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之死
玛格丽特·杜拉斯十月发表了一部剧作:《萨瓦纳湾》(Savannah Bay)。一月初她又推出了《死亡的疾病》(La Maladie de la mort)应《解放报》的邀请,她与出演《大西洋人》(L'Homme atlantique)的扬·安德烈亚(以下简称YA)一起谈论她的书、写作、政治……和她自己。
YA:萨瓦纳湾,它在哪儿?
MD:在佛罗里达。我把它移了位置,移到玛德莱娜所在的地方。就像沙湾拿吉是一个被流浪与饥饿所定格了的地方,在我看来,每一个东亚女乞丐都来自那里,萨瓦纳湾在这里则是变动不居的。结尾我把它放到了暹罗。暹罗常常回到我的作品中。在堤坝的水田对面,群山和丛林的另一边,就是暹罗。这个词让我着迷。我想我永远都没有机会到暹罗去。但是这个词在那儿——触手可及,闪闪发光。
YA:您就是在那儿一边等待一边抽三五牌香烟?
MD:不在我母亲面前抽,她会打我的。她觉得只有男人和在街上混的女人才抽烟。
YA:这部剧是为两位女演员而写的吗?
MD:是的,为玛德莱娜·雷诺[1]和布勒·欧吉[2](Bulle Ogier)。剧中玛德莱娜再也分不清她的生活和她所演的戏,分不清广袤无垠的当下。玛德莱娜,就是戏剧。她可以取名叫萨瓦纳。戏剧,就是当下。
YA:如何去称呼这种广度?
MD:我们不去称呼它,我们只知道它属于戏剧,永远都不属于电影。
YA:您说:情话关乎每一段回忆。
MD:是的,不管是说不出口的回忆,还是那些被认为纯真的回忆。人人都经历过爱情故事。无论是虚构还是真实的。这点众所周知。
YA:一首歌的时间可以发生一段爱情。
MD:不,还需要更多,要有一个渺茫的机会,与一个人相爱。剧本原来叫:《我能如此爱你真是疯狂》(C'est fou c'que j'peux t'aimer)。
YA:安娜-玛丽·斯特雷特在季风季节死于恒河三角洲。《萨瓦纳湾》里缺席的少女消失在温热的海水中。她们俩都是十八岁。
MD:是的。玛德莱娜执意想死。少妇用皮雅芙的歌声唤醒她,逼迫她重复歌词。皮雅芙的歌声是抵抗死亡的练声曲。唤醒的回忆也来扰乱死亡,阻止它行动,它们纷纷扰扰,处于一种终极的无序状态,可这些都无济于事。我们通读了剧本。玛德莱娜说:我不知道我演的是什么,反正我演了。玛德莱娜和布勒天生有着同样迷茫、同样自然的表情,太神奇了。
隐去的几幕
YA:您最新的文本,《死亡的疾病》,它是什么?
MD:《死亡的疾病》对应的是如果您一旦读过这个题目的书——它不存在——就会留在您记忆中的东西,它是一本很老的书,久久地讲着故事。那本书的痕迹独自在您的身上沉淀,永远都不会是这本书。同样,《大西洋人》不仅仅是一部电影。它是隐去的一幕被搬上了银幕。我指给您看,我只跟您一个人说话。只有您的形象和黑色的胶带。在《大西洋人》完成一年后,我认为电影黑色的部分也代表了您的形象的缺席,因此也是您的缺席。这里电影把一切都汇聚向我,整个灰飞烟灭的世界都属于我一个人。这里,您成了无法想象的。是我,我在说这些。我替您讲述留给我的世界,在您走后。这个我在电影中的擅入,就是被我称为隐去的幕后戏。那正是您一生中最生动的时刻。
YA:您的所有文章都有骇人的分量。
MD:(笑)近段时间,它们都很短,是的。我们在那里就像在一个监狱的环境中,几乎无法呼吸,一切都能被看到,一切都能被听到。我花了两个月时间写《死亡的疾病》。很大的工作就是为了让文本变得骨感,减到不可能再减。书应该被一次性读完,一刻不间断地读完,完整地传到读者那里没有一丝遗漏,或许还因为看上去太短让读者伤心。
YA:每一次您下笔,都是第一本书。
MD:是的,不可避免地。每本新书都让过去所有的作品退却,把作者和他的其他作品拉开距离。作者越来越孤立,而他的书一本本写出来,离读者越来越近。每一本书都是作者对自己的一次谋杀。当一个文本被拿去——是的——出版,在世的作者就沾染上了死亡。作者之死是渐近的,或者它也可以是突发的。人们误解了马丁·伊登[3]之死。他不是死于社会对他的排斥,他猝死是因为所有的书一次性被出版了出来。马丁·伊登的自杀不过是让一种几乎已经完成的死变得更加完美。等到我死的时候,我几乎没什么可死的,因为定义我的本质的东西已经离我而去。要死去的只是躯体。面对死亡的作家的境遇是一种实用的境遇。有人跟我谈到几部《奥蕾莉娅》:你拍的每部电影都杀死了前一部,每本书也一样。我说:不然怎么办?否则我们写什么,拍什么?否则写作是什么?是运动?一个作家要么在每一行都付出一点生命,要么他就别写。
YA:穆齐尔[4]在他的日记中写到:“写作不是一项活动,而是一种状态。”
MD:是这样。有阵子我以为我年轻时候的状态就是政治。就好像存在一种非政治的写作。维持苏联活着的,是那一小撮知识分子:一万名作家和他们的读者。全世界也一样。
……
凡尔赛的玫瑰何时凋零
YA:正统的批评几乎不再谈论您的书了。
MD:我认为这是对的。在一个作家的一生中会有这样的时候到来,批评界放弃了它要扮演的角色,我想说他们不再追随我们,即便有话要说也不知道怎么说,他们不再有用。批评的角色还在于:让作家回到自身。这样很好。让人如释重负。听着,对我的最近几篇评论,一篇关于《爱》,由P.-H.西蒙撰写,是抨击,另一篇写《劳儿之劫》,由皮亚提埃执笔,也是抨击[5]。此后便是沉默。应当学会跳出批评的视野,在这种不必要的监督之外生活。应该只相信自己并写作。皮亚捷会拒绝出版《劳儿之劫》,P.-H.西蒙会拒绝《爱》。波罗·德尔贝什(Poirot-Delpech)会哪本都不看。如果只有这三个人,我的书将不会被出版。文学批评常常是滞后的。皮亚提埃还处在蒸汽机时代,P.-H.西蒙是孔布[6]法时代,波罗·德尔贝什是人类集体忧郁的时代[7]。当作家们受到评论界吹捧,这常常意味着他们仍处在世界的另一面。
YA:最后一个问题,写作前您有什么仪式吗?
MD:我常常会喝一杯起泡的阿斯普罗[8](Aspro)。以前我喝一杯葡萄酒。再以前我喝一杯威士忌抽一支香烟;再以前,还要以前,我抽一支香烟,我离开餐桌,我去洗碗。不管什么时候,我都会把床整理好。摊着一张乱糟糟的床而写作,那是不可能的。转过身,看到没有整理好的床,那真是再没有任何指望了。
YA:那是早晨的绝望?
MD:也许吧,尤其是当一丝风都没有的时候,当雾气弥漫在公园里,当凡尔赛的玫瑰花在它们的香气中凋零死去。您明白吗?
YA:我明白。
1983年1月4日,迪迪耶·艾利邦,《我能如此爱你真是疯狂》,《解放报》
【注释】
[1]玛德莱娜·雷诺(Madeleine Renaud,1900—1994),法国电影和戏剧演员。1947年,她和她丈夫一起建立了雷诺-巴罗剧团。她在《成天上树的日子》《伊甸影院》等杜拉斯的戏剧和电影中成功地扮演了“母亲”的角色。——译注
[2]布勒·欧吉(Bulle Ogier,1939— )法国女演员。在杜拉斯多部电影中扮演角色。——译注
[3]马丁·伊登(Martin Eden),美国作家杰克·伦敦创作的半自传体小说《马丁·伊登》中的主人公,小说讲述了水手马丁·伊登渴望成为大作家,他顶住人们的嘲笑,忍受被爱人抛弃的痛苦,经过奋斗终于获得成功,成名后的马丁·伊登发现一切都是虚幻的,最终自杀了却生命。——译注
[4]穆齐尔(Robert von Musil,1880—1942),奥地利作家,被认为是两次大战之间最伟大的德语作家之一。《没有个性的人》(1930—1943)是他未完成的三卷代表作,讲述维也纳战前的生活,反映了现实的不确定性。——译注
[5]杜拉斯谈到对自己伤害最深的负面评论时多次引用这篇文章。参看雅克琳娜·皮亚捷《马里安巴时期的玛格丽特·杜拉斯》,《世界报》,1964年4月25日,收入《资料夹:〈劳儿之劫〉与〈副领事〉》,巴黎,10/18,2006,第80页。
[6]孔布(Emile Combes,1835—1921),法国总理。这里的法案指的是他主持通过的1905年12月的政教分离法。——译注
[7]影射一战后“迷惘的一代”,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译注
[8]两名澳大利亚人在1915年发明的一种高级阿司匹林产品,到了1940年,这种药物成为世界上广泛使用治疗头痛的处方,迅速占领国际市场。——译注