？

MD：我不想受这份罪。有人会替我去的。大幕落下，和我就没什么关系了。顶多再有两三天。都结束了。剩下的就交给玛德莱娜·雷诺和布勒·欧吉，按照她们所理解的去演……排戏的过程很漫长：我有一个月时间，我想这属于正常情况。预计是8月22日到9月22日。让-路易·巴罗后来多给了我们五天。

《晨报》：想想会觉得时间很长。实际上却不是。

MD：实际上也很漫长。虽然时间久，还是有让人高兴的事，就是排练的时间很规律。好像去上班一样。我没有这种习惯。

《晨报》：这让您把写作搁置了？

MD：是的，我甚至要说排戏是件体力活儿。和写作比起来，它就是项运动。

《晨报》：拍电影也是运动，去坐班？

MD：不，拍电影意味着四处奔走，移动，很多的耐心。而对抗文本，对抗舞台，对抗空间、空间的占据、演员的反应，这都属于戏剧。我不觉得累。我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可能我还需要加把劲儿。

《晨报》：我们还没有谈过舞台灯光。这方面您有兴趣吗？

MD：我对此一窍不通。我完全相信热纳维耶芙·苏比鲁可以打造出理想的灯光。我找不到插手的理由。她读过几遍剧本，也听了现场排练，她比我更清楚每个地方需要什么。回到演员的话题，我也认为唯有戏剧演员，直面冲突的演员，才是真正的演员。我觉得演员投身电影是一种不幸，表演起来也会十分沮丧。的确，人人都能说一句电影台词，即便只是随口一提，也许正是随口才应该说出来。不过，就这么一说的时候，我在当代电影演员身上又发现了新的不幸。讲得透彻一点，我认为在戏剧中，首要的呈现，我的意思是无可比拟的呈现，只有一次，就是剧本被发现那天，第一次朗读它那天。接着回忆开始发挥作用，必须战胜它，忘记它，才能说出、辨别哪部分回忆推动了台词，哪部分从来没有。应当坚持的正是在这种矛盾中创作。对我来说，电影演员是记者，戏剧演员则是作家。后两者的共同点可以是：我上面说过的对这种矛盾冲突的激情。

《晨报》：就《萨瓦纳湾》而言，您无须挑选演员，她们俩是现成的。

MD：她们共同出演了我的两部戏。《成天上树的日子》和《伊甸影院》，后者是我比较偏爱的作品。这回，将是第三次合作。她们两人极为默契，身上都有真正狂野的一面。说到漂亮，我要说玛德莱娜来自森林，布勒来自草原。我想她们从不听导演的话。导演尤其要帮她们打发排练的时间，还要给她们，是的，当然了，一些有关肢体动作的有用意见。我彻底放弃了理论说明。她们从来不听，而且自有道理。我知道我的任务一结束，她们就会按自己的想法行事，按她们的想法。即便那是另一个《萨瓦纳湾》，这点我已经想到了，它也仍然是《萨瓦纳湾》。不过我觉得有那么几晚，天知道为什么，她们的《萨瓦纳湾》会与我在写书时和聆听台词时看到的那个非常接近。

《晨报》：您的剧本中有种种不确定。在《萨瓦纳湾》里，您说不能肯定玛德莱娜是年轻女子的母亲，您只是“支持这一说法”。难道把它搬上舞台时不该确定一下吗？

MD：戏剧业内人士会这么认为。我不会，我不是反对他们，而是反对那种仍然笼罩戏剧界的诚惶诚恐的从众心理。我不确定《英国情人》里的克莱尔·拉纳是否真的杀死了玛丽-泰蕾丝·布斯凯。相反，我肯定人们不是为了想知道这个才来看戏的。我肯定（就像普朗雄一样，有人对我说）元老院给提图斯^[4]下令让他把贝蕾妮丝送走时他对她的爱就不再是出于欲望了。

《晨报》：没有这些通常标明的指示，演员们表演起来不会觉得很难吗？

MD：也许会吧。一开始她们也要求有明确的指示。我说这取决于她们。是对是错由她们决定，由她们的表现决定。跟我没有关系了……

《晨报》：现在，您认为玛德莱娜是年轻女子的母亲吗？还是您根本不会问这样的问题？

MD：我认为这出戏没有人物。我提出了几点建议。我的角色不是像警察那样去查证玛德莱娜是否是年轻女子的母亲。我在这儿是为了说明爱情是什么。萨瓦纳湾的那个年轻女子，名字也叫萨瓦纳——这里一切都是萨瓦纳，城市和人都是——她死于爱情。我们知道她在夏天、在温热海水的某处遇见了她的情人，那片海可能是地中海，知道她当时十六岁，知道她在一年后于分娩当天自杀。

大概没有比描写爱情更难的了。为什么这么难？因为爱情，是所有作品间的流通货币，文化的、音乐的、绘画的、小说的、哲学的，一切一切。没有比它更开放的了，它是永不枯竭、无穷无尽的庸常。我想，直到最后一口气，人类都需要它，需要爱情故事的滋养。正是在这儿，在最广大的平庸之中，它实现了最高的平等，在走向死亡和沉默的路上无限趋近了平等。

爱情只能从远处、从外部去认识，去观照。一旦开始，它就失去了言说的能力，变得封闭和难以捉摸。只留下恋人们永远超凡的样子——让人想透过表面触及他们的内心。这也是我想要触及的。在《萨瓦纳湾》里，那个孩子从未开口，母亲和女儿也从未代替她讲话。她们述说着，在舞台上一一道出故事发生的地点，即海中央那块白色的礁石，夏天，深邃的海、沉重的海、蔚蓝的海，海水的蓝、礁石的白、那孩子的黑色泳衣，她瘦小的身形和微笑，初次的微笑，她怎样被拉出水面，一条小小的鳗鱼……还有他怎样拥抱她，她怎样望着他。

《晨报》：可玛德莱娜提到的《暹罗游记》（Voyage au Siam）又是什么？

MD：《暹罗游记》，是一部从未被写出来的剧本。

《晨报》：为什么是暹罗？

MD：因为它对着抵挡太平洋堤坝的种植园，就在大山后面。没有路过去。它在那儿，却难以接近。我从没去过暹罗。这算不上真正的剧本。可能只是一个题目。

《晨报》：这也是一出关于舞台的戏，因为有很多内容与舞台有关。您写道：“几乎没有东西是真正演得出来的。”

MD：是这样的。戏不是演出来的。拉辛，演不出来，也没法演。应当完全听从语言的指挥。语言所到之处还有什么可演的？正是在面对观众时拉辛如此表白：“请听我说，看看我吧，看看我是多么痛苦，看看我承受了什么，看看我要怎样告诉她，我爱她，怎样对她说她令我痛苦。”这番话，没有特定的对象。这里的音步划分乃是陷阱：别以为强调它就是在遵循它。它一直在那儿，就像黑暗本身，像管弦乐队里提琴的背板。好像是某种限制，其实是句子固有的。用诗的形式表达爱就是向空洞的对象诉说。然而肢体在这里却是压倒性的存在；拉辛的作品里肢体占了上风，困在语句中，什么也没表达。

《晨报》：至少在发表的文本里，您用了皮雅芙的歌曲《情话》（Les Mots d'amour）。

MD：是的，我保留了这首歌。

《晨报》：您不觉得歌里有股力量会令人感到不安，而且再怎么说年代也太近了，不如老一点的歌有陌生感？

MD：我尽量让它融入剧本。的确，就像大家说的那样，这首歌是流淌在民众血液里的。年代太近了，这也是事实。它有几种融入的方式。既可以表达玛德莱娜对死去女儿的爱，也道出了观众对玛德莱娜·雷诺的爱。

人们对皮雅芙的引用有时令我气恼。您知道，就是“流行”这个词。皮雅芙这个人很出格，我一直这么觉得。非常无礼。但她达到了不可思议的高度，获得了足以标榜自己的崇高地位。这首歌的主题，近年来，有了存在主义的意味，比实际晚了二十五年。人们在歌里哀叹生命，哀叹自身的无意义，哀叹上帝。

而她，皮雅芙，她从不哀叹，您注意到了吗？她唱歌的样子就是一个人想唱歌时的样子，直截了当。唱的什么？老一套，没完没了、唱滥的曲子。皮雅芙的歌永远离不开眼泪、幸福、爱情。她不讲规矩，没有羞耻心。羞耻心使某些人回避或隐瞒了他们的成就，尤其是作家，和歌手。皮雅芙不是这种人。并非她已经超越了这一层，而是她不懂人性的局限。

《晨报》：所以，把这首歌放进戏里没什么问题？况且两名演员还要演唱它。

MD：是的。玛德莱娜只需念出歌词。我们对她做的是记忆力的训练。让她数数，背诵一些东西，就这样让她保持活力。是的，我很喜欢把这个和我写的内容混在一起。

《晨报》：《萨瓦纳湾》，是一出两个女人的戏。这在您的作品中并不常见。通常是一个女人与一个男人。

MD：是的，她们讲述了一段爱情。

《晨报》：不过，这也算是一次别开生面的文学冒险？

MD：的确是一次不同以往的冒险，但不是刚才提到的原因。这是我第一次给某个人写一出戏。给玛德莱娜·雷诺。您会看到的。我想您从来没有见过她这个样子。她真的变了一个人。我不记得曾经看过她这样。即便是在我的戏里。

《晨报》：那给一个演员写戏……

MD：给某个人写……很自然，就写出来了。正是看了玛德莱娜在角色中的表现我才接受了她现在的样子。

《晨报》：最后一个问题。您的另一出戏《阿嘉塔》在埃萨伊翁剧院上演，导演是皮埃尔·塔巴尔^[5]。您会去那边瞧一眼吗？

MD：是的，会去……

《晨报》：我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您不大看自己写的戏。

MD：是的。都是朋友们叫我去的。去年，我特别喜欢卸货工人剧院上演的《是的，也许》。我很遗憾错过了夜祷剧院的《伊甸影院》。波什-蒙帕纳斯剧院推出的《薇拉·巴克斯泰尔》，我爱极了，我过了很久才去看，因为我那时生病了。巴黎甚至有传言说我死了^[6]！（笑）

1983年9月29日，吉尔·科斯塔（Gilles Costaz）

《大概没有比描写爱情更难的了》，《巴黎晨报》

【注释】

[1]伊夫·圣洛朗（Yves Saint Laurent，1936—2008），世界著名设计大师，法国时尚界的传奇人物。——译注

[2]1983年9月20日的首演，由皮埃尔·塔巴尔负责导演及布景。

[3]彼得·汉德克（Peter Handke，1942— ），奥地利著名小说家，剧作家，当代德语文学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代表作品为《守门员的焦虑》《卡斯帕》。——译注

[4]《贝蕾妮丝》为拉辛的一出悲剧，讲述了罗马国王提图斯爱上貌美的犹太公主贝蕾妮丝后遭到众臣和民众反对被迫将其送走的故事。——译注

[5]皮埃尔·塔巴尔（Pierre Tabard，1927—2003），法国演员、导演，代表作品为《空中飞人》《裁决》。——译注

[6]1982年10到11月，玛格丽特·杜拉斯曾入院接受戒酒治疗，扬·安德烈亚在《玛·杜》（巴黎，午夜出版社，1983年）一书中记述了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